《金色筆記》是在高壓下完成的——內心的高壓，它把我帶入了另一個昏暗的領域。有時候，推動小說產生的情感壓力跟小說的主題相去甚遠。每個作家都懂得這一點，但我認為只有少數讀者能夠理解。《第五個孩子》的寫作動力是劇烈的挫折感和憤怒，因為在當時，讓報紙報道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真相是不可能的：整整一代編輯和記者（他們都曾經站在極度邊緣的立場上，但就像常有的情況一樣，他們的立場變成了主流觀點）仍然保留著對蘇聯的溫情脈脈的忠誠，無法對他們熱愛的國家說出一句批評的話——一開始完全做不到，後來有所鬆動，但仍然很困難。這就是《第五個孩子》背後的蒸汽機頭，但你不能說，這部小說是「關於」蘇聯入侵阿富汗的。
《金色筆記》寫作的背後是失落感和變遷感：我被拽到了自己的情感極限，先是被傑克，然後是被克蘭西——更確切地說，是被我自己的情感需要，這種需要跟他們個人其實沒有關係。我已經明白，我有一種對「受傷英雄」和「受苦的男人」的需要，我知道這一切必須停止。與此同時，彼得（我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正在長大。失去，分離……戲劇早已進入了尾聲，該收尾了——劇終。所有這些劇烈的能量都湧入了《金色筆記》：情感的能量比我們想像的要強烈得多……而且，不得不承認，經常被我們稱為「智性」的東西其實是感性的。當一群知識分子擠在一個房間裡爭論意識形態問題時，還有什麼場合比這更加充滿劇烈的情感、激情和毒素？……但我屏住呼吸，滑過了這片危險的區域。
這部小說有一個深思熟慮的框架，其背後是這樣一種想法：將生活分隔成互不往來的部分，這種做法是危險的，只會導致問題。老年，青年；黑人，白人；男人，女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些重要的二分法毀了我們，強迫我們進入不真實的分類，讓我們去尋找把我們隔開的東西，而不是共同之處。就是這種想法決定了《金色筆記》的形式或模式。但情感比思想更強大。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認為《金色筆記》是一部失敗的作品，在我看來，就我的意圖而言，它失敗了。因為我們的思維越來越像計算機一樣，把每一樣東西——人、思想、歷史——分門別類地裝進盒子裡，而《金色筆記》對這種趨勢有絲毫的扭轉嗎？沒有。但我憑什麼會有這麼傲慢的期待？然而我當時處在發現的興奮中，被眼前的啟示牢牢地抓住了。直到那時，我才看清楚實情：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頭腦像分類機器一樣工作，我感到驚恐和厭惡。
現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的人把《金色筆記》描述為「女權運動的《聖經》」，但當時，它並沒有立刻獲得這種殊榮。在英國和美國，所有的書評，無論是女人寫的，還是男人寫的，都尖酸刻薄，帶著怨恨和敵意。後來，一位研究者來見我時說，《金色筆記》一開始獲得的評價居然那麼差，讓她大吃一驚。她問我：你注意到了嗎？我確實注意到了，很稀奇吧。那些評論讓我又震驚又沮喪，從那以後，我再也不讓這種狀態發生了。首先，在那以前我一直很幸運：我寫的東西總的來說博得了讚賞，要麼就是，實際發生的事件證明了我寫的東西是對的。我最早的作品寫的是南非的境況，有人批評它們對白人「不公平」，但那個時期已經過去了。關於《金色筆記》的評論中有一種聲調，表明這部作品觸動了人們的某根神經。
當你看出或聽出這種聲調時，你就會知道，評論者的評論已經不是在講這本書，而是在講他/她自己。當評論者帶著一股尖酸的不平寫評論時，她並不這樣寫：「這部小說讓我難受，因為它讓我想起我的母親，我的丈夫，我的孩子」；而是寫道：「這部小說糟透了。」要理解這一點，你必須比當時的我更有經驗。那些評論的激烈程度讓人震驚。我當時還不知道，在任何領域裡，真正出色的永遠只是少數幾個人，其餘的都是二流的，而且無知。甚至沒有一篇評論提到《金色筆記》的獨特結構，而那個時候，批評家們正在抱怨英國的小說過於墨守陳規。他們被小說中的兩性戰爭弄得心神不寧，對其他內容視若無物。我們必須理解這一點：寫評論的人大都是非常感性的人。評論家的作用應該是（真的嗎？）掂量、權衡、思想、考量，但他們往往只會感情用事。
《又來了，愛情》出版時，這一幕重新上演，只是不那麼明顯。評論者認為，《金色筆記》的主題就是女人和男人，對其他內容一概視而不見；同樣，《又來了，愛情》的直接主題——老年人的愛情——讓他們十分意外和震驚，以至於根本沒注意到這本小說有著相當複雜的結構。
當時叫得最凶的一種批評，從那以後變得越來越微弱。這種批評意見認為，小說裡面的男性都讓人不愉快。我當時沒看出這一點。（這種批評後面跟著這樣一句話：「女性作家永遠寫不好男人」。這種陳腐的論調是他們的最後一道防線。）另一種批評意見認為，小說裡面所有的人都讓人很不愉快。聽到這種批評，一個人忍不住要想：這個批評家到底認識哪些超凡脫俗的人，跟我知道的所有人都不一樣。而且他（她）真是自視甚高，跟別人對他（她）的看法大相逕庭。普魯斯特曾經狡猾、詼諧地評論過這一點。他虛構了一篇敘事文章，裡面充滿了溫文爾雅的阿諛之詞，就像社交專欄的編輯寫的文章，只是素材來自龔古爾兄弟[龔古爾兄弟：法國作家。]寫的維都洪[維都洪:法國的一個區。]圈子日記，普魯斯特以蠕蟲的仰視視角對那個圈子進行描寫——就好比《你好》[《你好》雜誌：週刊，在英國出版，多報道明星新聞和生活故事。]雜誌決定去寫《危險關係》[《危險關係》：法文書信體小說，作者是拉克洛。]。
按照普魯斯特的筆法，《金色筆記》也許可以寫成這樣：
我沿著丘奇街漫步，經過摩莉·雅各布斯的房子，二樓窗口坐著的是安娜·伍爾夫，《戰爭前線》的可愛作者。她正朝著房間裡面看，然後笑起來，她一定是在跟誰說話，也許就是摩莉。我不由地泛起一絲對她們兩人的羨妒：一個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新秀，另一個的演藝生涯則因為參演《丘比特之翼》而再度起飛，人們認為這齣戲會長演不衰。送奶工人從小巷子裡出來，來到摩莉門前。摩莉聽到聲音，走到窗口，站在安娜身邊。送奶工人抬起頭來，向兩個姑娘問好。她們構成了一幅迷人的圖畫。摩莉看到我，向我揮手。我做手勢問她，我能不能上去。她對安娜·伍爾夫說了些什麼，安娜·伍爾夫飛快地看了我一眼，認出了我——我們只在劇院的前廳匆匆見過一面。一眨眼的功夫，一塊裹著鑰匙的絲巾落在我站著的人行道上，落在我身邊。迷人的波希米亞作風……我走上樓梯——我注意到，那架豎琴仍然放在樓梯上來的平台上——我走進客廳時，摩莉正在說：「是的，但我不擅長講理論，我只是擔心湯米。」顯然，我打斷了她們關於那個小伙子的前途的討論。我說：「我來只是為了向你們表達我的敬意。」摩莉說：「送奶工人的兒子剛剛得了獎學金，他昨天跑到我樓上來，告訴我這個。」我脫口而出：「摩莉，你應該小心一些，不應該讓隨便什麼人跑到你房子裡來。」我說這話時突然想起，當她還是個在我膝上玩耍的小女孩時，我就一直這樣叮囑她。現在她只是做個鬼臉，聳聳肩。她這個演員可不是白當的。我覺得自己很傻，彷彿做了什麼失禮的事情。街上傳來叫賣的聲音：「新鮮的鄉下草莓。」兩個女人向他招手，示意他別走。摩莉飛奔下樓。我站在安娜身邊，看著樓下的一幕和安娜，安娜微笑著向樓下看。摩莉大聲邀請賣草莓的人，讓他上來跟她們一起吃點他的草莓，但他沒有答應。摩莉跑上樓來，手裡端著一大碗草莓，一看就是上等貨色。摩莉看上去有些放縱。她說她最近剛從意大利回來，現在必須適應英國的階級體系，這對她來說是一次文化衝擊。安娜對摩莉說，她傷害了那個賣草莓的人的感情。當然了，摩莉從來就不知道她毫無顧忌的舉動會給別人帶來多大的衝擊。
我說我不準備吃草莓，我要走了。
「噢，我請你吃草莓了嗎？」摩莉大笑。淘氣鬼！
「反正你也必須得走了，」她說，「因為理查德就要來了。我們一談到湯米的未來，就會吵上一架。但他來之前你一定不要走，好好坐坐吧。」我坐下，眼前的景象完全就是博納爾的畫——兩個漂亮女人身旁放著白色的碗，紅色的草莓上塗著奶油，陽光在黃色的窗欞上閃閃發亮，她們毫不掩飾地貪婪地享受面前的小小盛宴。
我默默想著，無論摩莉·雅各布斯在擔心什麼，一定不是錢。理查德不僅擁有無極高天公司——一個全世界家喻戶曉的名字——還擁有十幾個其他跨國企業。看來只有天空才是他的極限。而他和摩莉，我很高興地說，是好朋友——以現代的、文明的方式。
門鈴響了，摩莉把絲巾裹著的鑰匙扔了下去。她和安娜相視一笑，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而我一向為我揣度心理的敏銳而感到自豪），她這樣說我才明白：「他一直討厭我扔鑰匙下去。他就是這樣一個自高自大的男人。」但她是帶著感情說的，我可以肯定。
我起身準備離開，嘴裡說：「我希望，你們不會等我一轉身就說我是個自高自大的混蛋。」
但此時理查德已經進來了，他草草地向我打了個招呼，我看得出他眼裡只有那兩個女人。我羨慕他可以跟兩個這麼體貼的朋友討論他的問題。他穿著運動裝，摩莉取笑他：「你要去鄉下消遣一整天吧？」
我離開了，坦白地說，我不想走。那是多麼賞心悅目的一幕啊：那種特殊的友誼只能存在於有過親密關係的男人和女人之間，還有漂亮可人的安娜·伍爾夫，文學界對她懷著那麼多期許，唉，還有星期天早晨的氛圍，慵懶，徐緩，迷人。
我沿著丘奇街一路走去，想著下個星期天，我會再次從這裡路過。我會再次從這裡路過，以老友的身份再次拜訪這裡。
選自菲利普·麥克斯伯利·韋斯特本的日記
戲劇評論家，文人，專欄作家
女性讀者一開始當然沒有急不可待地肯定這本書。相反，有些人謹慎地跟它保持著距離，包括我的朋友，理由是：為什麼要把我們的秘密說出來？但在那個時候，女人對男人的批評態度根本算不上秘密。最先肯定這本書的是男人：尼古拉斯·托馬林，埃德溫·繆爾（他就這本書給我寫了封信）。支持它的美國男人有歐文·豪，稍晚一點有休·萊昂那多，再後來是羅伯特·戈特利布。戈特利布成為了我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編輯，後來是我在諾普夫出版社的編輯。
我當時遇到了一個直接的問題：這本書的出版恰好趕上邁克爾·約瑟夫出版社的動盪時期。整個公司根本沒有徵求員工的意見就被賣掉了，儘管上個接手的老闆答應過，員工們在公司轉手問題上有認可和否決權。結果一半編輯辭職了。我的編輯不喜歡《金色筆記》，但他從來沒有這樣說過，是出版社裡的其他人告訴過我的。
然後，英國、美國、斯堪底那維亞半島的女權主義者發現了這本書，它於是成為了「女權運動的《聖經》」。這是一本由冷靜的頭腦精心架構起來的書，人們居然（在我看來）以歇斯底里的狀態閱讀它。我在瑞典遇到一個極端的例子，一個女演員走到我面前，對我說：「整本書我只讀了《藍色筆記》——噢，不，它是屬於我的，跟你毫無關係。」
在德國和法國，這本書被擱置了十年，因為人們覺得它太激進了。當他們鼓足勇氣，終於將它付諸出版時，立刻大獲成功，而且被女權主義者採用。它在法國獲得了梅第奇翻譯小說獎。我在法國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的編輯是彼得·以色列，是個美國人。他告訴我，他第一次讀《金色筆記》時覺得怒不可遏，氣得把書從房間的一頭扔到另一頭，差點砸在他當時的女友身上。但後來他慢慢喜歡上了它，而且也多虧了他，這本書在法國才賣得那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