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自己跟約翰很親近，因為我熟悉他的痛苦——仿佛內心深處的膿腫。我理解突如其來的憂懼的刺痛，它讓你變得煩躁易怒。我跟約翰到喬斯琳·理查德家裡吃過兩三次晚飯。那是在約翰跟瑪麗離婚之後，跟佩內洛普·吉列特結婚之前。那幾次晚餐讓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情婦的領地經常比妻子的領地安全。至少，喬斯琳是惟一一個跟約翰分手後仍然獲得了他的稱贊的女人。托尼·理查德森當時也在。那是“伍德福爾出品”的時代。他們一起拍電影，有很多時間呆在一起。這是兩個易怒、好勝、感情豐富的男人，總是成為聚會的焦點，因為他們釋放出強大的能量。約翰在回憶錄中稱他們的那段交往為“沒有性關系的婚姻”，但我覺得他們像是兩兄弟，而且他們像同胞兄弟一樣，每句說出來、沒說出來的話背後都隱含著漫長、激烈、糾結的共同經歷。但他們認識的時間並不長。
那些友誼是多麼的隨機、短暫、不牢靠。回首往事，我看到我們怎樣被風吹到一起，迅速結成緊密的、相互信任的同志，仿佛是一個大家庭的成員，然後，萬花筒一轉，表面看起來好像什麼原因也沒有，人和人就重新進行了組合。我以前經常在這裡或那裡遇到約翰，遇到他跟佩內洛普在一起，或者和跟吉爾·班尼特在一起。他還喜歡寄一些語義不明的明信片。我收到過幾張，我記得那是在佩內洛普之後、吉爾之前，不過也可能是在吉爾之後，或者他跟最後一個妻子結婚之前。這些明信片向你招手，但同時又把你打回去。比如，一張明信片上印著黯淡的海濱街道，街邊是提供“床和早餐”廉租旅館，掛著“空房”或“出租”的牌匾。約翰在背面寫著：“我希望你能在這裡”。他在一張明信片送給你幾個吻，但乍一看，你會以為他畫的是墳墓上的十字架。在另一張明信片，他沒有署名字。或者，只寫著“J”。
然後是“你為什麼還沒給我打電話？”要麼就是長久沉默之後的交談。對所有這些，我都沒有回應。我很喜歡約翰。但如果說世上有一個人需要你付出寬容、需要注意力、需要你持續地保持警覺——因為害怕聽到你說出傷害他的話，那麼這個人就是約翰。而我當時被各種負擔所包圍，讓我根本不可能憧憬好事情的發生。我說過，我的皮膚生來就太薄，而約翰似乎一點防護也沒有。他讓我聯想起一只受虐待的小狗，它勇敢地面對世界，舔你的手，感激你的撫摸，但當一只手過於接近時，它就會急忙躲閃，渾身顫抖，縮成一團，擔心你會打它。我曾經有好幾年夢到約翰。現在看來，那是些有趣的夢。直截了當的性夢算不上有趣——等你醒過來，你會想：噢，又是這樣的夢。但有一種夢很有意思，夢裡的男人感情豐富，友善，閃動著愛欲的輝光，仿佛舊情人的重逢，帶著悵惘、詼諧和魅力。魅力，這是最主要的，夢中的一切風光似乎都在微笑，跟日常生活沒有任何關系。
有兩篇故事是那個時期寫的：《男人之間》，後來改編成一部精彩的電視劇，每集時長半小時，非常有趣，得了一個獎項；另一篇是《體面職業的連帶效益》。
我發現，這些時髦的左派人士，無論我多喜歡他們本人，他們的立場總會激怒我。這裡有種“革命的勢利眼”——你有什麼資格管自己叫……。他們個個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仿佛那是最新潮的衣服，一邊以驚世駭俗為樂。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歷史一無所知，也不願意聽聽那些真正在黨內呆過的人怎麼說。
他們都很浪漫，多愁善感。任何令人傷心的主題都會讓他們熱淚盈眶。當時有一本描寫意大利南部的貧困生活的小說——《埃博利，基督在此止步》，作者是卡爾羅·列維。托尼·理查德森總是把它擺在書桌的醒目位置上。肯·泰南被史懷哲醫生深深打動，當時每個人都被他打動了。我確實說過這樣的話：有人曾經像史懷哲醫生一樣在非洲各地的醫院裡工作過，現在仍然有這樣的人，可是沒有人注意他們。因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標志性人物，一個典范；去敬佩一大群人對我們來說太難了。此時此刻，總有某個謙卑的醫生、護士或者傳教士傳教士在叢林中，在光禿禿、缺少設備的醫院裡年復一年地工作，沒有資金，與世隔絕——沒有任何刺激和興奮可言。但我們需要一個史懷哲來矜誇地摒棄歐洲的舒適享受。我聽說，印度到處都有人在難以忍受的環境中為援助窮人而工作，但我們需要特麗莎修女來讓我們熱淚盈眶。
這件事情也許集中概括了我的要點。一群戲劇精英們（都是左派）去德國跟布萊希特劇團交流。當時柏林牆已經砌了起來。為他們帶隊的是個女人，她小時候逃離德國，她的親戚要麼死了，要麼在希特勒政權下受盡折磨：她的整個生活軌跡都被扭曲了，先是因為希特勒，後是因為斯大林。有那麼一小會兒，他們確實意識到這位職位低微、無足輕重的公關女郎是歐洲悲劇的十足的代表。“你逃走之後再也沒有回過德國嗎？”
“沒有。這是我第一次回來。我沒那麼多錢。”她回答。他們的臉，她說，僵住了。他們吃不消了，她說。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真正的現實，不知道怎樣面對一個真正的受害者、幸存者。事情到此為止了，他們繼續用原來的方式跟她打交道，把她當成有用的雇員。
我跟林賽·安德森打了一次奇怪的交道。我們有一陣沒見面了，他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有急事。他和戴維·斯托裡花了一年時間把《如此運動生涯》改成了電影劇本，但他們改的劇本平淡無味。他問我願不願意讀一遍小說，說說我的想法？我連夜讀完了那本小說，早晨給林賽打電話，告訴他這部作品讓我心潮澎湃。他帶著三個大文件夾來找我——裡面放著三個劇本。他不想讓我寫一個全新的劇本，而是要求我讀三個失敗的劇本，用它們拼一個新的出來。他給了我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很生氣：再沒有比這更不專業的了。如果他事先告訴我，我的工作是把三個廢稿拼成一個，我一開始就會拒絕。我也感到失望，因為那個故事已經深深吸引了我。但沒有誰生林賽的氣會生很久。招人喜歡。這就是林賽。他總是招人喜歡，即便在他年老體衰，變得不講道理之後——他像我們很多人一樣，增長的年齡放大了他的缺點。喜歡林賽是件棘手的事兒，因為他是又一個早年有過深深的、不可挽回的創傷的人。他說，他在私立學校的經歷是他的傷口，他對那段經歷懷著怨恨。雖然他總拿私立學校開玩笑，但玩笑並不能治愈創傷。
我們很少見面，但只要見了面就會起爭執。我發現，在那些時髦的左派人物中間，他是最能激怒我的。我們每提到一個人，他就稱那個人為“叛徒”。背叛了什麼？投靠了誰？沒有人說得出來，林賽當然也說不出來。這只是一個時髦的行話，流行了幾年。有些字眼似乎是專門設計出來阻止人們思考的，“叛徒”是其中之一。另一個詞——“忠誠”——也風行一時，意思是某個人支持跟你一樣的政治目標和行動。還有一個詞是“事業”，它帶著道德的意味，因為只要是“事業”，就一定是好的。“法西斯主義者”直到最近才從淡出人們的語匯，它可以指稱任何人，即便你只是冒出了一點朦朧的右派苗頭。
蘇聯輸出了幾十種術語。有一段時間，愛德華·湯姆森、約翰·薩維爾和我們其他幾個人是“修正主義者”，意思是說我們偏離了黨的路線，試圖改變黨的路線，而黨的路線當然是正確的。他們的另一個術語是“正確”。
《如此運動生涯》[這部電影是英國電影新浪潮的一部分：托尼·理查德森、林賽·安德森、卡雷爾·賴茲參與其中。]拍出來了，我喜歡這部影片，盡管我認為它沒有把身體的驕傲表現得淋漓盡致：年輕工人對自己的體魄的驕傲，他們看到自己正處於生命的巔峰，而前方只是向著黯淡平庸的生活的慢慢衰落。
魯本·席普已經娶了伊萊恩·格蘭德，她是早期加拿大電視台的“魅力女郎”。她就像露西·鮑爾和拉娜·透納，有著渾圓緊致的臀部（或者說屁股），堅挺翹起的乳房，友善的、姐妹般的性感。有一段時間，從加拿大和美國來的年輕女人都是這種體型，然而六十年代風潮一轉，人們開始喜歡另一種身材：健美好斗，散發著對峙的意味。加拿大圈子裡的大部分人都換了伴侶。魯本是個極和善的男人……我的意思是說“他是個‘好’男人嗎”？不。他只是具有一種特質，一種人性。當時代氛圍對某個主題特別寬容時，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對很多人和盤托出。但在這些聽眾那裡，無論是他們的經歷，還是他們運用想象去理解的能力，都使他們無法與你的觀點形成共鳴。然而跟魯本在一起，你可以無話不談，而且他總能理解。我喜歡去魯本那裡的一個原因是他喜歡彼得，他對這個迫切地需要父親的男孩非常和善。
魯本生不逢時。他寫了些電影劇本，拍成了電影，其中一部由諾曼·威茲德姆出演。但魯本的天賦在於創作憤怒的諷刺劇，就像《調查員》。他生不逢時，六十年代的諷刺劇的革命那時還沒到來。他最終死於飲酒過度，但我不知道他酗酒是不是因為對自己的作品感到失望。
彼得去了寄宿學校之後，魯本和伊萊恩就放開手腳實施把我嫁出去的計劃。我走進他們在切爾西的住所，有時會發現一個男客人惴惴不安地等在那裡。單身的女人經常會遇到這樣的男客人——但現在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頻繁了。單身女人甚至會讓她的好朋友們感到緊張。他們總是試圖把我匹配給來訪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我總是盡量在第一時間低聲對他說：“放輕松——我不想結婚。”然後我們就像兩個向大人隱瞞秘密的孩子那樣相視而笑。“你們在笑什麼？”而我們兩個人故意並排坐著，像是犯了錯，但其實是在暗自得意。
我始終記得他們為我介紹的一個男人，原因即便在當時看來也足以讓人不安。他是個鰥夫，帶著個很小的女兒，大約兩三歲。他向我描述他和女兒睡在同一張床上，確保女兒熟悉他的身體，他鼓勵她探究他的私處，甚至讓她玩弄它們。“這樣一來，她永遠都不會嫉妒男性有陰莖。”他這樣告訴我。他對自己采取的抵制蒙昧的做法很自豪。我提醒他，這種做法也許會產生一些不可預見的後果，比如說，他女兒也許會再也離不開他，沒有辦法愛上別人。他對我感到失望，認為我缺乏真正的洞見。他身材高大，毛發濃密，神色哀傷，注重言辭和思考，深受弗洛伊德理論的桎梏。我們極不般配，我們私下達成的“不必擔心對方想跟你結婚”的協議格外有效力。
還有一位年輕的鰥夫。他妻子突然死了，大家都覺得他應該盡快再婚。這種想法很不明智，因為他被憂傷壓垮了，而且仍然沒有從突如其來的噩耗中恢復過來。我愛上了他。雖然陷得不深，但也足以讓我喪失理智。我居然搬到他在切爾西的房子裡，跟他住在一起。那是一座小巧玲瓏的漂亮房子，裡面有只美麗的紅色小獵犬，它非常想念自己的女主人，壁櫥裡塞滿了那個死去的女人的衣服。我再次被水下的一股逆流拖著走，這是跟克蘭西分手後的無意志拖拽狀態的延續。它其實也是尾聲：被動狀態的尾聲。
他在《每日快報》工作，因為他我突然掉進了一個跟我自己的世界相去甚遠的地方，仿佛走在一部小說裡。他的朋友們都去看賽馬，押注，都有他們最喜歡的酒館，而且都是右翼人士。在報社裡，他是個大有前途的年輕人，得到上級的垂顧，大老板對他尤其青睞有加。比弗布魯克[出版家]如果喜歡他的一篇文章，就會讓跑腿的送來一百英鎊。這種貴族式的慷慨氣派讓我莞爾，但這位雄心勃勃的學徒卻熱衷於此。他也為格拉納達電視台的伯恩斯坦工作，但我不記得他為什麼要做這份工作了，也不記得他做的是什麼工作。他喜歡這種身份：有權有勢的人最寵愛的男孩。
一天夜裡，大約凌晨三點，電話響了，是伯恩斯坦打來的。格拉納達電台的員工們明天要罷工，伯恩斯坦怒火中燒，但他的最主要的情緒是難以置信。“他們怎麼能這樣對待我？”他在電話裡不斷地質問，“他們難道不愛我嗎？”他們難道不愛我嗎？——暴君永遠的呼告。我聽到我的臨時愛人說：“愛，他們當然崇拜您，我們都崇拜您。”但這句話不符合人們當時對伯恩斯坦的看法，但女人們在歷史方面往往鼠目寸光。伯恩斯坦也是一個不該被忘記的人。他立志提高電視節目的水准，他做到了。現在的電視巨頭沒有一個像當年的格拉納達電台那樣樂於冒險、勇敢無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