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談話很快聚焦到一個詞上。他說核武器技術已經發展了，可以把打擊目標精確到十萬人，他把這叫做「貓咪彈」。他不斷地使用這個詞，貓咪彈。我非常震驚，我說，任何一個人如果能用「貓咪」這個詞來形容這種戰爭武器，都說明他缺乏道德感受力和道德敏感，它幾乎概括了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切問題。他說我太多愁善感，不現實，對現實政治一無所知。我們沒有爭論，因為要想跟什麼人爭論，你們必須要有一些共同之處。我覺得他是一種粗礪、生硬、進攻性的力量，讓人感到恐懼——因為他所代表的東西。而他覺得我是個假虔誠的、畏畏縮縮的白癡，在利用人道主義的語言為共產主義世界服務。這次會面持續了大約一小時，加深了我們對彼此的最糟糕的偏見。
事實上，我欽佩他作出了理解左派的嘗試。美國的其他保守主義者都不曾試著去瞭解自己的敵人——左派。因此基辛格的做法是英勇之舉。他當時還沒有達到成功的頂峰，卻有可能失去很多東西。我可以想像，他的舉動會在美國招來什麼樣的新聞標題：「克里姆林宮影響下的基辛格」、「共產主義在腐蝕基辛格」、「共產主義的特洛伊木馬與基辛格」。不，我絕對沒有誇張。當時那些事情在今天看來很瘋狂，怎樣才能把它們原封不動地再現出來？今天，跟那個時代的情形最接近的事情，是來自穆斯林強硬派運動內部的報告，我們在其中看到一種仇恨：對自己不瞭解的事物的陰暗的、無理性的、凶殘的仇恨。這就是美國人當年看待共產主義的目光，無論是共產主義國家中的共產主義，還是非共產主義國家中的共產主義。這也是當時很多歐洲國家（無論是左派，還是非左派）看待美國的目光。狂暴可怕的無理性。
魏蘭·楊送到我這裡來的另一個美國人是威廉·菲利普斯，他在三十年代創辦了《黨派評論》，從那以後一直擔任主編。他對英國新左派懷著一絲悵然的欽佩，認為這場運動也許能成功地創造出一個社會主義的英國。我們成了好朋友，至今仍然如此。有諷刺意味的是，我曾經是個斯大林主義者。而他更是一位托洛茨基主義者，曾在美國跟斯大林主義者做鬥爭。在局外人看來，這場鬥爭就像是兩個拳擊手在一個很小的圍欄中，在強光照射下進行較量。古老的分歧在那時已經無關緊要了——古老的分歧轉眼間就可以變得無關緊要。
從本質上說，《黨派評論》是作為反斯大林主義左派的喉舌而創刊的，它一直在刊登最激烈的政治言論，但從創刊伊始，它就有另外一張面孔。美國一些最優秀、最著名的作家和詩人的處女作都是在《黨派評論》發表的，同時，還有外國作家給他們供稿。這就是我為什麼會看《黨派評論》的原因，我現在也仍然在看。這也是很多英國人看《黨派評論》的原因，有些人是左派，有些人連社會主義者都不是。我每次拿到雜誌，會先掃一眼政治辯論文章——我覺得我應該對它們感興趣——然後去閱讀文學類的內容。
威廉·菲利普斯不苟言笑，博覽群書，喜歡諷刺，他是很典型的美國人，但也得到了歐洲文化的滋養。很多年後，我坦白對他說，我對《黨派評論》中的政治內容從未產生過真正的興趣，我覺得我讓他失望了。但事實上，我在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看到政治性的惡意辱罵、論爭、辯論、詭辯都漸漸煙消雲散，文學和藝術卻保留了下來。但在那之前，文學和藝術一直在政治家的勉強容忍中生存。
J.P.唐利維那一陣子在倫敦，他是小說《褐髮男人》的作者，這是一部觸犯眾怒的小說——又一部桀驁不馴、驚世駭俗的作品，跟《幸運的吉姆》和《誤投塵世》一脈相承。但唐利維很擅長出人意表，他把自己打扮得像個流亡的公爵，莊重、陰鬱、優雅。他跟默裡·塞爾一起，給我們講各種難以置信的冒險故事，讓我們的生活煥發出生機。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最溫柔的瞬間。夜幕剛剛降臨，八哥在屋頂尖叫著盤旋，唐利維來了。他剛從BBC出來，感覺到一陣向繆斯致敬的衝動，而我是繆斯的化身。「噢，坐下來，喝點東西——我的繆斯已經累了一整天了。」他讓我看他手裡的袋子，裡面裝著四大瓶甜黑啤。「上帝，你該不會喝甜黑啤上癮了吧。」
「不，我正要回家，我要把這些黑啤帶給我妻子。任何一個跟小孩兒呆了一天的女人都應該喝點甜黑啤。如果真的有玉露瓊漿，我一定會買來給她喝，每天買給她喝，可憐的、可憐的女人。等小孩上床了，她肯定需要來點高雅的聊天。」
默裡·塞爾有時候會到我這裡來，因為他像所有的天生的喜劇演員一樣，有時需要觀眾。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說有急事，等他來了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是他剛滿三十歲了。我們坐在一個花園酒館裡（總歸是在戶外的什麼地方），在那裡呆了大半天。他一直在解釋：女人根本不理解，三十歲對男人來說是多麼可怕，那是青春的結束。我肯定很同情他，因為他的痛苦是發自內心的，儘管他當時跟往常一樣，非常風趣。後來我才想到，我剛剛過了四十歲，而且從來沒有想過要從他或者其他任何人那裡得到同情。我沒有說：「得了吧，默裡，跟我比起來，你的痛苦算得了什麼？」
肯尼思·泰南也曾經把我召去，跟他一起緬懷時光的流逝。我們在他的公寓裡坐了大半天，他的秘書像打強心針一樣一會兒給我們端這個，一會兒給我們端那個。肯說，他才三十歲，但已經到達了成就的頂峰：《觀察家》報的戲劇評論家。一開始我以為他在挖苦自己，因為他經常挖苦自己，但這次不是，他真的這麼想。我這樣提醒他：一定還有其他頂峰在等他攀登。我們交流著語言，但我們的感受並沒有相互交融，因為不列顛人的鼠目寸光有時候真的讓旁觀者覺得無可救藥。他是認真的，一字一句都是認真的：他看到自己像一條絢麗的拋物線，劃過英國戲劇界庸俗的上空，但這條拋物線已經開始下落了，它太早地到達了頂點。
我對肯來說，是一位特別的朋友嗎嗎？我從來不這樣想，但那是因為他的自我保護總是無懈可擊，光芒四射的機鋒讓你覺得無法繼續靠近他。我只能推斷說，我處在他的一個特殊的圈子裡，也許像個姐姐。因為他有幾次打電話讓我去他那裡，那樣的談話在他看來也許算得上推心置腹。
肯住在梅菲爾的蒙特街，跟他當時的妻子伊萊恩·唐迪住在一起。他們的公寓的裝飾風格在我當時看來屬於平庸的時髦。牆上貼的壁紙是波希的《人間樂園》，椅子上蒙著假虎皮。他們的公寓經常擺滿時下流行的東西。如果你去那裡參加派對，你會發現那裡的人要麼是新聞人物，要麼有點名氣。喜歡結交名士的人其實往往缺乏安全感，痛苦不堪，但我當時並不明白這一點。
我總是覺得肯是個很脆弱的人，容易受傷，彷彿一隻優雅的灰色飛蛾，有著絲一樣纖薄的翅膀，大而突出的綠眼睛，骨感的面額。他身材很高，但極其瘦削。我想伸出雙臂環抱著他說：好了，好了。但這種舉動對戲劇界的年輕國王不太合適。人們都怕他，因為他太有影響力。我欣賞他的機智，但我認為他的判斷力經常受到一些教條的左右，它們讓他偏離理智。他屬於那種典型的性格：為了讓別人大吃一驚，他喜歡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但其實他寧願去死也不願加入共產黨。這些人在政治上總是很天真，或者說很無知，因為他們的思想都在空中漂浮，從來不落到現實中來。例如阿索爾·富加德，他是我們那個時代非常有創造力的劇作家，但他不符合肯的政治意圖。肯也做出過其他錯誤判斷。但他的劇評寫得很精彩，總是筆下生輝，自他以後再沒有人把劇評寫得那麼文采斐然。
如果你在派對上或別的場合遇到他，他就會送上一些俏皮話，但不那麼流暢，因為他口吃，而且呼吸粗重，他一邊說，一邊觀察你的反應。他有時會向你解釋，他一整天都在錘煉這些俏皮話，因為「你們千萬不要以為我和奧斯卡·王爾德這樣的機智是不需要下功夫的。」
肯和伊萊恩·唐迪的婚姻正步入尾聲，他們經常在餐廳裡吵鬧、發脾氣。你有時會看到肯坐在一張桌子後面，面色蒼白，哀怨但充滿好鬥的神氣，向坐另一張桌子後面的伊萊恩拋出陣陣責罵，伊萊恩也從不示弱。
肯喜歡在公眾場合表現自己，就像是劇場的延伸。他是個公眾人物。往往是等到他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才知道我的作品獲得了好評，或者至少是報紙上提到它了。我當時對評論持批評態度，但現在我們把劇評、書評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因為我們越來越受到外部因素的擺佈。喜歡你的人也許會寫信告訴你：「我喜歡那本書」；不喜歡你的人也許會寫：「我討厭那本書」；但最常見的是：「我看了那篇評論」。對讀者有刺激作用的是書評，而不是書。
肯去了紐約，我頂替他為《觀察家》寫了六周的劇評。他離開之前給《觀察家》列了個名單，上面寫著他的朋友的名字，他不在的時候由這些人來堅守陣地。我寫了六周之後由名單上的下一個人繼續寫。我很喜歡那段經歷，主要原因是我去看了一些我通常不會去看的戲。在那之前，我並不知道當時上演的戲劇種類居然那麼繁多。那是，邊緣戲劇、酒館戲劇和酒館裡的各種表演還遠遠沒有興起，有些戲劇種類現在好像已經消失了，比如某類鬧劇，就像白廳鬧劇那種演技嫻熟、精彩巧妙的戲劇。我猜，這類戲劇的觀眾現在通過電視獲得了滿足。那時候的音樂劇也不像現在這麼多。通過這段經歷，我得出一個結論：有些批評家並不從一齣戲自己所屬的類別去評論它，有些戲就它所屬的種類而言是不錯的，但它們不適合所謂的更有文化的人，但這些評論家喜歡居高臨下地對它們指手畫腳。把《繼續，護士》[《繼續，護士》：1959年上映的電影，劇本由諾曼·修迪斯創作。]這類戲當成失敗的《海達·高布樂》[《海達·高布樂》，易卜生的戲劇]來評論，這當然是不得要領。
肯的結局令人心碎。他悲慘地死於肺水腫，他還那麼年輕，他的才華讓我一直有種不詳的預感。當噩耗傳來，我的預感得到了證實，但這當然算不上一種安慰。有些人的死會給我們的生活留下一處永遠無法填補的空場。
約翰·奧斯本。他像肯一樣，當時也處在崩潰的婚姻中。有次我跟約翰、瑪麗·歐瑞和……（誰呢？當時有四個人）一起吃飯。整個用餐時間，約翰一直在對美麗的瑪麗拋出尖刻的話，瑪麗哭了。當時的情景就像吉米·波特和艾莉森——那是瑪麗不久前扮演過的角色。
約翰的幾位妻子裡面我認識三位，我最瞭解的是佩內洛普·吉列特。我有次去吉列特的公寓吃飯，她的公寓在梅菲爾。在場的有約翰·奧斯本，約翰的情婦喬斯琳·理查德，肯·泰南和他的一個情婦。克蘭西也去了，儘管我們已經分手了，但人們還是經常一起邀請我們兩個。有那麼一段時間，克蘭西是時尚倫敦的一部分，無論他喜不喜歡。吉列特的婚姻處在崩潰的邊緣，而奧斯本的婚姻已經徹底破裂了。佩內洛普不止是漂亮，而是很美，她是那種典型的紅髮美人：牛奶般細滑的皮膚，綠色的眼睛，婀娜的身段。約翰愛上了她，他的狀態像某些戀愛中的男人：彷彿就要去看牙醫了。我很喜歡吉列特博士，也很欽佩他：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妻子迷上了別人，就要離開他，但他卻沒有讓自己的感受流露出來。
就在那次晚餐上，佩內洛普稱讚了我的進取心，因為我為了寫《找尋英國人》而去「找了不少素材」。《找尋英國人》當時剛剛出版。我說，我沒有去找什麼素材，那都是我每天必須面對的生活。我當時口袋裡沒錢，帶著很小的孩子，只有那個熱心的地中海家庭願意接納我這個帶小孩的人。佩內洛普一直過著富足的生活。我生氣了，那一刻是個縮影，說明了這種圈子有時讓我覺得不舒服的一個原因，也說明了為什麼我跟皇家宮廷劇院的那些年輕人在一起很自在：我從來不需要向他們解釋這些。
後來，我也認識了吉爾·班尼特。我當時想，任由自己愛上約翰·奧斯本的女人一定是瘋了。我現在也這樣想。但約翰·奧斯本的女人都很出眾，被他甩了之後都很傷心。我的看法是從旁觀者的角度出發的。約翰·奧斯本對我總是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用「可親」來形容最為貼切。他對事物的判斷總顯示出他的寬宏大量。紳士約翰，這是他的真性情——但後來，某些深藏的險惡的力量迫使他吐出毒汁、針鋒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