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其他幾位“導師”在電話裡商量了之後，寫信向一個朋友討教。接下來的小故事足足相當於一場關於民族道德的講座。讓我們管這位朋友叫“約翰”吧。約翰的父親曾經因為三十年代的大蕭條而破產，因此約翰的童年生活堪稱風雨飄搖，但他還是上了私立學校。戰爭爆發，在一次看似偶然的情境下，他邂逅了學生時代的一位好友，那位好友問他，願不願意為自己的國家作出實質性的貢獻——而不僅僅是參軍，對方這樣暗示他。信不信由你，那人讓約翰去一個紳士俱樂部吃午飯，手裡拿上一份卷起來的《泰晤士報》。他根本沒有問約翰的政治傾向，其實約翰是個極左派，但這是否意味著他有一張黨員證，我不得而知。約翰在戰爭時期當了間諜，表現出色。但當時有很多像他這種背景的人在為安全機構服務，很多人是共產主義者或者共產主義的同路人。戰後，約翰成了英帝國的批評家，批評英國在各方面的帝國主義表現，而且成了非洲問題專家。我在“倡議結束殖民統制”運動中認識了他，我們是戰友。我想知道喬舒亞為什麼被盯上了。特務機關對一個不幸的黑人政治流亡者緊追不捨，用整箱整箱的錢去賄賂他，讓他的生活變得更加悲慘，這樣做對嗎？跟阿拉伯人有關的林林總總又是怎麼回事兒？
約翰向一些可靠的人（間諜頭目們）咨詢這件事情，問他們該怎麼做。我收到一封信，估計是“拖拖拉拉部”[“拖拖拉拉部”：MinistryofCircumlocution，狄更斯在小說《小杜麗》中創造的詞匯，指英國的官僚部門。]的某個高級頭頭構思出來的。這封信什麼也沒說，一丁點都沒有，堪稱“無溝通”的典范。我把這封信保存了很多年，時不時拿出來讀一下，驚歎它的技巧。但在我多次搬遷的過程中，這封信給弄丟了。它的技巧相當於跟間諜行業相類似的領域中的這樣一封信：
“你說警察一直在騷擾X街的那戶居民，但首先，我們在地圖上找不到X街，其次，你有什麼證據？我們沒找到任何可以支持你的指控的信息，你的指控無論如何都是一種不當的構陷。你知道，對這個國家的所有公民一視同仁，這是我們的政策，因為我們不可能專門以那樣的態度對待黑人公民，所以你的質詢仍然不能成立。”
特工究竟為什麼把我們跟阿拉伯人聯系了起來，至今仍然是個謎。
喬舒亞跟我一起吃午飯，我們一邊吃，一邊討論我們的偉大國家的林林總總，他說：“你是個好廚師，姑娘。我想讓你做我的女人。我不需要向你解釋非洲的政治，這多省事。”
“但我已經有個男人了。”我說。
喬舒亞大笑。他是個身材非常魁梧、很討人喜歡的男人，他會發自內心地開懷大笑，整個身體都隨著笑聲顫動。“那麼讓他卷鋪蓋走人，讓我取而代之。”他說。
這種浪漫的邀請，他至少對另外兩個女參謀也提出過，都發生在同樣的場合（美美地用餐的時候），說的是同樣的話。
沒過多久，我就見不到喬舒亞了，因為他完全卷入了流亡政治。但我確實去聽過他的演講——多棒的演說家！有王者之風！絕無僅有的懾人心魄的演說家。但接下來等待他的就是多年的流放，在他自己的國家裡流放，遠離一切美好、友善、愉快、優雅的事物，被關押在像月球一樣荒蕪的拘留營裡。他的遭遇證明了伊安·史密斯的敘述。
我有一位特別值得一提的訪客。他是來自布萊頓的巫師，不知道為什麼，布萊頓一直是巫師們最偏愛的地方。他堅持說自己是個白巫師[白巫師：行善的巫師。]。他讓我一定要理解，巫師有好壞之分，而他是個男巫師，不是術士，因為術士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遇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需要跟一個處女發生性關系，以此來提高自己的靈性修行，但他找不到一個真正的處女——一個純潔無瑕、處女膜完好無損的姑娘。他找遍了英國的每個角落。我問：“但你是怎麼打聽的？難道是到處去問姑娘們，你的處女膜完好無損嗎？”“她們對自己的身體很無知，根本不知道處女膜是什麼。不，你不明白。如果你坦率誠懇地對一個人說話，他們就會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你。我向她們解釋我的情況，她們會聽，然後我會問一些問題，但接著我就會看到，她們不是真正的處女。”他身材瘦削，膚色稍暗，頭發平平的，沒有顏色。
他說起自己的困境時皺著眉頭，綠色的眼睛看向一邊，不看跟他談話的人（也就是我，幾個月裡面，我們已經聊了好幾次天了）。這是一個飽受折磨的男人。他從來不笑。上帝饒恕我，我居然在他面前大笑、微笑。他感到絕望，認為不可能在英格蘭找到真正的處女，於是去了愛爾蘭。他說，愛爾蘭姑娘對性抱著清新自然的態度，這種態度在英國已經消失了很久了。他在愛爾蘭的克萊爾縣找到了一個十四歲的處女。他想娶她，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她，讓她一定為他保持貞潔，因為按照法律，他們必須等到她十五歲才能結婚。他對她說：“不要放縱自己，把你的手拿開。這是個悲劇——姑娘們意識不到這一點——你們擁有一件珍寶；那是無價的珍珠，但你們對待就像它只是一塊肉。”多麼漫長的等待啊，他有一次到我這裡來時，向我抱怨（也許是兩次、三次），他坐在那兒，煩躁不安，一只膝蓋在顫動，手指撥弄著紐扣或領帶——他總是衣著得體，整潔體面。法律多麼愚蠢。女孩子應該一來月經就可以結婚。還是以前的人更明白事理。那時候女孩子十二三歲就結婚，這符合大自然的意圖。
他總是很忙，他是巫師大會的召集人，而且在情感和魔法的各個方面對巫師進行指導。他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樣經常去愛爾蘭，繁重的巫師事務把他羈留在布萊頓，他讓自己最好的朋友去克萊爾縣去看她，讓她堅持住，時間正在過去，盡管非常緩慢，但用不了多久……然而，經典故事再次上演。他來看我，充滿怨憤和遭到背叛的感覺。“他不是巫師，不是我們中的一員，是否跟處女發生性關系對他來說毫無區別。他甚至沒那麼認真，對他來說那只是一場風流韻事，而且她明年就去上大學了。”
處女並不是他惟一的癡迷。他想跟小女孩發生性關系：但他尋訪處女的舉動跟這個沒有關系，因為小女孩無助於他的靈性發展。“每個人都看能出來，小女孩們想要什麼。”他說。“即便是五六歲的小女孩都會站在那兒，指著她的噓噓給你看，扭動身子，想要它。好吧，如果她們想要的不是那個，又是什麼？”他發出質問，但眼睛從不直視我，總是看著別的什麼地方，有時看著一面牆，也許那上面有他投射的幻想，他用憤憤不平的聲音繼續說：“你看得出她們想要什麼，但如果碰她們一指頭，你就得進監獄。”
我不知道後來他怎麼樣了。我從未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字。我有時候會想，那個哀傷的人現在至少有七十歲了，赤身裸體地在月光下跳舞之余，他還在英倫三島和愛爾蘭遍尋他的夢想嗎？“你是處女嗎？你願意為我保持貞潔嗎？”……你沒看出來嗎，如果你坦坦蕩蕩地跟人說這些事兒，她們都會理解。
這裡存在著一個真正的難解之處。一般的看法認為，性解放始於六十年代。詩人菲利普·拉金說：“性，開始於1963年。”他這樣說的時候帶著諷刺，但人們引用這句話的時候似乎忘記了這一點。我遇到一些人，他們告訴我，他們在五十年代多麼壓抑，性讓他們多麼恐懼。當我把白巫師尋找處女的小故事告訴他們後，他們覺得難以置信。但在我的生活記憶中，從來沒有哪個時期，人們否認性，心中懷著禁忌，膽怯地在床邊逡巡。性行為在戰爭時期當然盛極一時，在戰時總是這樣。但那是浪漫的性關系，因為迫在眉睫的生離死別激起了浪漫的情感。到了五十年代，似乎每個人都熱衷於性。“那一定是你們倫敦的這群人。”對方這樣反駁我。“唉，如果六十年代的時候我還是風華正茂的年齡該有多好。我以前整天想的都是姑娘。”要不就是“整天想的都是男人”——這種情況也是有的。
外省小說總是對它所屬的時代的精確描繪，但那個時代的外省小說並沒有記載性饑荒。
整個事情對我來說是一個謎。有些事情只能是難解之謎。我只能這樣記錄：人們那時候像是過得很開心，歡樂不受到限制——如果“歡樂”這個詞在這裡恰如其分的話，但這個問題我會在後面談到。
我的訪客當中，最意想不到的是亨利·基辛格。事情是這樣：魏蘭·楊[當時他是知名記者。]（當時他還遠遠沒有成為肯尼特勳爵）已經成了美國左派和英國左派之間的聯系人，這也許是因為他頻頻見報，出現在奧爾德瑪斯頓游行的照片裡，沒有誰能抗拒這個有魅力的家庭：英俊的魏蘭，一位可愛的妻子，漂亮的孩子們，非常民主地跟大眾一起游行。亨利·基辛格想跟呼吁核裁軍運動的代表成員見面。大多數左派們都在為競選奔忙，但我斬釘截鐵地說：不，我不會為工黨游說拉票，為正義事業企求資助，我不會去街頭叫賣《新左評論》，也不打算發表演講（“左派往哪裡去？”、“英國價值幾何？”之類的題目）。我在這個世界上的工作是寫作，你們不喜歡，也得把它咽下去。我在南羅得西亞的索爾茲伯裡已經為此跟有意見的人做過斗爭，那些人比倫敦這些人厲害多了。所以當時我有空見基辛格。
作為新左派的代表，我不是特別合適，但我確實可以代表呼吁單邊核裁軍運動（但這種區別在美國人眼中顯得無足輕重，因為在他們看來，我們總歸都是共產主義者）。亨利·基辛格也許是德國後裔——因為從奇丑無比的水泥樓梯上冒出來、走進我的公寓的是個健康的德國年輕人——但他也是剃著板寸頭的朝氣勃勃的美國人，置身丑陋的背景中，他顯得過於魁梧、清新、神采奕奕。現在很難描繪出那次會面的氛圍，因為那個時代的氛圍已經消失殆盡。記錄過去的事情，總會遇到這種困難。其實陳述事實很簡單：發生了這個，還有那個；但剝除了當時的氛圍，很多行為（事實），無論是社會的，還是個人的，都像是徹頭徹尾的瘋狂。冷戰的聲音在英國已經沉寂了（主要是因為新一代年輕人覺得那很傻，而且不管怎麼說，冷戰從未給英國帶來致命的威脅），但在美國，冷戰的氣氛卻達到了頂點。因為政治原因離開祖國的美國人向別人描述美國發生的事情，英國的年輕人覺得難以置信。
美國的共產黨組織一直很弱小，它的思想和感受沒有向外傳播很遠，但在歐洲，“每個人”都曾經是共產主義者，或者曾經生活在共產主義氛圍中。“曾經是共產主義者，現在不是了”，這在歐洲是正常現象，適用於你遇到的大多數人。但美國人從來不明白這一點。現在，當你翻閱聯邦調查局的埃德加·胡佛或者是中情局的阿格通的陳述，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些紳士們在跟風車打架，因為他們對普通的共產主義者的思想和行為一無所知。在今天看來，這是那個時代最觸目驚心的事實。一天天，一周周，胡佛和他的人馬、阿格通和他的手下跟共產主義敵人做斗爭，但如果真的有一個共產主義者站在他們面前，他們根本認不出來。歐洲存在著上千種不同形態的觀點、不同程度的體驗。在歐洲，如果你說“我不再是共產主義者了，因為‘肅反’……因為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協定……因為蘇聯入侵芬蘭……因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審……因為對柏林起義、匈牙利起義的鎮壓……”，每個人都會理解，這是一條受難之路[ViaDolorosa，指耶穌背著十字架走向刑場的道路。]；但在美國人看來，一朝是赤色分子，就永遠是赤色分子。
亨利·基辛格讓我想起在牛津的講座上見到的艾森克，那已經是很久以前了。他帶著濃重的德國口音，精力旺盛、決心堅定——也帶著謹慎和異議。在美國的報紙看來，整個呼吁核裁軍運動是一場共產主義運動。我告訴基辛格，只有一小部分參與者是共產主義者，但在他聽來這只是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