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總是很快地來到，昔日晚飯的歡娛已經多年不見了，可是忘卻也難。對飲一兩杯，佐以閒談的朋友不過三兩個，其中最使人懷念的是劉佛諦。
劉佛諦名旌勇，字義方，佛諦是我建議他採納的別名。我們最初相識是在20年代後期的通縣師範，都是學生，他比我早兩年。說起相識，只是在洗臉室裡，我們都到得晚，他很胖，動作遲緩，就外表說，像是在羊群裡孤立一頭牛，所以給我的印象很深。印象深還有另外的原因，他在學校以幽默出名，常說笑話，遇事滿不在乎；又口才好，有說相聲的才能，據說一個人可以開教務會議，模仿校長、訓育主任，以及有特點的教師，可以惟妙惟肖。當時給人起外號成為風氣，他的外號來自英語，是fat，因為面容蒼老，稱呼時前面還要加「老」；有少數人寧願直截了當，呼為老胖子。
當時究竟談過話沒有，現在不記得了。以常情推之，他是知名人士，我不是，也許對於我，連印象也沒有吧？到30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學，住在沙灘一帶，他原在山海關教書，大概因為東北淪陷，那個地方不能再安身，也到北京來，並也住在沙灘一帶，於是交往就多起來。我們都窮，但吃好些的慾望一如常人，於是就常常在一起用小煤火爐做飯吃。吃什麼要由手頭的鬆緊決定，松時自然很少，所以經常是買十枚銅幣的肉，這樣也可以飽餐一頓。有時候，不管由於什麼原因，決定破例，就花七八角錢買個豬肘子，用微火燉爛，對坐享受一次。總之，是漸漸共苦樂了，交誼就越來越深厚。
當然，交誼的深厚不是，或主要不是來自共同做飯吃，而是來自越來越相知。我發現他的為人，是兩種性格的奇妙混合。他處理有關自己的事，是個樂天主義者，隨遇而安，甚至及時行樂；談天說地，扯皮取笑，常常近於玩世不恭；喜歡吃喝，常常顧前不顧後，簡直可說是個享樂主義者。但是對人就完全不同，就是嘻嘻哈哈時候也決不越禮，並且，更可貴的是真摯，對老朋友總是熱心關注。這種性格的影響有好壞兩個方面。好的一面是與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甚至死後還留在人的記憶裡。壞的呢，都是與他自己有關的。他聰明，新舊學造詣都不壞，可是因為樂天，不急於事功，應該有成績而竟沒有留下什麼。
依古訓，應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還是多說他的優點吧。總的說，最值得懷念的是在坎坷途中相互的扶助。這常常是在面對之時，週末的共飯，閒談，撫今思昔就是一例。也有時候不是對面。例如有一次，他住在家鄉永清縣一個村莊，是五月節前，窮得連買菜錢都沒有了，家居無聊，到鎮上散散心，萬沒想到接到我寄去五元錢的信。回信說，他最不喜歡吃窩瓜，可是窮得要命，只能吃院裡自種的窩瓜。五月節來了，想換換樣，居然就由天上降下五元錢，可見上天無絕人之路，云云。我接到信，既歡樂又感慨，想到他曾開玩笑，說天老爺最糊塗，譬如他最喜歡吃魚，可是魚有刺，最不喜歡吃窩瓜，窩瓜卻沒有刺，如果讓魚刺生在窩瓜裡會多好，於是又寫一封信，說幸而天老爺糊塗，如果聰明，讓魚刺生在窩瓜裡，他的境遇就更可憐了。
此後不久，他回到北京，經人介紹，到寧晉縣去做秘書工作。行前同我商量，說當教師慣了，改行，有些不安然，想改個名字。我說，就用昔年的外號，由英變中，寫佛諦，不是很雅嗎？他同意，就用這個新名前往。以後來了一封訴苦的信，說不只一次，遇見所謂通文墨的人士，見到他的名片就恭維說：「您一定是佛學大家了。」他說不是，對方以為是謙虛，他越矢口否認，對方越不懷疑，總之，鬧得他進退兩難，如坐針氈。
幸而時間不很長，他又回到北京，重理舊業，被尊為佛學大家的尷尬局面結束了。以後我們同住北城，見面的機會多了，週末共飯閒談的機會也多了。寒來暑往，風平浪靜，都以為可以長此「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來了，故人見面不便，從此就斷了音問。記得最後一面是1967年的早夏，是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他估計時間，在路旁等我。我們不敢多談。我只說是還平安，將來如何不知道。轉到說他，我說推想不會怎麼樣。他說：「那也難定，說嚴重就嚴重，說不嚴重就不嚴重。」說完，他催我趕緊走，我們就這樣永別了。
直到1968年春天，才由他女兒那裡知道，是1967年後期，說清查出身，發現故鄉還有幾十畝地在他的名下。照當時的不成文法，這就要遣送還鄉。也許就因為怕走上這條路吧，在1967年年底，他在西郊新遷的一間個人獨宿的小屋裡喝了滴滴涕，自願離開這個世界了。據說死的幾天前寫了兩封信，其中一封是給我的，但寫後不久就燒了。又死前床上的被子疊得很整齊，他女兒說，這是怕髒了，孩子們不能用。
人生百年，終於不能免這樣一次，走了也就罷了。但他常常使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所謂樂天主義，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多年以為能夠理解他，也許實際並不理解他吧？每想到這裡，總覺得沒有看到他的最後一封信，真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