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名是別號，取義的可能性有三：一是放棄姓名之名；二是放棄聲名之名；三是既放棄姓名之名又放棄聲名之名。所取究竟為哪一種，可惜我沒有問他，時至今日，他作古已經近二十年，只得存疑了。他有姓名之名，是馮文炳。也不少聲名之名，20年代和30年代寫了不少小說，出版的有《竹林的故事》《桃園》《棗》《橋》《莫須有先生傳》幾種。他是苦雨齋（周作人）四弟子之一（其他三人為江紹原、俞平伯、沈啟無），所以作品多有苦雨齋的序。這幾部小說我都讀過，印象深的是後兩種。他是以散文詩的筆調寫小說，情節顯得平淡零散，可是常常在細碎尋常處宛轉迴盪，引人思索吟味。這種獨特的風格，苦雨齋像是很欣賞，所以在《莫須有先生傳》的序文裡引《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一段，結論說：「（廢名的文章）是文生情，也因為這樣所以這文生情異於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從新的散文中間變化出來的一種新格式。」魯迅先生也有類似的看法，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裡說他文章的特點是「有意低回」，「顧影自憐」。描摹外貌相同，評價似乎偏於貶，至少是折中，因為顧影自憐多少有造作的意味，文生情就不然，是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
我在北京大學上學時期，廢名是青年教師，教的是散文習作。其時我正對故紙有興趣，沒有聽他的課，好像連人也沒見過。30年代後期，北京淪陷，廢名回湖北黃梅老家，以教中小學為業。到40年代，由苦雨齋的文章裡知道，早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期，他已經走上近於弘一法師的路，由文學而趨向道學；所不同者，弘一法師是單一的佛，他是儒釋道混合。他先是住在地安門內的民居，有妻有子，卻忽然把妻子打發回去，自己搬到雍和宮去住。直到這時候我還不認識廢名，根據間接材料，推斷他必是好沉思的人，小說文筆的低回是這種性格的間接表現，進雍和宮，想著論反駁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是這種性格的直接表現。
40年代後期，北京大學回到沙灘老窩，廢名和熊十力先生都住在紅樓後面的平房裡，我因為常到熊先生那裡去，漸漸同廢名熟了。他身材高大，確如苦雨齋所形容，「貌奇古，其額如螳螂，聲音蒼啞」，「眉稜骨奇高，是最特別處」。——這是外貌，其實最特別處還是心理狀態。他最認真，最自信。因為認真，所以想徹悟，就是任何事物都想明其究竟。又因為自信，所以總認為自己已經明其究竟，凡是與自己所思不合者必是錯誤。我在上面說他是三教混合，他自己像是認為根本是釋家。我在別處說過，他同熊十力先生爭論，說自己無誤，舉證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駁他就是謗佛。這由我這少信的人看來是頗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那種認真至於虔誠的樣子，也就只好以沉默和微笑了之。其時我正編一種佛學期刊，對於這位自信代表佛的作家，當然要請寫一點什麼。他慨然應允，寫了《孟子的性善與程子的格物》《佛教有宗說因果》《體與用》等文。這其間，他有時到我家裡來。在日常交往中，他重禮，常常近於執，使人不禁想到易簀的曾子和結纓的子路。
他在北京大學是學英文的，用力讀莎士比亞。其後一轉而搞新文學，再轉而搞舊文學；搞舊文學，特別喜歡李義山。這都是沿著「情」的一條路走。由情而「理」，一個大轉彎，轉到天命之謂性和般若波羅蜜多，這看似奇怪，其實，至少我想，還是決定於他的性之所近。性是什麼？是慣於堅信。我推想，他大概不念古希臘懷疑學派的言論，或者近一些，不念法國笛卡兒，或者再近一些，不念英國羅素（曾著《懷疑論集》），如果念，也許不至這樣堅信吧？但也未必如此，因為這有如入店買物，主要決定於需要，買油的人不買醋，買醋的人不買油。話似乎扯遠了，且說臨近的，他那時候帶著個七八歲的兒子一起生活，兒子的手指生了結核，他專用偏方治療。因為「堅信」一些荒誕神異的傳說。我勸他還是到醫院去，他表示感謝，但是說偏方一定可以治癒，用不著上醫院。
50年代，北京大學大變革，總的，遷居，零的，改組，他到東北長春某大學去任教。君向瀟湘我向秦，音問斷了。其後，由也在該校任教的同學黃君那裡聽到他一點點消息，說是研究唐詩和魯迅，並有《跟青年談魯迅》的著作出版。又過些時候，聽說他眼壞了，讀和寫，要映在向陽的玻璃上。到60年代後期，人人在洪水中掙扎，自顧不暇，偶爾聽到一些傳聞，有的是已經作古，有的是還在長春，也就沒有考實的餘裕了。
直到70年代，才知道他確是已經作古，時間是1967年。多年不見，他又轉回老路，搞文學，還堅信自己代表佛嗎？他是黃梅人，產於禪宗五祖弘忍傳法之地，辭世之時也許能夠心如止水吧？說心裡話，對於他的堅信我是不能同意，但對他的認真而至於執，一生走反玩世不恭的路，我總是懷有敬意。湊巧，日前收拾舊物，發現他寫給我的兩封信，其中之一是答我家請他和他兒子來過舊新年的，文曰：「手書讀悉。承小朋友約小朋友過年，小朋友雲過年不來，來拜年也。專此拜年。廢名。二月九日。」風格還是低徊一路，真摯的情懷隱約於文字間，睹物思人，不免有人琴之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