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周叔迦先生有多年交往，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中斷了音信。有時遇見與佛教界有關的人，我總是探聽他的消息。多數答不知道；只有一次，說是在西四丁字街居士林團煤球，一起勞動的還有巨贊法師等。其時我正在同一些也是半老朽的人清掃院落，自然不敢起看看他的念頭，但知道他還在世，也就勉強安心了。時間過得也慢也快，我南北、城鄉流轉，一晃就到了70年代中期，風雨漸停，我還探聽他的消息。這次很確實，是70年代前期作古了。他的年齡與公元後兩個數字相同，總算超過古稀了。
周先生的出身，說是「世家」還不夠確切，應該說是「富家」。他父親周學熙，北洋政府時期是財閥，並經營新時代的實業，最出名的是唐山啟新洋灰公司。手中有錢，人人會從其所好。且說周先生這一輩，他老兄周叔弢是走絳雲樓、海源閣那條路，搜羅善本書籍。周先生卻相當怪，公子王孫，偏偏不聲色狗馬，而走入佛學。
30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學時期，周先生是哲學系的講師。其時我在故紙堆中翻騰，範圍還限於本土的正宗，所以沒有去聽周先生的課，不知道他講些什麼。離開北京大學以後，一陣心理的風把我吹到儒家的聖賢以外，我暫時放下司空圖而念柏拉圖，放下四書五經而念《六祖壇經》。這其間我還編過一種佛學月刊，於是同周先生的交往就多起來。日久天長，瞭解也就多起來。他為人嚴謹謙和，生活樸素，待人誠而敬，總是惟恐別人疑為怠慢的樣子。佛學造詣很深，知識博不稀奇，可貴的是能信，也就是並非「文字般若」。著作不少，秦火之餘，我還存有《蟲葉集》和《因明新例》兩種。
學佛，能信，好不好？這個問題很複雜。大致說包括兩個性質不同的方面：一是所信的價值如何；二是能信的價值如何。前一個問題又是很複雜。這裡可以大題小作，佛教教義之本是求解脫，尤其大乘，還要度人。這由現在看，都過於幻想。但也不能說毫無理想成分。單就這理想的一點點說，縱使未必可能，卻也不能說是壞。後一個問題簡單得多，只要所信是出自誠心，出自好心，而又不用暴力侵害別人的福利，真信併力行之當然是對的。周先生就是真信而能行。在佛教界，他是有名的檀越，為佛教事業花了大量的錢，例如設在北京北城瑞應寺的中國佛教學院，圖書館裡很多書都是他捐贈的。
他沒有出家，所以佛教界通稱為周居士。是50年代前期，《現代佛學》月刊改制，舊新交替之際，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森隆飯莊吃一桌紀念餐，周先生和我都以編委身份參加了。森隆是有名的餐館，能做中西餐、葷素菜，素菜尤其出色。這一次因為人兼僧俗，所以菜兼葷素。我注意座上客的表現，有的出家人喝了酒，也吃了葷菜；周先生卻嚴守優婆塞的戒律，既不喝酒，又不吃葷。席散後我想，周居士名實相符，可算是真信；至於有些人，那就是自鄶以下了。
還有一件小事，不只可以說明周先生的「信」，還可以說明周先生的「受」，這所謂受是得受用。周先生不愛貨財，不聚珍異，這是佛學看世事的眼在生活中起了作用。周先生有個侄子，是某大學的教授，好古董，尤其愛古硯，不惜用重價搜羅。有一次，周先生同我閒談，提到他侄子藏古硯的事，他說：「玩古董玩到我侄兒那樣算是最高了。」我以為周先生是推崇他侄子的眼力，趕緊問其底細。周先生說：「他不久前來北京，下車就往琉璃廠逛古董鋪，遇見一方很久無人問津的端硯，他看是宋硯，買了。很得意，裝在書包裡，見誰向誰誇耀。可是看見的人都說是假的。我侄兒一點不洩氣，說一定是真的。你想，玩古董，能夠自己騙自己，得到滿足，真假又有什麼關係？這不是最高了嗎？」顯然，這笑談是出自佛理，即所謂「境由心造」。
談到這裡，我覺得很慚愧，因為我也有硯癖，卻未能以境由心造之理，破真真假假之惑，這是過寶山而空手回了。——勉強說有所得，是由周先生的督促而寫了一本小書。那是50年代後期，錫蘭（即後來的斯里蘭卡）百科全書的中國佛教部分委託中國佛教協會選題組稿，題目中有一條「佛教與中國文學」，沒有人寫，周先生來找我，用半命令的口氣說，願意寫也得寫，不願意寫也得寫。我只好遵命，問要求，說要充暢，多到幾萬字也無妨。於是我以幾個月之力，寫了五萬字，交稿。不知道是周先生記錯了還是計劃改變了，審稿人嫌字數太多，不能容納。因為無心改，稿一直放在存舊物的櫃子裡，到80年代，出版事業大發展，才想起它，拿出來出版了。可惜不能送請周先生指教，更談不到請他寫序文了。
又是一晃，周先生下世十年左右了。我常常想起老一輩的高風，就說末節的所謂禮尚往來吧，周先生是老師行輩，本來可以減少一些謙恭客氣，可是不然，例如春節，你只要去賀年，他一定來回拜。他住在西城，距我住的北城相當遠，我很不安，可是又沒有其他阻攔的辦法，後來只好以「無禮」破「多禮」，索性不去賀年。這之後，尤其我遷到西郊之後，門前就不再有長者車轍，這使我常常不免有幻滅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