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初，顧羨季先生卒於天津馬場道河北大學住所，到現在已經二十年有餘了。我總想寫一篇紀念文章，也應該寫一篇紀念文章。可是風急雨驟，安不下心，又即使寫了也不會有地方發表，於是就「沉吟至今」。現在拿筆，當做「瑣話」談談，變工筆為寫意，也許未必合適。但暫時也想不出其他辦法：傳記之類，已經有刊在《中國文學家辭典》第二冊的一篇（我參加起草），新舊文學作品的釋義發微之類，份量太重，我扛不動。不得已，只好捨正路而不由，只說說我自己在交往中的一點點感觸。但這也有為難之處，是：談別人，材料常常有限，唯恐不能成篇，談顧先生正好相反，材料太多，唯恐一發而不可止。折中之道是大題小作，著重談談高文典冊中不會記載的。
顧先生名隨，字羨季，別署苦水、述堂等，河北省清河縣人。他在北京大學是學英語的，畢業正是「五四」時期，自然不能不受「五四」精神的感染。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才，富於詩情，在學業方面有探險家那樣的好奇心。這多種因素相加之和是多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他寫新小說，魯迅先生曾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他寫舊詩，填詞，作曲（劇本），單是出版的就為數不少。詞比詩寫得更多，風格近於北宋早期。曲也寫了幾種，有一次他同我說：「不敢說好，反正韻律擔保不錯。」可見都不是淺嘗，而是鑽到裡邊。字學他的老師沈尹默，簡直可以亂真。據我看，是鋒芒較少而脂澤較多，正是各有千秋。以上都屬於文的一面。但他又是深沉的思想家，文論方面的著作不少且不說；值得驚奇的是他不只熟悉儒、道，還通佛學，尤其是其中最難的禪學。關於禪學，下面還要提及。至於資歷，如果不算細賬，那就很簡單，除了早期教幾年中學以外，一生都任大學教授，直到歸道山的一天。
顧先生在北京大學國文系任過講師，也許由於來得較晚吧，我沒有聽過他的課。推想一定講得很好，加上人好，學生一定能夠深受教益。——也可以說不是推想，因為有人為證。一位是周汝昌先生，同我很熟，每次提到顧先生，他總是既恭敬又感激。另一位是葉嘉瑩女士（住加拿大，我沒見過），據說也是如此。以下說我親身經歷的。是40年代後期，我主編一種佛學月刊，籌備時期，覺得稿源相當困難，同學李君告訴我，說顧隨先生喜歡談禪，可以找他試試。其時顧先生住在北城前海北岸南官坊口，由他那裡往西不遠，偏南是輔仁大學，偏北是有人疑為大觀園遺址的恭王府。我住後海北岸，走20分鐘可以到顧先生住處，於是就去謁見。顧先生身材較高，秀而雅，雖然年已半百，卻一點沒有老練世故的樣子。我說明來意，他客氣接待。
稍微談一會話，我深受感動。他待人，幾乎是意外的厚，處處為別人設想，還惟恐別人不滿足，受到委屈。關於寫稿的事，他謙虛，卻完全照請求的答應下來。這之後連續一年多，他寫了十二章，成為談禪的大著《揣籥錄》（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顧隨文集》）。許多人都知道，中國的子部中，禪宗的著作是最難讀的，有關禪的種種是最難索解的。我有時這樣比喻，子部許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質有別：就說《莊子》《荀子》等等吧，像是四大名旦演出，雖然高不可及，卻都有個規矩；禪就不然，像是變戲法（新稱呼是魔術），看了也覺得高不可及，卻莫名其妙。莫明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後是用文字來表明。在這方面，顧先生的筆下真是神乎技矣，他是用散文，用雜文，用談家常的形式說了難明之理，難見之境。
我們讀禪宗語錄，都會感到，這些和尚都有個性，趙州是趙州，馬祖是馬祖；讀顧先生的這部大著，這種印象尤其真切，只要一句半句，就知道這是苦水先生，絕不是別人。世間不少明眼人，第一章「小引」一刊出，就引來各方面的讚揚。這其間，顧先生常常生病，可是他的稀有的誠篤使他不能放下筆，每期總是如期交稿。稿用紅格紙，毛筆寫，二王風格的小楷，連標點也一筆不苟。十二章，六七萬字，一次筆誤也沒有發現。我有時想，像這樣的文稿，可以雙料利用之：一是給寫字不負責的年輕人甚至有些作家看看，使他們知所取法；二是裝裱後懸在壁間，當做藝術品欣賞。遺憾的是，第十二章，也是最後一章的「末後句」，文稿交來，因為月刊不能再出版，竟未得與世人相見。直到80年代初，天氣變好，風調雨順，有機會印全集，我才把珍藏的手稿拿出來，湊成完璧。
我主編的佛學月刊，得到許多師友的支援；但由份量重、反響多這方面說，列第一位的是顧先生這一篇。當然，反響中有不少是說難懂的。難懂，是因為顧先生是順著禪家的路徑說禪，或說是在禪堂內說禪。為了化險為夷，顧先生希望我也寫一篇，在禪堂外說禪。我很慚愧，學力差，又冗務多，一直拖到50年代初，才勉強湊成一篇，名「傳心與破執」，請顧先生看。顧先生還是那樣寬厚，沒有打叉子，反而寫了獎掖的跋語，後來一齊發表於1953年11月號《現代佛學》。
其時顧先生已經遷到天津，任河北大學中文系教授，住在馬場道校內一座樓的下層。我有時到天津去，一定去看他。房子很大，靠南窗的大書案上，除書以外，總是擺著端硯之類的小古董。他說，到天津以後，在北京逛小市買小玩意兒那種樂趣沒有了，現在偶有所獲，都是他女婿曹君送來的。因為我也喜歡逛小市，買小玩意兒，所以他總是把他的新收穫一樣一樣拿給我看。仍是像過去那樣關心人，詳細問我的境遇。也說他自己，說身體一直不好，背痛，簡直幹不了什麼。
我覺得可惜，像這樣一個人，竟不讓他有個好身體。我說「像這樣一個人」，意思是「罕見」，是「好」的方面的罕見。就學問說，他是集庾信與顏之推於一身。古語提到文人，有時說文人無行。顧先生正好相反，是文人而有高尚的品德。他精通諸子百家，可是用「道」只是待己；待人永遠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加釋家的「發大慈悲心，度一切眾生」。此外還要加上，他心道學而情不道學，所以能夠典重而有風趣，寫出那麼多纏綿悱惻的詩詞曲。我說這些好像是在作頌詞，其實我只是想說說自己的心境：因為他為人這樣好，學術成就這樣高，我常常是想減少一些因懷念而生的悵惘，但做不到。
由懷念自然會想到他的手澤。這可以分作兩期：前期是在北京時期，後期是在天津時期。前期都是贈書，共八冊，多數是詩詞曲的集子。其中兩冊封面上有題詩，行書勁健流麗，可入妙品。詩不見於《苦水詩存》。一首是七絕，題在《苦水詩存》和《留春詞》合冊前，詩曰：
禪月空明息世塵吾衰已久竟誰陳
當前哀樂要須遣論定千秋自有人
一首是五律，題在《苦水作劇三種》前，詩曰：
未可成新夢憑教覓舊心
清清零露墜唧唧夜蟲吟
詩思入中晚生涯一古今
博山煙縷縷帳底自升沉
這樣的詩，這樣的字，我每次看到，就禁不住陷入凝思。思什麼？引顧先生筆下常見的一句話，不可說，不可說。
到50年代，我頗想集些前輩的手跡，當然不能放過顧先生，於是寄天津四張影印古籍宣箋，請他寫。不久寄還，信中說：「……素不喜用宣紙作字，章草所寫《心經》似尚可看，自書劣詩殊要不得。……不佞自去歲病起，曾立誓不以詩文字三者應酬朋友，今茲為吾道兄破例矣。呵呵。……」所說詩是五古兩首，題目是「癸巳（案為1953年）寒食日用蘇東坡黃州寒食詩韻」，詩曰：
三年病垂死，今茲佳眠食。周命方維新，著意自愛惜。相看兩白頭，靜好鼓琴瑟。細雨灑春城，山中乃飛雪。柳垂風有姿，桃開寒無力。朝來水邊行，西山頭更白。
二月已清明，余寒勢漸已。高柳覆叢篁，一庵大城裡。西州花已繁，明湖茁新葦。友朋與弟昆，妙詞書繭紙。孰雲隔影形，天涯若鄰里。長吟動肺肝，既臥再三起。
詩雅字美，尤其可珍重的是皆如其人。而萬幸，經過文革的大暴風雨，火化的什物不少，這件卻安然地闖過來。
然而可惜的是在更重要的方面，聽說，印顧先生全集，有不少可收應收的卻再也找不到。這是因為顧先生雖已作古，學術權威的稱號是大家公認的；而在十年動亂中，學術權威當然是反動的，所以仍須清算。這一清算，紙灰飛作白蝴蝶，飛了就不會再回來。又，聽周汝昌先生說，他原來保存不少顧先生著作，某先生借去看看，竟也一去不復返。剩下的，收入全集的，還能有多少呢？每想到這件事，總不免有人琴俱亡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