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有個大官，姓呂名端，字易直，做到平章事（宰相職）。同富鄭公、韓魏公等相比，他不算有名，可是關於他有個有趣的評語，而且出自太宗皇帝之口，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苦雨齋主人周作人是北京大學的老人物，從1917年到校，至1937年事變後學校南遷，整整20年，可謂與學校共存亡。我上學時期，他主要擔任日文組的課，有時兼點國文系的課，如講六朝散文之類。他是老師行輩，我離開學校之後還同他有些交往。舊事難忘，有時自然會想到他；每次想到，呂端的故事就湧上心頭。也許應該算做感慨吧，是惋惜他不能學習呂端，而是與呂端相反，大事糊塗，小事不糊塗。
所謂大事是節操，用老話說是應該義不食周粟。他是日本留學生，精通日語，而且娶的是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從在日本時期起，伴隨胞兄魯迅先生，過的就是文學生涯。回國以後，「五四」前後，他寫了大量的散文，也寫白話詩，有相當濃厚的除舊布新的氣息。這使他不只在本國，就是在日本，也有了大名。「七七」事變，日軍侵佔北京，像他這樣的人，三尺童子也會知道，是三十六著，走為上計。可是他沒有走。中計是學顧亭林，閉門卻掃，寧可死也不出山。起初他可能也有這種想法，因為曾經到燕京大學去任課。可是過些時候，傳言出現了，他要出來擔任什麼。日本人會利用他，這是任何人閉目都會想到的；他受不受利用，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也許為了防萬一，有些顧念舊交誼的人婉言表示了勸阻之意，我知道的有錢玄同先生和馬幼漁先生。也有舊學生，多半用書札。後來知道，這些勸告都沒有起作用，據說他還表示過，是因為勸說的理由還不能使他心服。我想，這說的未必合乎事實，事實是一定有什麼力量超過勸告的力量。這大力量是什麼呢？日本夫人？多年來對留日生活的眷戀？被元旦的一槍（1939年元旦有刺客登門行刺，中一槍，因衣厚未受傷）嚇壞了？生活無著？或者還有其他？總之，結果是明確的，終於還是開了門，先則文學院院長，一直到教育總署督辦。北大舊人寒心的是，可以抬出來讓國內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日本人呢，是可以借他來說明，可以抬出來讓國內外看看的人物也站在他們一邊，可見他們是正義的。對立的看法在一點上是相同的，表態的是「一」個人，蘊涵的意義卻不只一個人。這就關係重大，所謂大事糊塗。
關於小事不糊塗，也可以舉出不少例證。不過先要解說一下，所謂「小」，是對國家、民族的「大」而言，意義並不等於微不足道。這首先是他「文」的方面的成就。他精通日語，前面已經說過。他還通希臘文和英文。中文的造詣更不用說。這使他有了大量吸收的條件。吸收多了要放出，他同魯迅先生一樣，筆下功力深，一生寫了大量的文章，以文集形式出版的有幾十種。早年和晚年還譯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些是日本和希臘的古典作品。這些都有文獻可征，用不著多說。
可以說說的是不見或少見於文獻的。他多次說他不懂「道」，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識」和廢名的「悟」之類說的。其實他也談儒家的恕和躬行，並根據英國性心理學家藹理斯的理論而談婦女解放。他多次說他不懂詩，對於散文略有所知。他講六朝散文。推祟《顏氏家訓》，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有合乎人情物理的內容，而用樸實清淡的筆墨寫出來。關於詩，我還記得30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學開詩的討論會，參加的人不多，只記得周以外，還有鄭振鐸和謝冰心。別人都講了不少話，到周，只說他不懂詩，所以不能說什麼。我想，這大概是因為，對於詩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見有區別；流行的意見是詩要寫某種柔情或豪情，他不寫。他先是寫白話詩，後來寫舊詩，確是沒有某種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寫懷舊詩《往昔三十首》，用五古體，語淡而意厚，就不寫某種柔情和豪情詩，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籬之外了。
這文的方面的成就，與他的勤和認真有密切關係。從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書，可以說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歡瀏覽中國筆記之類的書，我曾聽他說，這方面的著作，他幾乎都看過。有一次，巧遇，我從地攤上買到日本廢性外骨的《私刑類纂》，內容豐富，插圖幽默，很有趣，後來閒話中同他談起，他立即舉出其中的幾幅插圖，像是剛剛看過。還有一次，談起我買到藹理斯的自傳，他說他還沒見過，希望借給他看看。我送去，只幾天就還我，說看完了。到他家串門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他永遠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著一本書。寫也是這樣，幾乎天天要動筆，說是沒有別的事可做，不讀不寫悶得慌。
談起認真，也許受魯迅先生的感染，甚至瑣屑小事他也一絲不苟。書籍總是整整齊齊的。給人寫信，八行信箋用毛筆寫，總是最後一行署名，恰好寫滿，結束。用紙包書付郵，一定稜稜角角，整整齊齊。甚至友人送個圖章，他也要糊個方方正正的紙盒，把圖章裝在裡邊。大一些的事就更是這樣，治學，著述，總是嚴格要求，不滿足於差不多。記得有個人由市面上買一本《日語百日通》，寫信問他是不是能夠這樣，他勸那個人還是幹點別的，以免白白耗費一百天，可惜。30年代前後北京有一位王君，大概是個教師吧，學齊白石，也畫也刻，粗製濫造，裝腔弄勢，有人拿他的作品請周評論，周說：「我看他還是先念點書吧。」還有一次，我同他談起日本著作的翻譯，他說很不容易，並舉上海一位既畫又寫的有大名的某君為例，說很平常的也常常譯錯了。不知什麼機緣，我忽然想到日本俳句，說希望他能夠編一本日本俳句選譯。我心裡想，如果他不做，這介紹東方詩的小明珠到中國的工作就難於找到更合適的人。他聽了，毫不遲疑，很鄭重地說：「沒有那個本事，辦不了。」
學問文章談了不少，還應該談點家常。他的家常生活，有他的打油詩為證，第一首尾聯云：「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住北京幾十年，他過的都是坐在書齋喫茶的悠閒生活。這使他由「五四」時期的激昂慢慢化為平和，甚至消沉，以致到關鍵時刻不能選上計，真是一言難盡。——話題有放大的趨勢，還是轉回來談家常。悠閒，向唯物方面說是求舒適，這就不能不多花錢。買書多也不能不多花錢。幸而薪金高，有稿費。但據說也是到手就光。所以一旦事變，北大南遷，立刻就無柴無米，連錢玄同先生都感到很意外。
柴米油鹽之上是為人處世。在北京大學，他以態度溫和著名，訪者不拒，客氣接待，對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細聲微笑地談閒話，是苦雨齋的慣例。幾乎沒有人見過他橫眉豎目，也沒有人聽過他高聲呵斥。在這方面，事例很多，只講一個。聽趙蔭棠先生說，是周有了大官位時期，一個北大舊學生窮得沒辦法，找他謀個職業。也許是第三次去問吧，正趕上屋裡有客，門房擋了駕。這位學生疑惑是推托，怒氣難平，於是站在門口大罵，聲音高到內院也聽得清清楚楚。誰也沒想到，過了三五天，通知那位學生上任了。有人問周，他這樣大罵，反而用他是怎麼回事。周說，到別人門口罵人，這是多麼難的事，太值得同情了。
也是聽趙蔭棠先生說，周曾同他講，自己知道本性中有不少壞東西，因而如果做了皇帝，也許同樣會殺人。我想，這樣的反省是真實的，譬如見諸文字，在早期，他曾同魯迅先生翻了臉。內情如何，據說局外人只有張鳳舉和徐耀辰知道，可是有人問這兩位，他們總是以不了了之；現在呢，連這兩位也下世了。另一次翻臉是在晚期，也是不知為什麼，他用明信片印「破門聲明」，寄給熟人，說是不再承認沈啟無（四弟子之一）是他的弟子。我當時接到這個明信片，心裡想，不管沈啟無怎麼樣，自己表示大動干戈總是與一貫溫和的面貌不相稱。
日本侵略軍投降之後，他住了南京老虎橋監獄。我想，他應該悔恨沒有開門出走，或閉門學顧亭林。解放以後，聽說他表示悔恨，還願意以餘生做些有意義的事。過而能改總是好的，所以他又有了翻譯和寫作的機會。但人不是當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庫八道彎的苦雨齋也一變而為淒清冷落。住房只剩內院北房的西半部；東半部，愛羅先珂住過的，中門外南房，魯迅先生住過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間，靠西一間是臥室，日本式佈置，靠東一間是書房兼待客。客人來，奉茶的是自己或羽太夫人。幸而有老本，能夠在文墨的世界裡徜徉，不至過於寂寞。這樣的日子共計十六七年，中間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動盪，到1967年5月，又為讀者留下十幾種書，下世了。
這樣的一生，要怎樣評價才合適呢？偶然翻閱新編的《辭海》，看見有「周作人」一條，像是本諸過而知改，既往不咎的態度寫的。我引呂端的故事，說是大事糊塗，或者太苛了嗎？我想了想，因為我是他的學生，珍視他文的方面的成就，難免求全責備，說是出於善意也罷，說是有違恕道也罷，既然這樣想了，也只好這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