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士是個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們的眼裡是這樣，在手持干戈的人們的眼裡似乎尤其是這樣，因為如果無名，就犯不上大動干戈了。可是以他為話題卻很不合適。一是他的事跡，幾乎盡人皆知，「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不用說了，其後呢，有他自己寫的《四十自述》，再其後，做了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校長，渡海峽東行，做院長、大使等等，所謂事實俱在，用不著述說。二是關於學術成就，他是經史子集無所不問，無所不寫，大兼早直到老莊和孔孟，小（當然是按舊傳統說）兼晚直到《紅樓夢》和《老殘遊記》，所謂文獻足征，也用不著述說。三是不管談哪方面，都會碰到評價問題，這很不好辦，向這一方偏，站在那一方的人們不能容忍；向那一方偏，站在這一方的人們不能容忍；居中，兩方都會斥為騎牆派或模稜派，也不能容忍，總之將是費力不討好。可是我這瑣話有不少是涉及北京大學的，胡博士是北京大學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會懷疑這是有什麼避忌。不得已，只好借用孔北海讓梨的辦法，拿小的，談一些瑣屑。
胡博士1917年來北大，到我上學時期，論資歷，已經是老人物了。可是年歲並不很大，不過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輕，像是三十歲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淨。永遠是「學士頭」，就是頭髮留前不留後，中間高一些。永遠穿長袍，好像博士學位不是來自美國。總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個風流瀟灑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裡，以及口中，有不少來自異國的東西。這有思想，或說具體一些，是對社會、人生以及與生活有關的種種事物（包括語言文學）的看法。——這方面問題太大，還是談小一些的，那是科學方法。我們本土的，有時候談陰陽，說太極，玄想而不顧事實。科學方法則不然，要詳考因果，遵循邏輯，要在事實的基礎上建立知識系統。這對本土說是比較新鮮的。可是也比較切實，所以有力量。初露鋒芒是破蔡元培校長的《石頭記索隱》。蔡先生那裡是猜謎，甚至做白日夢，經不住科學方法的事實一撞，碎了。在紅學的歷史上，胡博士這篇《〈紅樓夢〉考證》很重要，它寫於1921年，剛剛「五四」之後，此後，大家對索隱派的猜謎沒有興趣了，改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與之有關聯的脂硯、敦敏等。也是用這種方法，胡博士還寫了幾種書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從略。
「五四」前後，胡博士成為文化界的風雲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筆勤，並觸及當時文化方面的尖銳問題，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學革命。還有個原因，其實也不次要，是他喜愛社交，長於社交。在當時的北京大學，交遊之廣，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還是有所為而然，這要留給歷史學家兼心理學家去研究；專從現象方面說，大家都覺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學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稱某先生，滿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廳裡高談闊論，過時不走，他也絕不會下逐客令。這種和易的態度還不只是對校內人，對校外的不相識，據說也是這樣，凡是登門必接待，凡是寫信必答覆。這樣，因為他有名，並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為文士必備的資歷之一，帶有諷刺意味的說法是：「我的朋友胡適之。」
要上課，要待客，要覆信，要參加多種社會活動，還要治學，寫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見他，總是從容不迫的樣子。當時同學們都有個共同的感覺，胡博士聰明過人，所以精力過人。30年代初，他講大一普修的中國哲學史，在第二院大講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課，每週兩小時，我總是去聽。現在回想，同學們所以愛聽，主要還不是內容新穎深刻，而是話講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發困的人不想睡。還記得，那已是1946年，西南聯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後，清華大學校慶，我參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講話，談他同清華大學的關係，是某年，請他當校長，他回個電報說：「幹不了，謝謝！」以下他加個解釋，說：「我提倡白話文，有人反對，理由之一是打電報費字，諸位看，這用白話，五個字不是也成了嗎？」在場的人都笑了，這口才就是來自聰明。
以上談的偏於「外面兒」的一面。外面兒難免近於虛浮，一個常會引起的聯想是風流人物容易風流。胡博士像是不這樣，而是應該謹嚴的時候並不風流。根據道聽途說，他留學美國的時候，也曾遇見主動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內情如何，外人自然難於確知，但結果是明確的，他還是回到老家，安徽績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結了婚。來北京，卜居於地安門內米糧庫，做主婦的一直是這位完全舊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說Yes，No。這期間還流傳一個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從美國回來，北大聘她教外語，因為家長與胡博士有世交之誼，住在胡博士家。我聽過這位女士的課，一口流利的好萊塢。她說慣了，不三思，下課回寓所，見著胡博士還是一口好萊塢，胡博士順口搭音，也就一連串Yeg，No。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也自然會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覺，並立即請那位女士遷了居。
閒談到此，本來可以結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談老師行輩，周夫人和女士事件結尾，未免不鄭重。那就再說一件，十足的鄭重其事，是他對朋友能夠愛人以德。那是1938年，中國東、北半邊已經淪陷，北大舊人還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傳他要出來做什麼，消息也許飛到西方，其時胡博士在倫敦，就給周寄來一首白話詩，詩句是：「臧暉（案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做一個夢，夢見苦雨庵（案為周的書齋名）中喫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用詩的形式勸勉，「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識得重與輕」，意很重，我忝為北大舊人，今天看了還感到做得很對。可惜收詩的人沒有識得重與輕，辜負了胡博士的雅意。
說起北大舊事，胡博士的所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學院院長，並進一步兼任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立意整頓的時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鐸（損）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課喜歡東拉西扯，罵人，確是有懈可擊。但他發牢騷，多半是反對白話，反對新式標點，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權，整頓，開刀祭旗的人是反對自己最厲害的，這不免使人聯想到公報私仇。如果真是這樣，林先生的所失是雞肋（林先生不服，曾發表公開信，其中有「教授雞肋」的話），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