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馬一浮先生只見過一面，不能深知，嚴格說沒有資格談他。可是想到另一種情況：馬先生生於清光緒八年（1882），比魯迅先生小一歲，他們都是紹興人，並且一同應過縣試，馬先生名列案首（榜上第一），魯迅先生屈居二百幾十名；後來兩人走了不同的路，魯迅先生是「其命維新」，馬先生是「仍舊貫」，因而聲名就大異，魯迅先生是家喻戶曉，馬先生則名限於親友弟子間，並將漸漸為人遺忘。馬先生也是一代學者，就說限於舊學吧，許多方面造詣都相當高，而且一生潔身自好，為人亦多有可取。像這樣一位先輩，名不為人所知也未免可惜，所以決定提起筆，記下自己所知的一點點。
馬先生名浮，字一浮，別署蠲戲老人，蠲叟。精舊學，尤其是子部。也許因為在這方面鑽得太深了，生活興趣就不知不覺地趨向詩書而遠於現實，正如馬敘倫先生在所著《石屋余瀋》「馬君武」條所說：「……轉眼三十餘年，一浮避兵入川，……一浮長余二歲，彼時朱顏綠鬢，各自負以天下為任。乃一浮尋即自匿陋巷，日與古人為伍，不屑於世務。」所謂與古人為伍是走孫夏峰、顏習齋那條路，閉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開門有教無類，誨人不倦。推想入川之後，過的更是這種生活。聽熊十力先生和林宰平先生說，對於宋明理學、佛學，尤其禪宗，馬先生在同行輩的學者中，造詣都是首屈一指。可惜我孤陋寡聞，竟不知道他在這方面有什麼著作。
得見的一點點反而是詩詞方面的作品。是50年代初期，看到上海某古舊書店的書目，上面有馬先生所著《蠲戲齋詩集》，定價四元，趕緊寫信買來。木版六冊，是他居四川時，弟子張立民和楊蔭林整理編輯的。內容是：第一冊，《蠲戲齋詩前集》上下二卷，收入川以前弟子抄存的一些詩；第二冊，《避寇集》一卷，收由浙江入川時詩，附《芳杜詞剩》一卷，收入川之前的詞三十多首；第三冊至第六冊，《蠲戲齋詩編年集》，收辛巳至甲申（1941—1944）共四年的詩。最後編年集是重點，都是60歲前後所作。詩集有自序，是癸未年（1943）年底所作，刻在第四冊之前，說明自己作詩的主張是行古之詩教而懲漢魏以後之失，就是說，不是吟風弄月，而是有益政教。並解釋老年多作的原因是：「余弱歲治經，獲少窺六義之指，壯更世變，頗涉玄言，其於篇什，未數數然也。老而播越，親見亂離，無遺身之智，有同民之患。於是觸緣遇境，稍稍有作，哀民之困，以寫我憂。」可見內容是走杜工部和白香山一條路。
我大致讀了一遍，印象相當深，可以分作幾項說。其一，突出的印象是詩才高。這可以舉兩事為證：一是筆下神速。以癸未下半年為例，中國頁49頁，一頁收詩以七八首計，總數近四百首，一天平均兩首半，其中有些古體篇幅相當長，這速度在古人也是少見的。二是語句精煉。比如五律，首聯可對偶而通常是不對偶，馬先生不然，而是經常對偶，並且對得工整而自然。其二，是學富，諸子百家，三教九流，信筆入詩，所以顯得辭雅而意深厚。其三，確是言行一致，很少寫個人的哀愁，而是多少有關政教。總的印象是，與同行輩也寫舊詩的人，如沈尹默、陳寅恪、林宰平諸位相比，馬先生像是更當行，更近於古人，這在梁任公「新民叢報體」已經流行之後是不容易的。勉強吹毛求小疵，是納蘭成德在《淥水亭雜識》中評論蘇東坡的話：「詩傷學，詞傷才。」馬先生正是「學」過多，因而氣味像是板著面孔說理，而不是含著眼淚言情，換句話說，是缺少《古詩十九首》那樣的樸味和癡味。
馬先生還是著名的書法家，行楷筆畫蒼勁，有金石氣。50年代前期，熊十力先生由北京移住上海，行前收拾雜物，我在旁邊，有馬先生不久前寫給他的一封信，問我要不要，我欣然留下。信相當長，字精，文雅，內容尤其可貴，末尾對於有些過急的措施，含蓄地表示悲天憫人的憂慮。其時我還沒見過馬先生，但由這封信約略可以窺見前輩的高風，所以就當做珍品保存起來。
50年代後期，馬先生受特邀充任政協委員，到北京來開會。鄧念觀老先生來，說馬先生住在北京飯店，約我一同去看他。我們去了。其時馬先生已是接近八十歲的人，可是精神很好，總是立著談話。他個子不高，長得豐滿，因而頭顯得大些。座上客很多，他雖然健談，也有應接不暇的情勢。客還是不斷地來，我們只好告辭。此後他就沒有再來北京，連他的消息也不再聽到，推想不是過於衰老就是作古了。
最後說說馬先生的手跡，存了十年以上，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來了，我想到上面有可以指控為「右」為「反」的話，為了馬先生的安寧，趕緊拿出來燒了。這是我的一點點善意，可惜沒有機會告訴馬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