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幼漁先生名裕藻，是我的雙重老師。30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學，選定念中國語言文學系，他是系主任，依舊說，我應該以門生禮謁見。上學時期聽過他一年課，講的是文字學中的音韻部分。馬先生雖然是寧波人，風範卻沒有一點精幹善於撥算盤珠的樣子。口才也不見佳，因而講課的效果是平庸沉悶，甚至使人思睡，專就這一點說，頗像我的中學老師兼訓育主任陳朽木先生。總之是，因為看不出他在學術以及行事方面有什麼突出之點，同學們對他總是毫無懼意，甚至缺乏敬意。他早年在日本，也是聽過章太炎先生講學的。因而以太炎先生為引線，關於馬先生就有個頗為不好聽的評語，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麼，某某人得其什麼，馬先生列在最後，是得其糊塗。
說糊塗，是近於開玩笑，難免過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馬先生不過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兩面，可取的是不傷人，不可取的是不辦事。不辦事而能多年充當系主任，這或者正是北京大學容忍精神的一種表現吧？不過無論如何，他總是系主任，依照帥比將高的慣例，他就不能不出名。出名還有另外的原因，都是來自家門的。其一是有幾個弟弟，其中兩位在學術界相當有名：一位是馬叔平（衡），金石學家，寫過《石鼓文為秦刻石考》，受到門內漢的讚許，後來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位是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說學家。其二是有一位賢內助。怎麼個賢法，家門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詳知，但馬先生有時似乎願意洩漏一點消息，於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學生的嘲弄。其三，就是這位賢內助生了個赫赫有名的女兒，名馬玨，考入北京大學政治系，我在校時期，全校學生公推為校花。校花，閨門待字，其在男學生群裡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夢等等可不言而喻，這且不管；馬先生卻因此而受到株連，這也不是什麼過大的傷害，只是間或，當然是背地裡，戲呼為老丈人。
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學生群裡。大概是1933年暑期吧，整頓之風吹來，觸及中文系（當時簡稱國文系）的也頗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適之以文學院院長的顯位兼任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師之不稱職者，開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鐸。馬先生退為只算教授了，後來像是也不再講什麼課，總之是名存實亡了。
在校時期，多數人心目中的馬先生不過如此，這印象即使夠不上大錯，也總是模糊。是30年代末，北京淪陷了，馬先生因為年近花甲，沒有隨著學校往昆明。他原來住在景山西街（舊名西板橋），也許為了隱姓埋名，遷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與劉半農先生（已故）的夫人住前後院（馬前劉後）。其時我和同系同學李君也住在北京，寂寞，很懷念舊日的師友，而師友星散，所以有時就到馬先生那裡坐坐。我們發現，馬先生也很寂寞，更懷念紅樓中的相識，於是漸漸，我們就把到馬先生那裡去當做後輩的義務。
這樣，日久天長，我們才明白，在校時期對馬先生的認識其實並不對。他通達，識大體，以忠恕之道待人，並非庸庸碌碌。舊日有些印象像是沾點邊，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這是我們把他的寬厚看做無原則的遷就。其實，他律己很嚴，對人的遷就也僅限於禮讓。在這方面，可記的事情頗不少，隨便舉一些。還是任系主任時候，他家的某一個年輕人報考北京大學，有一次，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在馬先生面前自言自語地說：「不知道今年國文會出哪類題。」馬先生大怒，罵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訴你考題嗎？」又，有一次，同學李君請馬先生寫些字，留做紀念。馬先生沉吟了一會，不好意思地說：「真對不起，現在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什麼。將來國土光復，我一定報答你，叫我寫什麼我寫什麼，叫我寫多少我寫多少。」馬先生可謂言行一致。北京大學遷走了，他借賢內助善於理財之助，據說生活沒有困難，於是閉門讀書，幾年中不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遠不出大門。
他愛國，有時愛到近於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國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我們每次去，他見面第一句話總是問：「聽到什麼好消息嗎？」為了安慰老人，我們總是把消息挑選一下，用現在流行的話說是報喜不報憂。——我們確是有個憂，是馬先生有個羊角瘋的病根，幾年反覆一次，而且，據說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後會不會有意外呢？大概耐到1944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們有些日子沒去，忽然傳來消息，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燈滅，早晚難免這一關，所謂達人知命，也就罷了。遺憾的是，他朝夕盼望勝利之來，七年多過去了，終於沒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見的，真的勝利了，「家祭無忘告乃翁」，他還能聽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