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泡沫化過程將幾乎所有西方設備公司和它們的客戶都捲入其中，它們瘋狂地沉溺於資本神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技術及商業化本身，而泡沫的破滅，又進一步消耗了整個產業鏈的力量，使得3G甚至4G的進程大為延後，這為尚處於從有線時代進入無線時代的中國公司留下了追趕同行的寶貴時間。而後來當中國公司開始開闢國際市場時，西方公司卻忙著休養生息。
時至今日，人們也沒有完全明白這一切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就像一個醉酒的人酣睡了一宿後醒來發現一切都變了樣。但對中興以及中國企業來說，正是這場泡沫膨脹與隨之而來的破滅，為它們擺脫生存困境，進而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大致的情況是這樣的。最初，一家叫網景的互聯網公司上市，拉開了迅速創造財富神話的序幕。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人們便被這種創富神話所包圍，完全陷入被預期設計好的遊戲之中。這一遊戲是基於互聯網的出現將徹底改變傳統的一切，包括財富創造模式的假設之上的。在各種繁榮幻想的鼓舞下，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和資金湧入互聯網領域，人們堅信所有的投入最終都可以在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得到豐厚的回報。
於是，泡沫急劇膨脹。借助向新生的互聯網服務商大量提供賣方信貸，思科等主要的互聯網設備商的生意也一飛沖天。為了保證及時交貨，它們紛紛加大庫存量，當思科和北電等最為激進的公司後來宣佈不得不承受高達幾十億美元的存貨貶值損失時，人們才認清這一早已存在的事實。
與此同時，在美國，在時任總統克林頓大力提倡的「信息高速公路」戰略和鼓勵開放的美國《1996年電信法》的雙重作用下，北電和朗訊等主要的光纖製造商也掀起了一場與環球電訊等寬帶運營商「共謀」的鋪設光纖的運動。它們為迎合資本市場對快速增長的癡迷，進行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收購，並不計成本地想方設法增加庫存以應對需求的爆炸式增長。直到後來它們才發現，原來很多訂單都是那些遲遲收不到貨的新生公司反覆點擊「下單」所致。
僅僅1998∼2000年間，思科和北電收購的公司均超過了30家，而朗訊的收購數也超過10家。這些收購讓這些公司消耗了數百億美元。
另外一股泡沫則源自歐美運營商自1999年開始的3G牌照競拍。在互聯網泡沫描繪出的美好前景的激勵之下，幾乎所有有野心的運營商都捲入其中，以泡沫最集中的美國為例，到2000年下半年，最大的44家通信公司的有息負債額已突破3000億美元，這相當於這些公司年全部銷售額的97％。在歐洲，為了競拍3G牌照，英國電信、沃達豐等公司也付出了1500億歐元的代價。
直到泡沫破滅後人們才意識到，所有的運營商都已債台高築，其中北美運營商的總負債就高達6000億美元，僅AT&T一家的負債額就高達530億美元。但另一種可能性在於正是這些運營商高築的債台，最終壓趴了泡沫經濟。
運營商的熱情又轉而刺激設備商，誘使它們採取同樣激進的行動，以在似乎很快就要到來的3G建設高潮中分得重要的一杯羹。無論是愛立信、諾基亞，還是北電、摩托羅拉，都希望通過3G來開啟新一輪的增長動力，從而避免20世紀90年代數字無線時代高速演進期中的落伍者的命運。在那場轉變中，諾基亞和愛立信等歐洲廠商成為最大的贏家，而摩托羅拉和北電等北美公司卻因為壓錯寶，支持市場規模小得多的CDMA而失利。
最後，每個個體實際上都已被不斷提高的預期所綁架，為了能夠繼續達到預期，不至於遭到資本市場的無情懲罰，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鋌而走險，用誇大的數字欺騙投資者。每個人都害怕成為第一個被揭露真相者，因為那對資本市場已經高度繃緊的神經而言，意味著被無情地拋棄。
後來人們才發現，泡沫中表現最好的北電的最輝煌時期，也是使用欺騙伎倆最瘋狂的時期—在1999年和2000年，它虛報的銷售額分別高達6億美元和25億美元。
其實，在整個泡沫膨脹的過程中，也不乏質疑甚至警告之聲。比如早在1998年夏天，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就警告，「是美國的資產價格膨脹，而不是東南亞金融危機，構成了對世界經濟的更大威脅。美國股票市場今年又有了15％的收益，與前兩年相比竟然增長了65％，而這並不是泡沫出現的唯一跡象」，但當人們都處於迷醉狀態時，再擲地有聲的斥責也如同隔靴搔癢，根本不能刺激到他們麻木的感官。
實際上，當後來泡沫開始破滅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還處於迷醉狀態，根本沒有意識到情況有什麼不對勁。相反，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心理取代了理性，處於這種狀態的人不管前面是什麼，都會毫無顧忌地撲過去。即便偶爾有一些比較清醒的人，也失去了理性應有的堅定，甘願成為僥倖心理的俘虜。
2000年3月10日，星期五，當扮演泡沫濃度測量表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破天荒地創下5048點的歷史高點1時，大多數人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巔峰，而是相信更大的奇跡將接踵而至。
儘管在隨後的一周內納斯達克指數下跌了10％，而且思科、微軟、戴爾等領頭羊的股票在這一期間甚至同時遭到了破紀錄的大單拋售，但市場分析人士仍然堅信「這只是正常的回調」，很快股指又會重新回到激揚之路。
作為這場泡沫中最大受益者之一的思科的反應，正好詮釋了這種情緒。在納斯達克創下歷史高點17天以後，思科的市值也跟著創下從未有過的高度—5310億美元。這個數字讓思科成為世界上價值最高的公司。天生樂觀的思科總裁錢伯斯（JohnChambers）比過去更加樂觀，他開始給員工編織新的夢想：用4~5年的時間達到500億美元的年收入和1萬億美元的市值。「我們有五成的成功率。」他對員工說。
他說這話時，已是2000年9月，雖然當時納斯達克指數相較最高時已經下調了將近20％，但他仍然認為沒有看到任何需要改變預期和行動的徵兆。相反，他採取了更加大膽的行動以迎接預期的更大的繁榮：僅在這一個月中，公司又招聘了1000名新員工；他甚至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年將公司的員工從4萬人增加到10萬人；僅在這一年，思科收購的公司多達21家。
的確，沒有任何理由表明厄運已經降臨。進入2000財年（開始於1999年7月底）後，思科每個季度的收入仍然在增加，一季度是39億美元，二季度是44億美元，三季度是49億美元，這種增長一直持續到2001財年的第一季度（即2000年8∼10月）。甚至當北電、朗訊等競爭者先後宣佈進入衰退後，錢伯斯也僅僅將此視為思科進一步拉大與競爭者距離的機會，他顯然深信思科對這場寒流完全具有免疫力。
但形勢已經開始逆轉。一個普遍的觀點是，從納斯達克指數達到巔峰後，泡沫就已經破滅了。最初，在包括思科在內的領袖企業的樂觀財務狀況的支持下，只有一些最弱小的企業首先感到了泡沫的裂痕，因為1999年那個聖誕節購物季的數據表明，雖然網民人數已經到了應該產生利潤的時候，但預期的大規模利潤卻仍然沒有到來，網絡銷售數據遠遠低於預期。
這就像一場瘟疫，開始往往在那些最脆弱者身上先反映出來。投資者再也沒有信心繼續追加投資，一些新生的公司只好倒閉。納斯達克指數也正確反映了這一趨勢，到2000年12月，該指數已經在不知不覺之中較3月的最高點縮水了近40％。
於是，這個靠金融的趨利本性與實業界的金融化這一對雙頭怪獸吹大的巨大泡沫，在2000年的冬天到來時，因為自然的寒冷與經濟的寒冷突然間發生的共振，使已經陷入瘋狂的人們終於清醒：冬天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