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來自美國及其盟友國家的姿態是：一方面，為了維護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國政府不得不順應歐洲盟友的要求，在不犧牲創新能力和創新優勢的基礎上，推進監管模式的改革；另一方面，為了拓展美國創造財富的外部市場，美國需要把自己赤字的減少與貿易夥伴國的責任「聯繫」起來，把資金過剩的局面作為這場危機的根源，歸罪於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政策不到位所引起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上。於是，在2010年，兩敗俱傷的貿易戰可能會不斷升溫。
筆者認為，面對美國貿易反傾銷的不斷升溫，我們完全可以「以牙還牙，當仁不讓」。但是，中國如果過於和美國針鋒相對的較量的話，結果可能適得其反。當然，在中央政府努力通過制度改革推進內需市場培育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中國現階段的發展特徵，外匯財富的保值和安全運作依然是我們不能忽視的頭等大事之一。可以這樣說，「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並不是一件壞事，它是世界經濟合理分工，資源向最優配置方向努力的必然結果！目前真正的問題在於，全球化所創造的財富給誰使用和如何管理！次貸危機告訴我們，把財富給予沒有參與全球化財富創造的人來分享，一定會出現債務償還的大問題，而沒有受到有效監控的專業化金融機構很容易過多地利用金融市場的「缺陷」來掠奪他人付出努力和代價後才得來的財富。而且，後者金融資產管理的失職行為才會導致這次金融大海嘯所出現的，不付出努力的人也來分享全球化所帶來的寶貴財富這樣荒唐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我們和歐洲發出共同的強化國際監管的聲音，最容易形成包括美國自身在內的「國際合力」，最能夠在現階段獲取最明顯的「雙贏」結果，也最能夠反映出中國政府「自由貿易」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念！
二、「國際金融監管統一模式」的意義。
儘管如此，目前歐洲主導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還存在很多技術性的障礙，如果我們對此瞭解不深，就不能發出保護本國利益的強大聲音，我們自己也就不能對這種監管模式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有利機會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在這裡，筆者歸納了現在正在推行的全球統一監管模式的利弊，供讀者參考。
第一，在今天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任何國家的金融機構要想站穩腳跟，都呈現出了一種做大規模的戰略。針對業務範圍廣闊的金融壟斷巨頭，如果沒有一個覆蓋全方位的綜合性跨區域金融監管體系，是不可能發現風險、抑制風險，尤其是規避像這場金融大海嘯這樣規模的系統性風險的。所以，中國要積極參與到國際監管體系的建設工作中。
第二，如果監管模式採取「各管各」的方式，國際投機資本就會利用金融全球化的大環境去進行監管制度上的尋租、套利，最後導致危機無法防範，或者各國為吸引外資不得不放鬆監管模式，從而導致系統性風險積累得越來越大，最後殃及全球。目前美國和歐洲在這方面的對立程度非常明顯。美國有很強大的勢力在抵制監管，認為過度看重監管可能會削弱美國在世界金融舞台上的創新能力和獲利優勢。所以，中國在推進監管體系建設的同時，也要注意適度性，否則，就會出現事倍功半，甚至效果適得其反的情況。為此，我們應該在國際舞台上尋求統一的標準，至少是針對發達國家，而對內也得構築起抵禦持制度套利目的進場的熱錢的防火牆，並且在發達國家面前闡述發展中國家正當防衛的立場。
第三，很多分散在各監管部門的有用信息根本無法傳遞到公共平台上，等到問題嚴重時，已經防不勝防了。尤其是對於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投機行為，如果不能全方位把握其行蹤，就很有可能會錯失良機，造成漫天的大火。中國也應該關注這一正在構建中的國際平台，並對它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方法有充分的瞭解。
第四，一個統一的監管體系便於明確部門責任，不會因為自己的過錯，而趁外人不知情，把錯誤歸咎於別人。隨著對美國次貸危機問題研究的深入，筆者漸漸發現，不僅美國金融機構存在道德風險，就連美國政府也是如此，它為了挽救IT泡沫經濟破滅給美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利用自己國際貨幣的主導權優勢慫恿泡沫經濟惡性發展，演出了一場事後讓全球分擔美國利益損失的道德風險鬧劇。所以，中國為了捍衛自己美元資產的財富價值，應該主動參與到歐洲倡導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建設中。
三、「遊戲規則」重新設計面臨挑戰。
不過我們必須意識到，就像今天要求人均收入只有3000多美元的中國大眾，立刻拿錢像人均收入達3萬美元的美國人那樣消費，通過內需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在短時間內是不現實的情況一樣，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真正發揮作用在目前也面臨著諸多挑戰。主要反映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人才問題。這些來自各國、各地區並且長期以來從事非常專業和範圍限定的監管工作的人才，突然進入一個需要重新創建工作目標、工作方式的嶄新的工作環境之中，前期「試錯階段」所可能帶來的損失和造成的問題由誰來承擔？
二是官僚作風。因為是最高權力機構，再加上是超主權運行機制，人員的流動性大，工作人員很可能就是持「度假」的心情投入「光榮的工作」，沒有能力也無法全身心地真正投入。即使可以採用「線上合作」的方式開展業務，但其覺察能力和應急能力能發揮到怎樣的程度，還是非常令人擔心的。
三是協同效應會比想像的要小。儘管信息共享的利益提高，但是工作環境中表現出來的文化差異、認知差異可能會沖銷所謂的統一監管所帶來的協同效應。
四是監管不當。因為高風險監管業務和低風險監管業務混在一起監管，很容易產生監管過度或監管不足的問題。尤其是高風險業務監管不足很容易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行為，從而降低了監管對控制系統性風險的能力。
五是監管業務整合的不確定性。一些業務對某些國家的某些產業有著非常明顯的正效應，但是，它同時又會積累巨大的系統性風險。如果監管部門中的工作人員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上，放鬆應有的監管或濫用權力打壓自己競爭對手國的金融發展，那麼，這種監管業務的整合反而不如分行業或地區的監管模式，至少從事某一種特殊業務的人群在一起會形成較為客觀的判斷。另外，如果國內機構為了防止人才流失，刻意派出閒置人員或沒有實際工作能力的官員，也會導致國際監管機制名存實亡。
以上問題在一國所採取的混業監管模式中也會出現，只不過在國際合作監管機制中會更加明顯。現在的我們不得而知，這種國際統一的監管模式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但筆者認為，至少對中國而言，針對目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和美國市場主導的國際金融市場格局，增強外部對美國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監管強度是無可厚非的。而且，避免中國主權國家自身對美國金融業務的「干預」指責，借助如今歐洲推進的統一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也是比較理想的監控方式。只要我們能夠繼續尋求解決上述問題的國際合作方法，那麼，危機狀態下的國際合作邁出可喜的第一步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對沖基金」靠「歐元區機制」的缺陷賺錢
2010年年初，一場來自於歐美政府監管部門對以「對沖基金」為代表的市場投機力量的反擊戰正在全面展開。比如歐盟開始調查製造「希臘事件」恐慌的發源地——主權債券CDS市場（信用違約互換市場）的交易行為及其定價機制。他們還計劃引入歐洲自己的評級機構，以防止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再次扮演在「次貸危機」中的「助桀為虐」的角色。歐洲監管部門懷疑三大評級機構選擇不恰當的時候調低了希臘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為對沖基金的投機資本謀求暴利創造了強大的做空歐元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美國監管部門也在內外各方面的壓力下同樣開始著手調查，對沖基金是否利用希臘問題乘人之危、做空歐元來謀求非法利益。那麼，對沖基金真的是在惹是生非嗎？他們的行動真的有必要讓歐美監管部門不得不聯合起來，拿出痛打落水狗的勇氣去圍堵嗎？世界該如何避免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所出現的「三元悖論」的問題？筆者想直面這次由希臘等國主權債務危機引發的金融全球化的秩序維護問題——它所帶來的意義甚至可能超過我們對全球化環境下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和金融創新濫用問題的認識。
希臘問題鬧到今天這個地步，絕對不能說是市場投機力量在無中生有，製造事端。我們不得不承認是歐盟政府在重蹈覆轍，只不過在問題的暴露和激化上對沖基金確實發揮了客觀上無法推卸的負面作用。記得前幾年索羅斯在來中國的時候，還對1992年英鎊危機和1997年東亞危機爆發後世人指責他是這些危機的始作俑者一事，進行了讓人「能夠理解」甚至「為之讚許」的辯解。他說，他在博士階段從事的「證偽」哲學思想體系的研究，影響了他後來主導的量子基金所採取的一系列大手筆的投機戰略。他說，他要用自己的投機戰略來搞垮存在制度瑕疵的經濟體系，以一場危機的形式來教訓那些當事國政府，讓他們從危機中意識到自己所推行的扭曲的制度體系是根本經不起外界一擊的，從而迫使他們進行制度改革。
事實上，歐洲在經歷了1992年貨幣危機之後，確實加快了歐元一體化的進程，避免了採取釘住德國馬克所帶來的制度脆弱性。因為當時索羅斯等對沖基金充分意識到，一旦歐洲這些國家的本幣被大量拋售，由於所在國維持就業和工資水平的政治遊說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它們想要通過空前緊縮的貨幣政策犧牲就業去保衛本國貨幣價值的行為是根本不可持續的。於是，大規模沽空這些國家的本幣，誘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放棄扭曲的固定匯率制度的做法，讓對沖基金事後確實得到了他們所預期的大幅度獲利的效果。從嚴格的「貨幣危機」的理論意義上講，歐元的波動雖然再也不會像執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那樣，產生嚴重的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危機——由此對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造成致命的打擊，但是，我們看到，時隔18年後的今天，歐盟同樣面臨了當初那些執行固定匯率制度的歐洲國家所面臨的「兩難選擇」。儘管現在歐盟的制度約束不是來自於固定匯率制度，而是意義更加重大的歐元區經濟體的維護。
一方面，如果發揮歐洲央行所應具備的「最後貸款人」的救市功能，那麼，在歐盟的救助下，希臘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市場動向表明，希臘政府已經提出大規模縮減財政赤字，市場普遍認為這是歐盟伸出援助之手的必備條件，之後，我們立刻就看到了前一階段被市場破壞的各類資產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都開始明顯反彈。但是，另一方面，讓歐盟政府感到尷尬的是，一旦救助希臘，歐元中長期內會因為流動性過剩，通脹壓力增大，但歐盟政府又不能按照歐洲央行自己所承諾的釘住通脹的貨幣政策來大幅升息（因為這樣做會讓剛剛穩定下來的希臘債務危機再次點燃），結果必然會導致歐洲央行的信譽下降，歐洲經濟的凝聚力下滑，從而促使歐元進入一個較為長期的趨勢性貶值狀態並不得不面臨通脹風險不斷膨脹的壓力。但如果歐盟不啟動「最後貸款人」的救市機制，下狠心甩掉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國家的包袱，那麼就可能會產生更為嚴重的歐洲政治危機。我們知道，歐元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做強歐洲這一政治利益的考慮，所以，歐盟下狠心甩包袱的可能性很小。而這也使歐盟今天受到了像以往執行固定匯率制度一樣的約束。
對沖基金正是看到了歐盟經濟這種制度上的軟肋——陷入了一種新形式的「三元悖論」陷阱：即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維護、金融交易自由化、獨立的貨幣政策（即防止通脹的利率政策等）三者一起構成的危險「組合」，於是他們借題發揮（比如高盛集團利用貨幣互換手段，把希臘政府不斷積累的對外債務從它的賬面上暫時剝離出來以維護希臘政府的借貸能力，以及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對希臘主權債務的信用調低做法），施展自己擅長的立體式投機戰略，通過讓歐盟就範（出資救助、製造出嚴重的歐元貶值和通脹的結局），讓歐盟付出巨大的財富代價，來達到對沖基金自己獲取暴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