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Introduction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世界經濟的舞台上，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地位就在不斷地提高。尤其是在這次金融大海嘯對發達國家造成了巨大衝擊之後，以中國為代表的、依然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更加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而且，越來越多的人群都在期待「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會轉移到這些績效出眾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中。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由於本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的約束，以國內市場自身的需求來支撐經濟發展的「活力」並不充分。相反，「對外經濟的依存度」偏高這一共同特徵讓它們想盡快走出危機的陰影，尋找到一個「以我為主」的「新增長點」。這並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甚至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優化本國的經濟結構，完善市場成熟所需要的制度建設以及提高國民收入所需要的技術、人才、資金和商業文化的儲備。只有這樣，其未來的經濟發展才能保持足夠的活力和獨立性。否則，一旦歐美經濟的復甦，像20世紀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那樣，進入一個漫長的調整過程，新興市場國家高增長的驅動力就一定會因為無法改變這種對外的「高依存性」而不得不放緩。
本書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分析效仿「日本增長模式」的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存在哪些發展上的缺陷。筆者列舉了自20世紀90年代後日本發展所面臨的困境、2008年越南通脹及本幣升值所帶來的危機、2009年中國中小企業和金融體系所承受的結構調整的巨大壓力等代表性案例，充分說明了這類「製造業立國」的新興市場國家在抵擋外來衝擊時所表現出的「脆弱性」。另外，這一部分內容也向讀者展示了新興市場國家因為具有發展勢頭迅猛的特徵，而且經濟全球化讓這一勢頭能夠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裡得以持續，所以很容易使得這些經歷經濟週期調整相對較少的新興市場國家產生過度樂觀的預期，導致投資過度、監管不足、對外依存過高的「失衡結構」。迪拜發生的主權債務危機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最後，在這一部分中，筆者還向大家介紹了「後危機時代」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競爭和合作」關係同步強化的現象。無論是東亞經濟圈還是「金磚四國」，都表現出了較強的爭奪世界經濟主導權的意識和「脫歐美經濟」所需要建立的經濟合作關係的願望。
筆者寫作這一部分內容的目的是向讀者展示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以出口導向戰略為主的東亞國家所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力和這種發展模式所存在的「天然的缺陷」。因此，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全球化的「弊端」和其好處一樣鮮明。如何盡快讓自己的經濟發展機製成熟起來，將是新興市場國家可持續發展共同需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篇題為《東亞貿易強國為何開始爭奪金融主導權？》的文章，向讀者闡述了東亞國家製造業立國戰略所帶來的「金融軟肋」問題，具體表現在本國的儲蓄無法轉變成有效投資，亞洲區域內的經濟合作沒有金融合作的推動很難更上一個台階等方面。亞洲擁有世界最大的儲蓄資源、中日韓三國又和中國香港、新加坡一起意識到在東亞建立國際金融中心對推動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對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機遇和挑戰的問題，筆者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
第二篇題為《小國的痛苦和大國的煩惱：都是「金融脆弱性」惹的禍？》的文章，以2008年越南遭遇到的泡沫破滅、貨幣危機作為題材，分析了東亞模式製造業立國、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與國內金融資產泡沫之間的內在聯繫。筆者想告訴讀者的是，不管是越南這樣經濟體較小的國家還是中國這樣經濟體龐大的國家，大家所面臨的問題都是相同的，只是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存在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第三篇題為《都是美國人惹的禍嗎？》的文章，以日本經濟在金融大海嘯爆發之後受到重創的事實為例，闡述了東亞對外依存型的增長模式所面臨的嚴峻挑戰。筆者分析了為什麼看上去不靠價格競爭的日本製造業在危機面前比靠價格競爭的中國企業還感到無奈的原因，同時也揭示了價廉物美的中國產品在歐美消費結構改變的情況下顯示出的「比較優勢」。
第四篇題為《「兩型社會」建設應該成為「東亞合作」共同的主題》的文章，首先基於產業經濟學中的「微笑曲線」理論，向讀者揭示了全球致富的方式和產業競爭力提升的「秘訣」；然後，也反省了東亞模式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所顯現出來的「失衡結構」。東亞各國若想告別產業發展的缺陷，就應該在「低碳經濟」這個新興產業崛起的過程中加強合作，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來突出區域的競爭優勢。
第五篇題為《日本「泡沫經濟」的命運會在中國重演嗎？》的文章，向讀者介紹了東亞模式繞不過去的一個問題——財富積累和金融資產泡沫之間的內在聯動機制。筆者以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簽訂了讓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後，國內遭遇到的產業空洞化、金融資產泡沫化的結果為背景，分析了「日本病」在中國重演的可能性，並提出了我們應採取的有效應對措施。
第六篇題為《四個難兄難弟走在一起》的文章，向讀者描述了「後危機時代」被西方世界密切關注的還有「金磚四國」的發展狀況這一現象。出人意料的是，這四個國家今天都以主動的姿態分別強調了自己與其他三國深化合作的意願。筆者對今後四國合作的前景和所面臨的挑戰進行了分析。
下面，就讓我們親自去品味一番新興市場國家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後的變化吧！
東亞貿易強國為何開始爭奪金融主導權？
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通過確立出口主導的產業政策打開了東亞外向型的經濟增長之路後，接著80年代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亞洲四小龍）又成功地續寫了出口導向經濟發展的驚人篇章。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和90年代，東南亞的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更是在此基礎上，發展了外商直接投資拉動出口的強國戰略，縮短了經濟騰飛所需要的時間。到了今天，中國成為了經濟騰飛的主角，巨大的勞動力市場優勢和大規模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的發展，再加上非常好地吸取了東亞成功的經驗，中國再次展現了超乎尋常的經濟增長表現，讓世人感到東方的巨龍正在騰飛。
但是，除了中國目前還處於一個繁榮的階段（目前這一判斷存在爭議）外，上述所有國家在經濟繁榮（靠實體經濟的支撐）的後期，都先後經歷了程度不同的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究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東亞國家缺乏一個有效運營製造大國所創造的龐大儲蓄（資本）的國內金融體系。結果，殘酷的競爭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出於降低成本和規避風險的動機撤離國內市場，而國內脆弱的金融體系又濫用國內寶貴的儲蓄，去追求高收益高風險的金融投資，於是，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就不得不過分地依賴國外短期的銀行貸款。由此所產生的「幣種不匹配」和「期限不匹配」的雙重高風險的融資結構，必然在固定匯率的環境中，經不起投機資本利用不斷開放的金融環境所進行的「套利」衝擊！各國政府事後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奮鬥多年所積累起來的「被認為很充實的外匯儲備」，在國際投機資本面前變得那麼「弱不禁風」。
因此，本文首先闡明金融主導權之爭是亞洲經濟增長模式優化的必然結果；然後，揭示金融主導權爭奪中起關鍵作用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條件和比較亞洲主要大都市金融發展的現狀；最後，探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
一、金融主導權的爭奪是亞洲經濟增長模式優化的必然結果。
為了防範金融危機再次擾亂東亞經濟的正常發展，這些年來東亞的金融合作也緊跟經貿合作迅速發展的步伐，產生了很多實質性的新變化。具體而言，在《清邁協議》的框架下，亞洲債券市場、貨幣互換、亞洲貨幣單位的導入和建設都有長足的進步。儘管如此，由於亞洲地區經濟結構的不對稱，東亞經貿大國或地區，比如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就把主要的投資市場和出口市場轉移到了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和其他一些東亞國家或地區又把主要的市場放在歐美，這樣在金融合作中就會出現國家利益的不對稱局面，比如以中國大陸為市場的國家或地區就希望實現貨幣的相對獨立性（倡導脫離美元的貨幣體系等），而中國等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在對外依存的經濟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轉變的時候，還是希望與美元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另外，歷史遺留的政治問題也會干擾東亞國家互相之間的信任和國家利益的權衡，從而影響金融合作的範圍、規模和速度。所以，亞洲的金融合作更多地還是依賴於政府間的對話和推動，市場本身還沒有形成一個主觀能動的積極推動的勢態。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東亞各國製造業的強勢發展所帶來的不斷增長的外匯資源（儲蓄），直到今天還是無法在自己國內的金融體系和亞洲區域間的金融市場中得以有效運作和保值，而不得不將其放在歐美成熟的金融市場中運作。事實上，這樣一種模式就更加助長了美國雙赤字經濟運營的失衡結構，加深了世界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狀況。2007年年底，美元一直貶值和美國次級債問題的惡化，讓所有持有龐大美元金融資產的亞洲各國的決策部門都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思——美國倡導的自由貿易理念實質上加劇了亞洲各國製造業之間的競爭，換來了美國消費者價廉物美的經濟利益，而亞洲國家用勤勞的汗水所創造的寶貴財富，卻因為自身「金融小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的制約而不得不以美元資產的方式來保存，結果擁有定價權的美國——這樣的金融大國（很容易）通過本國貨幣的貶值和利率的下調等方式來減輕它們對外債務的實際負擔，同時也就「抹去」了亞洲國家「勤勞致富」所營造的「貿易大國」帶來的寶貴的儲蓄
價值。
另一方面，亞洲金融合作的艱難性和有限性，再加上本國在製造業競爭中所處的「對外依賴」的地位，使得各國政府自然想要通過發展自己國家的金融體系，至少通過增加金融服務業這樣的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競爭力，來爭奪亞洲的金融主導權，以彌補未來製造業遞減的收益（生產資源的瓶頸、國內產業的空洞化等）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尤其是2007年年底，亞洲各主要製造業大國中的大都市，比如香港、新加坡、東京、上海、首爾等地都鮮明地提出了具體的建立亞洲乃至世界國際金融中心的設想和實施計劃。一場「暗地下」爭奪亞洲金融主導權的激烈競爭，正和「外交上」推進金融合作的政府對外戰略一起並行展開，勢不可當。
從某種意義上講，金融合作是為了不重蹈覆轍——讓1997年區域性的金融危機不再因為一國政府的勢單力薄而使其陷入困境，因此，它有很多雙贏的基礎；而金融主導權的爭奪似乎更多是出於自己國家的未來利益甚至經濟安全的目的。東京因為日本泡沫經濟的負面影響失去了亞洲霸主的實際地位，根據經濟地理學最優佈局假設，亞洲需要一個像歐洲地區的倫敦、北美地區的紐約那樣，能夠支撐製造業發展和潛在的龐大消費市場與資金運作市場的國際金融中心。因此，金融主導權的爭奪比金融合作的方式具有更強的市場激勵機制，這可能會演變成各國大都市之間一場空前激烈的競爭。不過，值得強調的是，在金融主導權爭奪的過程中有很多危機陷阱，稍不注意，不僅會喪失金融主導權爭奪中辛辛苦苦所「搶佔」的領先地位，甚至有可能將自己多年的辛勤汗水打造出來的實體經濟的強勢，一瞬間化為烏有。1995年泰國就是急於想通過建立離岸金融中心（BIBF）來爭奪亞洲的金融主導權，結果，1997年投機資本就是利用這一市場制度的漏洞，將泰國首先帶入了金融危機的境地。總之，金融主導權的爭奪雖然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但也是考驗各國政府智慧和調控能力的生死之關。
二、金融主導權爭奪的核心力量和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