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被動」的局面，可以從我國現在的經濟結構與上述三大類問題的關係中發現，它也主要體現在相對應的三大方面：
首先，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積累了寶貴財富。但因為自身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我們無法在貿易和投資規模做大的基礎上，讓貨幣參與到財富積累過程中，從而導致我國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對外貿易和外商在華的直接投資，給我國帶來了世界第一的美元外匯儲備，卻也在客觀上讓我們失去了管理自己財富的國內舞台。另一方面，因為我國人才和經驗的缺乏以及美國政府的投資限制，造成我國管理外匯儲備的方式非常單一——要麼購買美國國債，要麼購買華爾街大名鼎鼎的金融機構所發行的「信用級別」最好的金融債。而在危機面前，無論是哪一種投資方式都讓我們失去了活用財富的主動權，只能投資美國流動性最強、收益最低的「安全資產」。今天，因為金融危機——華爾街「倒塌」、美國政府「救市」急需用錢而無法有效地償還對外債務，從而使我國巨大的外匯儲備失去了「流動性」。
其次，世界經濟失衡是各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結果，只要經濟全球化能夠給世界帶來比「鎖國經濟」更多的財富，那麼，世界經濟失衡就不可能在這種有效的「國際分工」市場格局下消除。在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今天，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內需市場的培育，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出發已刻不容緩。若想在現有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去真正解決這類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沒有強大的金融體系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為產業結構的轉型意味著我們要開始邁向高附加價值的技術研發和服務開拓領域，它們不像製造業那樣具有標準化的特徵，而是充滿了不確定性，需要一大批專業化的人才團隊和不斷深化的金融市場以及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創新產品支撐。在這方面，我們的「轉型成本」——從製造業向技術研發和服務業轉變的過程，比美國現在為擺脫危機所承擔的「轉型成本」——從金融業向製造業「回歸」的過程要高得多。
最後，由於中國經濟處於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的過度開放和金融資產價格的自由波動都會影響中國有限的資源的配置方向，再加之利率和匯率對製造業而言是金融資源的要素價格，和原油、鐵礦石一樣是「生產成本」，會直接影響到處於技術低端的中國產業在國際舞台上的價格競爭力。在沒有充分的內需市場來支撐中國企業的就業水平和財富創造能力，同時也沒有強大的金融體系可以作為分散風險的後盾的情況下，貿然去加速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自由波動以及開放中國的金融市場都有可能會斷送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帶來的成果。
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由於匯率（利率）的剛性和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的緊密程度，使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講，走出這種被動的受外部「貨幣政策綁架」的格局，需要我們有一個自主的貨幣體系和與之配套的強大的金融體系。否則，經濟景氣的時候，大量投機資本的流入所帶來的越來越嚴重的「外匯占款」問題會加速資本市場的泡沫，產生國內「滯脹」的風險；而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為了尋求像美國這樣擁有「貨幣主導權」的國家所提供的「避風港」，大量的資本外逃會導致我國的金融體系變得更加脆弱，甚至會發生金融和經濟的「雙危機」狀況。
如何面對上述「中國國情」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去做強最為關鍵的金融產業，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走出「被動」的局面，已經成為「後危機時代」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一個重大而又緊迫的課題。我們也看到，中國政府目前正在以下幾個方面不斷付諸行動，努力探索增長方式「良性循環」的有效機制：
一是通過「做強金融」來提高我國整體的「自主創新」能力，從而改變過去中國因為缺少擁有強大的研發能力、自主品牌、國際認可的專利等「撒手鑭」的「拳頭企業」，而在國際商務中無法爭取到有利於自己發展的「定價權」、「談判的主動權」和「貨幣主導權」這樣尷尬的局面。
二是通過「做強金融」來改變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壟斷格局，以強化我國自己管理財富的主動權和提高專業化能力。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最終目標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也充分體現了國家重視「金融發展為產業資本和個人財富提供可持續和穩定的增長源泉」這一大國的發展戰略。儘管這方面的目標實現確實讓人感到「任重道遠」，但是目前中國政府則是通過參與或推動更廣範圍的國際金融合作，來彌補自己眼下「單薄的金融力量」的缺陷。
三是通過「做強金融」讓我國的投資團隊和優質企業「走出去」，以提高中國外匯儲備的利用效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中國人口紅利優勢的存在和製造業的集聚以及規模效應的發揮，國際舞台上中國產品的競爭力還會繼續為中國經濟的繁榮創造更多的財富價值。而這些財富價值短時間內也不可能由人民幣這一國際貨幣的新成員所替代。因此，如何使用和管理好我國的美元外匯儲備、保證有效的技術引進和生產資源的穩定供給，從而為我國企業的做強和大眾消費質量的提高貢獻力量，這可能也是當前「做強金融」所需要考慮的最緊迫的課題之一。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政府現在所推進的上述這些「後危機時代」的大國發展戰略，是在嘗試第一個吃螃蟹的滋味。因為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時間，而相關的匯率和利率卻暫時還無法完全市場化，但為了盡快站上產業鏈的價值高端（上游和下游），「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是不可或缺的，那麼，這類嘗試會不會出現由於我國自身抗風險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國際投機資本的衝擊？東亞有很多出口導向的國家和地區，但即使是日本和韓國，也沒有摸索出一個與製造業相匹配的具有競爭力的金融體系運行模式！1997年的東亞危機和日本20世紀出現的金融泡沫破滅，都說明它們嘗試發展金融來支撐製造業的戰略以失敗告終。美國則乾脆把大部分製造業都移到了海外適合標準化生產的國家和地區，努力維持本國創新和金融共同發展的匹配增長模式。今天，美國的「苦惱」是技術沒有跟上、金融沒有穩定，所以，奧巴馬政府只能用增加國內投資和積極出口的短視行為來間接地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以轉嫁國內大眾由於就業和生活環境惡化而滋生的對現任政府的抱怨情緒。
除了「供給瓶頸」要素外，還有一類制約中國人口紅利產生有效市場的「需求因素」。事實上，導致中國今天市場內需不足的障礙主要有三個：一是有消費願望但沒有消費能力，如今通過發展村鎮銀行扶持農村城市化、工業化的方式來解決廣大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正是釋放這種消費能力的關鍵所在；二是有消費能力但不願消費，如今通過深化金融體系建設以確保社會保障和福利資金的正常運營，正是解決中國居民過度金融投資問題的關鍵所在；三是有消費能力也有消費願望但無法實現他們所渴望的消費方式。今天，常常能看到中國的富人們在海外市場瀟灑走一回（走幾回都有），他們在海外對名牌產品的「慷慨消費」讓西方人都大為驚歎，可是，這種消費並沒有能給中國本土企業和中國消費者帶來利潤和就業增長的良性循環。即不能夠實現健康的收入再分配格局——「富人們」給為他們服務的「窮人們」帶來更多的財富，以提高全民整體的有效需求。也就是說，這部分沒有後顧之憂的「富人階層」今天選擇的消費產品，在中國市場常常是無法得到滿足的。
這其中有我們的金融體系扶持創新類企業不足的問題、廠商產品定位不準確的問題、我們自身品牌不過硬的問題，也有我們產品的誠信不到位的問題等。當然有些消費品的供給雖然能夠實現，比如高檔的住宅樓，但這種對兩成富人的高檔住房供給可能會帶來八成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問題，而解決不好後者的問題，不僅內需不可持續，而且還會破壞社會和諧的基礎。因此，尋找沒有負面影響的刺激富人消費的模式是中國目前這種特有的經濟結構下必須接受的一個重大挑戰。它比單純地向富人徵收高額的稅收，比如開徵遺產稅（產權沒有明晰的情況下很難操作）的效果會更快一些，畢竟很多富人在原始積累過程中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正是其中一批批當初的企業家的努力才推動了中國經濟不斷向前發展。於是，提供富人想消費的東西而又不會增加其他人的麻煩，是中國新增就業機會和可持續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共建的上海迪士尼樂園也許提供了解決中國富人消費模式和縮小中美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的一個很好的「雙贏」範本。
總之，克服上述「中國國情」所帶來的種種困難，重視「做強金融」的「中國戰略」，是中國經濟在「後危機時代」轉型過程中將面臨的最大挑戰。因此，迫切需要決策部門、監管部門、金融機構、生產單位和研究機構共同探討出適合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大國增長模式」。
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
2010年是世界各國努力調整自己受損的經濟結構，尋求世界經濟合作的新模式、新方向，順利完成共同退市的最優戰略，真正走出這場危機最後一階段的關鍵一年。
但是，世界所面臨的共同挑戰依然沒有找到合適的辦法加以應對，這主要反映在三大方面：一是全球金融市場和貨幣體系發展的嚴重失衡，客觀上給美國的金融機構帶來了「金融創新」濫用的外部環境，在目前沒有出現可以與美國相抗衡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前提下，世界應該如何監管美國在管理財富上惡意利用自己的「壟斷」力量？二是經濟全球化環境下不斷推進的國際分工所帶來的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的問題，到底是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和國際組織的強烈干預來縮小失衡的程度，還是順應市場的自然分工格局繼續發揮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來尋求世界整體經濟利益的提高？三是由於世界各國自身的經濟狀況和經濟發展階段各不相同，所以，基於維護自己本國經濟發展目標所實施的一國「看似獨立的」經濟政策，將會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產生較強的外部「溢出效應」。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去「約束」，那麼，不僅會使其他國家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威脅，而且，甚至可能導致剛剛痊癒的世界經濟運行機制和國際金融市場再次面臨二次探底的風險。
一、金融危機管理的最佳藥方。
令人擔憂的是，雖然各國都意識到了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所開出的藥方卻相差甚遠。比如，來自歐洲陣營的發達國家基本認同世界經濟失衡格局是國際分工所帶來的必然結果，過於強調國際收支的平衡可能會對解決目前歐洲區域內低迷的需求問題和不斷上升的技術創新優勢帶來負面的影響。所以，他們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在於要防止財富被濫用和掠奪，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更應該建立一個統一的、全球攜手運行的國際監管體系。比如應該建立全球金融業務風險評估基礎上的審慎性監管，限制過度的槓桿和賣空交易。另外，信用評級機構的信息披露機制、公允價值的會計制度改革、金融機構的薪酬約束機制、消費者保護措施，甚至中央銀行「最後貸款人」職能的透明化要求等都應該納入到統一監管的體系中。只要在這些方面達成共識，其他兩大問題自然就會減弱，甚至反而會在政府的共同「助推」下創造出貿易增長、技術溢出所帶來的推動世界經濟良性發展的「正」外部效應！
當然，來自新興市場陣營的國家，無論是「石油美元」國家，還是「商品美元」的國家，更擔心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對本國創造的美元財富所帶來的危害。尤其是當美國退市政策失效、美元全球氾濫、美元財富由此縮水的問題日趨嚴重的時候，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穩定性就會產生新的亂子。我們看到迪拜主權基金已經出現了美元賬戶上資不抵債的局面。同時，商品出口國家也意識到美國本土越來越強大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對未來自己貿易立國戰略形成了嚴峻的挑戰。因為新興市場國家更關注第一個問題和第三個問題，又感到十分無奈，於是，如今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團結一致尋求分散風險和互助發展的合作方式也是五花八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