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金融服務業是美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產業，而市場的信賴是保證國內外金融資本彙集美國，使其金融業繁榮發展的前提條件。這場全球性的金融大海嘯，讓世人意識到，一批專業化的投資團隊，利用他們獨有的知識結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不對稱，騙取了廣大不知情的投資者的信賴，從而達到他們瘋狂地追逐利益和轉嫁風險的目的。為了防止這種病態畸形的業務再度出現，奧巴馬政府正在從事前（比如加強監管等）和事後（比如提高破產處理的藝術等）的危機處理方法上，試圖找到並努力彌補現有危機管理中所存在的漏洞。
其次，美國雙赤字的經濟結構之所以能夠持續下去，是因為一直以來美國的金融體系發揮了管理世界財富的功能。而且，借助於美國金融體系的比較優勢，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也能夠順利地主宰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但是，如果今天美國政府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拿出實際行動來回應世界對其金融體系和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不滿的狀態以及要求其改革的呼聲，那麼，很有可能會出現美國政府最擔心的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出的局面，從而導致美國雙赤字的經濟結構難以維繫，美國的國家地位和美元的作用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每況愈下。這是美國政府最不願看到的狀況，奧巴馬政府當然會全力以赴維護美國的核心競爭力。
最後，全球金融危機也給美國帶來了再造強盛金融體系、引領世界金融發展模式的絕好機會。目前，全球都在思考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管模式來應對金融創新濫用所引發的系統性風險。美國仰仗自己本土的（信息）優勢，推出「後危機時代」的現代金融風險管理模式。如果這種新模式被世界接受，那麼，美國又一次創造了一個新標準！這會讓美國金融體系佔盡先機，而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體系，可能就會因為被動導入這種新的監管模式而不得不增加運營成本，降低了其金融機構在國際舞台上的競爭活力。所以，世界各國都在關注正在發生的遊戲規則的變化，關注這種監管的新標準會以怎樣的方式影響全球。
奧巴馬的這次改革方案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中國金融業在發展過程中加以借鑒：
第一，對越來越趨於混業經營的巨型金融機構，尤其要加強事前監管的力度。因為一旦它們出現問題，就很容易綁架政府動用納稅人的資金去挽救它們所締造的「小社會」。否則，政府將承擔更高的救市成本。當然，在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金融機構越做越大是市場發展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們還停留在僵硬的分業監管模式上，就很容易讓這種道德風險行為越演越猖狂，直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二，對於金融創新活動，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它的雙刃劍特徵。尤其是表外業務和場外交易業務，標準化程度低、差異化強、透明性弱，因此，信息不對稱問題十分嚴重。如何避免由於無知而陷入巨額虧損的結果，相關監管部門應該負起社會責任，設定投資高風險產品的准入門檻和機構提示風險的要求。當然，為了鼓勵成長型中小企業的融資，開拓場外交易和表外業務的金融創新活動是推動一國經濟附加價值提高的必要手段。如果不分青紅皂白，把金融創新業務一網打盡，反而會扼殺經濟發展的活力。但是，絕不能脫離基本面，靠金融創新的渠道來純粹追逐資本市場的金錢泡沫，如果這種行為得不到充分監管，那麼就一定會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再次爆發重量級的金融大海嘯。
第三，要恢復對金融體系的信賴，就要注重對消費者的保護。如果只關注資本市場中金融創新的能力和企業的融資成本，而忽視老百姓持續穩定的財富增長的需求，那麼，總有一天這樣扭曲發展的金融體系會被邊緣化，經濟發展的效率就會大打折扣。而且，這種消費者保護不能仰仗當事人雙方的努力，一定要借助第三方專業化團體的運作才能發揮其真正的作用。政府尤其要重視第三方機構的質量，否則，就無法保證金融體系健康發展所賴以生存的「信用」環境能夠長期維持下去。
總之，奧巴馬正做著他上任以來最艱難的金融體系改革的工作。因為他面臨的是如何增強金融體系活力和效率與保持金融體系健康穩定發展之間的兩難選擇：如果過於重視前者，就可能會使金融創新活動超越了實體經濟所能支撐的限度；而如果過於強調後者，則可能會因為監管過度而使得本來在危機中已經失去了一部分戰鬥力的金融機構和市場更加喪失活力。那麼，奧巴馬能否交出一張令世人滿意的答卷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政企利益的統一」是國家競爭力發揮的核心
2009年7月，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和能源部長朱棣文展開了他們的訪華之旅。利用兩位華裔在中國得到的天然「好感」，奧巴馬政府在謀求中國對美國未來新增長點的計劃和行動給予最大幫助。這是美國政府在「後危機時代」尋求政府和企業雙重利益的統一和利益最大化的戰略表現。
考察美國的金融危機歷史可知，他們解決危機的辦法並不是在哪裡跌倒從哪裡爬起，而是摒棄在市場中已證明站不住腳的東西，並用最多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去探索和發現人類未來可以再次依托的嶄新的財富創造方式。所以，當IT泡沫破滅後，美國政府通過降息、廢除金融活動管制，住房政策的改革等措施，大膽扶持了本土金融體系的創新能力，以此來緩解IT泡沫破滅後對美國所產生的巨大負面影響。事實上，在前幾年經濟繁榮時代，最大的得益者還是美國的機構、企業和政府。而今天的金融危機讓美國企業和美國政府付出的代價，就和以前歷次泡沫破滅一樣，是一次「正常」而又必不可少的「調整」。只不過如何將調整的成本和時間的代價控制在最小的程度，確實需要美國市場和政府攜手努力。
為什麼這次美國「尋找新的增長點」要和中國聯手一起來做呢？這又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和啟迪呢？
眾所周知，在財富創造的「三大環節」過程中，美國向來重視跟「怎樣創造財富」有關的研發、設計和制定標準等所謂財富創造的第一環節。靠著第一環節的優勢，他們打造了大量的世界五百強企業，建立了種類繁多的世界品牌和專利，贏得了很多市場的「定價權」，從而，今天在全球市場運行機制和市場運行的物理平台中，世人隨時都會看到「美國標準」。而從這次兩位部長帶來了新能源發展的合作戰略而論，顯然，美國已經到了可以將自身積累的成熟技術、研發成果甚至標準範式展現給合作夥伴，而不必擔心對方會有「高人一籌」的創新能力的發展階段。對他們而言，關鍵是如何充分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將「思想」轉變為「現實」，把「無形資產」轉變成「有形資產」，而所形成的新產品價格要讓市場可以接受，讓市場感到物有所值！他們意識到了，當今世界只有中國才具有這樣的製造能力和成本優勢，而且中國甚至有可能成為消化這類新產品的市場主力。由此，筆者認為，環境和新能源領域的合作（美國研發新產品的核心內容）一定會成為2009年7月27~28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一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主要議題之一。
那麼，中國的「比較優勢」究竟在哪裡？在美國人看來，中國「比較優勢」就在「形成實物」的第二環節上，且短時期內很難被取代和撼動。我們擁有龐大的勞動大軍，擁有沒有進入市場價值評估體系的落後地區（外資進入成本較低），擁有要素資源價格相對穩定的政策環境，擁有勤奮、努力、好學、向上的儒家文化傳統，擁有較為完善的市場運作的政策體系和制度機制，所以，能夠形成大規模生產和降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再加上中國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步入中產階層或形成中產階層意識，非常強烈嚮往能提高生活質量、改善生活內容的新產品。當然，從美國人的視角來看，把新產品率先生產的「專利」交給中國，也給中國帶來了新的發展、新的就業和新的市場的絕好機會。
以筆者之見，這就是奧巴馬政府向中國謀求「雙贏」合作戰略的主要內容。
一旦美國經濟新增長點通過與中國的合作形成了令人矚目的財富效應，那麼，美國謀求的利益就不僅僅局限於技術、品牌和標準，而是會擴展到他們在服務行業（財富創造的第三環節）所具有的優勢——他們會充分挖掘市場潛力，將新產品真正轉變為夢寐以求的、更多的新財富。這樣一來，美國會再次推動圍繞新增長點的全球化進程，讓大家都參與到創造新財富和新生活的這一浪潮中。只要美國的金融體系仍然保持世界霸主地位，那麼，新財富的管理依舊會仰仗美國的金融威力（當然世人對美國金融體系的監督要求也會不斷提高），美國還將可能成為下一輪新增長點的最大贏家。
針對「後危機時代」美國拿出的「發展戰略」和「中美合作戰略」，中國該如何應對？這是直接關係到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程以及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爭取「權利」和「義務」平等的關鍵所在。筆者認為，最關鍵的一條，就是社會上下都要充分意識到「政企利益的統一是國家競爭力發揮的核心」這個道理。今天，我們的問題是，政府看到了科學發展的重要性，並積極調整稅收制度和產業政策，但是，由於中央和地方的分權機制，由於中國市場存在固有的壟斷勢力，出現了政企「利益衝突」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大國戰略中的「信號」引導不起作用，稅收成本和產業政策的約束力不但沒有讓企業放棄「兩高一低」的投資，反而把政策改變所帶來的成本提高因素，通過他們的市場壟斷力量轉嫁給了弱勢消費和生產群體，造成了產業結構調整和新的增長點探索環節上「主體缺失」的尷尬局面。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中國政府應該多學一點兒企業和市場相關的創造利潤的「戰術」，而企業和機構則更要多學一點兒宏觀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對中國經濟的生存環境產生影響的「戰略」知識。否則，缺乏「大局觀」的中國企業和機構，就無法意識到「無形資產」（創新的條件）在財富分配和風險轉嫁中的威力。而不瞭解「公平競爭」的政府，也無法體會在全球化環境中靠企業隻身打拼的艱難和「安於現狀」的苦惱（在市場中，沖在第一線的國有企業也會感到「力不從心」，而民營企業則在渴求「政策的扶持」）。不管怎樣，今天我們在和美國新能源合作的談判中，中資企業和政府的「利益統一」，才是決定我們未來「利益分配」能力高低的最關鍵因素。
奧巴馬會理解「中國國情」、接受「中國戰略」嗎？
自2008年9月，以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為代表的華爾街金融帝國崩潰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爆發以來，世界各國都開始關注與這場金融風波有緊密關聯的三大類問題：一是全球金融市場和貨幣體系發展的嚴重失衡在客觀上給美國金融機構帶來了金融創新濫用的外部環境；二是經濟全球化環境下不斷推進的國際分工所帶來的世界經濟「嚴重失衡」問題；三是一國（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大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狀況會對世界經濟產生較強的外部「溢出效應」，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就會使得其他國家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遏制。而且，這三大類問題互相之間又存在很強的「相關」性。由於各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對這三大類問題的性質詮釋和提出的政策建議也就非常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會出現「針鋒相對」的衝突局面。
2009年11月，奧巴馬出訪亞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在目前存在的「認識衝突」中尋找亞洲所能接受的「共贏」的解決方法。甚至，在某些暫時存在的與美國經濟利益相「衝突」的問題上，奧巴馬可能會「軟硬兼施」，迫使中日政府能夠作出實質性的「讓步」。筆者認為，中國政府會採取不卑不亢的應對姿態。事實上，在「獅城」新加坡開幕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政府都向來訪的奧巴馬發出了繼續倡導「自由貿易」理念、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共同心聲。經濟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國，在這場危機中還意識到了自己在某些關鍵問題的處理上處於一種「被動」的局面，更意識到改變對外依賴經濟增長模式所需要的健全、深化金融體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