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一旦上述效果出現，供給和需求會相輔相成，形成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也就是說，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光有消費，沒有企業的競爭力，不一定就能做強中國的企業；而光有生產力，也會因為缺乏市場、缺乏財富分配的話語權而無法進一步升級和發展。所以，「自主創新、人民幣國際化、內需主導」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出於我們想從被動的出口導向的低附加價值增長模式轉變成主動的創新、標準設定導向的高附加價值增長模式的願望。這是在挑戰美國現有的霸權地位。儘管中國在這方面任重道遠，還沒有給今天的美國構成多大的威脅，但是，美國會袖手旁觀嗎？
今天，中國政府也清楚地意識到大國戰略是一個需要我們中長期為之奮鬥的目標。但是，在短期內，尤其是目前如何幫助中國經濟擺脫全球金融大海嘯的困擾，不切實際地過分強調大國戰略反而會讓我們適得其反，事倍功半。顯然，目前，中國政府並沒有刻意強化內需來挽救外需，而是看到了中國區域差距給我們留下的發展空間，用新的投資擴張戰略來解決舊的產能過剩，為大國戰略的有效實施贏得寶貴的時間！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美國救市的效果，因為如果中國內需不貢獻出來，美國貿易逆差就無法有效收窄，所以，一部分美國學者所主張的「中國應該用消費者信貸的擴張來刺激內需」的觀點也反映了美國國內的立場。可是，這種沒有基本面支撐的消費增長恰恰是這次美國次貸危機給我們帶來的最大教訓。這個「陷阱」我們當然不會跳下去！只要我們自己頭腦不發熱，跟美國政府一樣時時刻刻去選擇最佳的救市方案，去尋找更多國家的支持和幫助，那麼，中國就一定能真正率先走出危機的陰影，一定能找到和美國交涉的最佳對策（雖然不要做「兩敗俱傷」的事情，但是雙贏格局中也不能一直處於劣勢的位置），也一定能漸漸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大國戰略。
「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
如果說2008年8月份之前是國際金融危機第一階段的話，那麼，2009年7月召開的八國集團峰會和之後的「金磚四國」首腦峰會似乎向世人釋放了另一個信息：國際金融危機可能正在告別全球流動性恐慌的第二階段，現在應該盡早考慮「後危機時代」（從現在開始屬於走出危機的第三階段）世界經濟該如何跨越失衡發展的模式，走上富有活力的可持續發展之道。
一、尋求無通脹的「退出」模式。
為了擺脫全球金融危機對本國經濟和金融體系的衝擊，多數國家都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向市場注入了規模巨大的流動性，通過改善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來改變市場悲觀情緒，扭轉2008年由於流動性恐慌而出現的銀行惜貸、資產通縮、投資無助、消費疲軟等嚴峻局面。但當各國金融機構財務狀況好轉，市場信心緩緩提升之際，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局面再次有了抬頭的跡象！
此時，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挑戰有所不同，歐美國家主要是因為不能及時拿出流動性輸入機制的「關閉」方式（比如國有資產能否在市場上賣出一個「好價格」等），從而導致通貨膨脹高企的局面，逼迫貨幣政策採取強硬的180度掉頭的方式，這對剛剛復甦的經濟會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有些經濟復甦慢的國家會面臨「滯脹」狀態，這種狀況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不能得以遏制，就會波及其他經濟已經復甦的發達國家。
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生產能力和增長的空間很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貨幣流動性的壓力，但大宗商品價格因為投機資本的猖獗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這種跡像在2009年7月已經出現。這對於那些外向依賴性大、經濟復甦程度低的國家而言，打擊可能是巨大的，由此會收窄世界經濟發展的空間，不排除實業投資回報率因為生產成本不斷提高而明顯下降，導致實業部門的資金再次回流到金融市場，造成嚴重的資產泡沫，甚至不良企業惡意圈錢的問題會再次困擾所在國的監管部門。
總之，「後危機時代」最先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再次抵禦在應對全球性流動性危機的過程中「迫不得已」埋下的通脹風險！
二、新興市場國家出現了對美元體系的信賴危機。
「後危機時代」給各國政府帶來的最嚴重的挑戰是如何改變造成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制度因素和增長模式，它包括：全球統一和諧有效的監管制度和合作體系的建立；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世界經濟失衡發展的增長模式的調整；能夠帶來雙贏效果的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等。
在發達國家，信息披露制度、會計審核制度、金融創新的風險控制機制、激勵相容的公司治理機制等，在全球範圍內的改革正在得到充分認識，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和優化也在積極地推進之中。這些問題若不解決，就會影響金融體繫在實體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就會因為大眾對金融服務的過度警覺和信賴的缺失，而造成長期投資成本上升和金融市場價格過度波動。這也不利於儲蓄的提高和資本的形成，不利於扭轉過度消費和過度透支的失衡格局。當然這也不利於歐美國家技術創新所需要的金融資源保障。
發展中國家則是要繼續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利用經濟一體化的外部環境，推動貿易和投資活動有序健康發展。困難主要來自於世界經濟失衡導致外部市場縮小。各國政府都意識到在「後危機時代」以前長期賴以生存的美元價值體系會不斷惡化，而能夠取代美元或美元體系的另一個國際貨幣體系還沒有準備好。於是，發展中國家雙邊之間都在加大合作力度，以突破貨幣體系扭曲所帶來的增長制約問題。事實上，中巴「貨幣互換」模式也呈現了新興市場國家擺脫美元主導貨幣體系約束所釋放的智慧。
雙方各自用自身的貨幣去購買對方國家的貨物和服務，再將獲得的對方國家的資金到對方國家進行實業投資，從而保證國際收支相對平衡，以避免貨幣頭寸盈餘所帶來的保值和增值的麻煩。發展中國家還多元化自己的外匯儲備結構，用美元去購買工業化所需的資源和技術，用美元鼓勵自己的企業到國際資本市場通過資本運作來擴大海外發展空間，同時讓自己的主權基金等在海外市場尋找其他幣種資產或非美元國債的替代金融產品，以增強本國外匯儲備的財富價值。當然，「後危機時代」發展中國家會繼續吸引外國企業到本國投資，以增強本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發展外資企業和本國企業的產業政策將會被更加重視。
三、中國應探索製造強國和金融強國雙向發展戰略。
作為經濟發展規模已位列世界前幾位的國家，如何提高發展的質量、建立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匹配的增長模式，已經成為我國減少外貿和投資摩擦、緩解就業壓力、降低增長代價（高污染、高能耗）無法迴避的
挑戰。
根據產業發展的「微笑曲線」理論，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可持續性取決於這個國家重點發展的產業定位：對上游產業而言，具有控制生產要素的威力，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也得天獨厚地享有這一優勢，比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其他石油輸出國家。但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擁有無形資產的壟斷優勢，比如高端技術、低成本的金融資本世界品牌、發達的資源交易市場（定價權）和產品標準的確立能力等。比起單純要素出口的國家，它們更具有市場競爭力和財富爭奪的能力，能夠從產品創造的全部價值中獲取大部分，而處於中游產品製造環節的國家則只能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製造業主導的國家，比如東亞國家，為保證投資成本的可控性，發揮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常常採取金融抑制戰略，即通過控制利率和匯率水平來保證企業旺盛的生產能力和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從而獲得可觀的收入效應。儘管這種金融壓制戰略犧牲了金融體系所帶來的財富效應，卻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缺乏國內市場購買力和金融體系發展緩慢」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當然，產品製造出來後又會進入一個服務的高價值創造環節，處於這樣的產業下游的國家，因為是創造最後財富和保管財富的關鍵環節，所以同樣能夠在產品價值鏈中獲得更多財富分配。許多西歐和北歐的國家都處於產業的下游，而美國因為擁有強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發揮著管理全球財富的功能，自然就處在了全球價值鏈的最後端，這也是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讓世界看到了美國增長模式具有持久性和相對競爭力的秘密——美國的市場風險由全球共同承擔；而美元的壟斷地位不減反增，這也讓各國尤其是東亞國家看到了增長模式的劣勢——出口主導的增長模式因為金融市場價格的突變和美國市場的需求萎縮使經濟受到重創！
我國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了過去增長模式的弊端，正在從供需兩方面尋找中國經濟可持續而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國發展戰略：
從供給來講，我國政府想改變自己在產業鏈上處於低端的不利格局，就要通過產業自主創新、建立標準等方法來挑戰美國創新大國的地位，同時，通過部分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力爭獲得產品價格的定價權和產品服務所創造的更高的附加價值，尤其是要通過強化金融體系來管理好自己的財富，扶持創新，這都是在挑戰現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和美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霸主地位。而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就是這一發展戰略的一個縮影。
但在短期內，不切實際地過分強調大國戰略反而會讓我們適得其反。我國政府並沒有刻意去強化內需來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而是看到了區域差距留下的發展空間，用新的投資擴張戰略來解決舊的產能過剩，為大國戰略的有效實施贏得寶貴的時間！從「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中也能看出，我國政府要在傳統產業內部增加技術含量，降低高污染高能耗的成本，以此提高中游產業集聚的附加值水平。
從需求來講，要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財富的穩定增長，市場培育和內需增長是必不可少的。我國政府正通過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同時還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力圖解決城鎮人口「有錢不消費」的問題。此外，收入再分配製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成為我國政府的努力方向。
總之，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光有消費，沒有企業的競爭力，不一定能做強中國的企業；光有生產力，也會因為缺乏市場、缺乏財富分配的話語權而無法進一步升級和發展。「自主創新、人民幣國際化、內需主導」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因為我們想從被動的出口導向的低附加價值增長模式轉變成主動的創新、標準設定導向的高附加價值增長模式，這充分反映出我國在「後危機時代」發展戰略上的重大調整。
我們的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時間，為了盡快站上產業鏈的高端，「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東亞有很多出口導向的國家和地區，但即使是日本和韓國，也沒有摸索出一個與製造業相匹配的具有競爭力的金融體系運行模式！1997年的東亞危機和日本20世紀的金融泡沫崩潰，都說明它們嘗試發展金融來支撐製造業的戰略以失敗告終。美國則乾脆把大部分製造業都移到了海外適合標準化生產的國家和地區，努力保持本國創新和金融共同發展的匹配增長模式。筆者認為，這也是中國在「後危機時代」轉型過程中所將面臨的挑戰，迫切需要決策部門、監管部門、金融機構、生產單位和研究機構共同探索出一種適合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模式。
奧巴馬能「管好」美國的金融嗎？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09年6月18日公佈了美國在金融市場監管方面的計劃。該計劃將尋求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全面監督，尤其是增加對衍生產品和其他市場基礎領域的管理，同時，將創立一個新的消費者保護機構，並給予政府對抗未來金融危機的新工具，以及開創一個與海外監管機構達成協調統一的監管模式。這一計劃從順應海內外加強金融監管的呼聲，重建美國金融體繫在全球範圍內的信賴基礎這一宗旨上看，有其深遠的戰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