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看到，在通脹攀升的壓力面前，如果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態度不強硬，繼續延遲加息的話，就可能會出現歐洲央行所擔心的「更壞的結果」，即歐元區通脹預期失控，進而引發新一輪「加薪潮」（這是歐洲區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特徵），而第二輪這樣放大的通脹效應又會繼續推高通脹，可能導致歐元區經濟受到更大的傷害。一旦歐元區經濟復甦進程受阻，那麼，歐盟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必將遭受更大挫折。
三、大歐洲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機遇和挑戰。
儘管歐洲經濟體沒有對突然爆發的金融危機作好充分的準備，因此在金融市場動盪不已、石油價格節節高漲、美國經濟急速下滑的局勢下，歐洲央行等決策部門確實都感到擺脫這場危機的政策應對困難重重，但是在經過「歐元區一體化」的陣痛之後，尤其是放棄了「純粹模仿」美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發展模式，通過擴大歐元的流通區域，刺激歐洲區域內部貿易的自由化，並且提升歐洲產品在國際市場價廉物美的競爭力，歐洲經濟保持了靠歐洲經濟體內部所建立起來的垂直產業鏈上的比較優勢，實現了較為穩定向上的增長態勢。
具體而言，德國作為歐洲第一大經濟體，受益最為明顯。而且，這幾年德國推行養老、社保制度改革，重新激活了就業市場，失業率大幅下降，並與中、東歐一起形成了強大的歐洲生產網絡，這增強了歐洲經濟體發展的韌性。因此，到2008年7月為止，次貸危機對歐洲地區的影響比預期要小得多。這裡還要指出的是，歐盟持續的東擴，不僅帶來了東歐地區廉價的勞動力供給，提高了歐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也因為大量閒置的勞動力進入了生產領域，直接分享到企業效益給他們帶來的生活上的改善，這就擴大了歐洲內部的內需市場；另外，德國等老牌的市場經濟國家，其技術優勢也可以在東擴中充分體現出來。因此，雖然歐元兌美元大幅升值，但沒有影響德國在東擴中的經濟效益，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市場的繁榮。在德國這頭經濟領頭羊的帶動下，歐洲經濟整體表現還是比較好的。
另一方面，歐洲的發達國家還注重國際化戰略，把產品推銷到經濟最活躍、最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市場國家中，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就是歐洲國際化戰略的首選市場（希望中國不斷開放市場和人民幣加快升值，也就是這一強化歐洲競爭優勢的國際化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且取得了十分可觀的經濟效益，很好地分散了歐洲本地區經濟週期波動的風險。而且，由於歐洲對新興市場出口的產品都是高附加價值的工業半成品，所以，歐元的這一輪升值反而改善了歐元區出口國的交易條件，為它們帶來了可觀的收益增長。
當然，貧富分化、地區差異、社會政治意識的背離等棘手問題，在外部衝擊（次貸風波所造成的經濟蕭條、輸入型高通脹和金融動盪等）的情況下，會表面化和激烈化，於是，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又將面臨很多新挑戰。而且，原來已經得到解決或緩解的問題，比如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問題，又會因為減稅（刺激經濟）和歐元的大幅升值而重新浮出水面。如何發揮大歐洲統一的規模優勢，來克服全球高通脹和弱增長的共同挑戰，這將決定歐洲經濟體未來幾年的發展活力和國際競爭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決策部門絲毫不能為過去的成績沾沾自喜而放鬆當前對經濟的有效管理。只有繼續發揮區域經濟發展的活力，歐洲的大統一過程才會表現出它可承受外部衝擊的巨大能力，否則「東擴」的規模效應，在殘酷的外部衝擊面前，反而顯得更加渙散，不堪一擊。
蓋特納帶來奧巴馬的「中美發展戰略」
2009年5月31日~6月2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以總統奧巴馬特別代表的身份訪問中國。他還會老調重彈嗎？
記得在2009年年初剛獲得財政部長提名的他，曾斷然認為中國「操縱匯率」，表現出將跟中國進行正面交涉的強硬立場。但是，2009年4月份，在其領銜的美國財政部半年度匯率報告中，他又拒絕將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接著，5月20日，他在參議院再次為放棄將中國納入貨幣操縱者行列的決定進行辯護，稱中國的匯率政策在過去兩年裡已經發生顯著變化。那麼，他180度的立場轉彎說明了什麼？是為了來華前「討好」中國嗎？還是另有「企圖」？中國該如何出牌？有沒有可能得到一個「雙贏」的結局？以下，筆者通過三點內容來闡述對此問題的看法。
一、美國政府在力圖實行一個「最低成本」的救市計劃。
眾所周知，從2009年第一季度以來，美國的救市政策跟中國刺激經濟戰略一樣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中國從2008年年底以貨幣政策及其放寬銀行體系流動性為主的救市行為，轉變成以積極財政政策和與之對應的產業振興計劃為主的刺激經濟復甦的「務實」方案，而美國則將單純的降息政策轉變成有針對性地剝離金融體系有毒資產的流動性注入的「務實」計劃。顯然，中美的救市目的都是防止本國經濟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下出現硬著陸的風險——美國金融機構破產的傳染效應是否會滲透到其實體經濟運作，以及中國外需萎縮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的下滑是否會導致銀行體系資產質量嚴重惡化並因此引起「脫媒現象」。對於美國政府來說，以最低成本獲得救市資金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
美聯儲如果不顧及需求者的保值和增值利益，完全可以開動它的印鈔機。但是，通脹的風險、匯率貶值的風險和資本流出的風險就像一種無形的制衡力量，壓得美聯儲和美國政府喘不過氣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控制印鈔行為，向美元資產富裕的國家直接和間接地借錢則是成本最小的救市融資方案。直接的效果，在於力勸中國政府把幫助美國政府挽救其經濟看成是解決中國本國危機的一個重要舉措，增持美國國債是一個「短痛」，但它能夠避免「長痛」。間接的效應，則是希望中國帶頭維持美元在世界經濟舞台中的霸主地位。只要貿易和投資的結算貨幣以美元為主，那麼，出於保值和增值的目的，美元回流美國本土的概率要比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流動」的可能性大。這就間接地為美國政府提供了較好的融資條件。蓋特納身為美國財政部長，深諳此理，這種「屁股指揮腦袋」的無奈之舉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說，蓋特納對華態度的轉變和訪華的意圖都是希望贏得中國政府的好感和積極的配合。
於是，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和開放中國資本市場的要求，比起維持中國外匯儲備流入美國的當務之急來講，就顯得有點兒「隔靴搔癢」、「遠水不解近渴」了。而且，跟中國這個美元富國「傷了和氣」，效果將適得其反。所以，即使蓋特納「老調重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為了讓中國感到美國政府在頂住國內壓力，不計較這類傷和氣的問題，顯示出他們「寬容大度」的胸懷，從而在彼此之間產生幾分友好的氣氛，也有利於切入正題和解決核心的融資問題。
事實上，人民幣匯率升值無法扭轉美國雙赤字的結構，而且，此時推動美國金融機構大舉進入中國資本市場，也會對美國本土的就業和資本市場的穩定產生意料不到的負面效應。不過關於這類對中國經濟敏感的問題，美國政府和中方交涉的戰略也有所變化，即強調雙邊在國際事務中的權利和義務分配（「G2」格局），而且，為了更有利於得到好的談判結果，中美戰略對話在美方的建議下將經濟和政治分開進行交涉，這將考驗中國政府如何在分開的場合能夠凝練出統一的「中國聲音」和果斷的決策力。
二、蓋特納訪華意在向中國政府解釋「J曲線效應」。
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大海嘯讓我們看到：危機面前，任何國家的政府看重的都是「穩定」，而不是經濟過熱時強調的「效率」改善。但是，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和目前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發展的格局下，這種求穩的救市行為都需要外部環境的配合。對美國而言，穩定金融體系和保持美元的國際貨幣主導地位同等重要，而且兩者相輔相成。如果沒有至今為止最龐大的美國金融體系支撐，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一定會在雙赤字不斷嚴重的趨勢下漸漸地衰弱；當然，如果沒有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大環境，美國金融體系的強大就沒有充實的「物質基礎」。
所以，蓋特納這次來華，就是親自向中國領導人帶來奧巴馬的謝意和對救市政策的詮釋，也就是希望中國政府「十二萬分放心」：通過「治理大蕭條的全球著名專家」（美聯儲達拉斯分行行長費希爾的原話）、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親自推行的剝離有毒資產計劃的成功運行，美國經濟一定會迅速擺脫危機的纏繞，中國債權國的利益從中長期來看一定能夠獲得財富效應。當然，現在會存在一個「J曲線效應」（它來自於貿易理論，描述的是「當一國匯率貶值後，由於價格效應的時滯性和前期合同所帶來的收入效應同時存在，所以，貿易逆差短期內反而會擴大」的現象）：由於美國政府的救市計劃，美國財政赤字短期內非但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這背後也會伴隨著短期內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的下滑、美元貶值和通脹風險沖高的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會隨著今後美國救市的逐步成功和美國實體經濟的日漸復甦而慢慢消失。
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口頭承諾，如果世界經濟發展的失衡格局不扭轉，美國救市的「J曲線效應」就無法兌現。除非，美國金融體系的復甦再構建一個新的增長（將來也會走向泡沫及崩潰），世界經濟再回到以前的格局，但是這種可能性在短、中期內都很小。如果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一起，迅速擺脫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發展格局，那麼，很有可能會帶來兩敗俱傷的結果。而且，發展中國家的損失會更加慘重。所以，要求美國政策的透明性和保持現有經濟狀況不再惡化將是我們應對美國訴求的唯一「次優選擇」。中國政府國債結構的調整也顯示了我們的這一立場。如果救市效果不明顯，那麼，中國脫美元化的戰略就不會停止，這甚至包括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和調整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美國政府不想看到這樣的結果，就會千方百計地解決「雙赤字」給他們造成的越來越大的
麻煩。
三、中國的大國戰略任重道遠，而美國不會袖手旁觀。
中國的大國戰略可以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來看：
從供給面上講，中國政府想改變自己在產業鏈上位於低端的不利格局，就要通過產業自主創新，建立標準等方法挑戰美國創新大國的地位，同時，通過部分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力爭獲得產品價格的定價權和產品服務所創造的更高的附加價值，尤其是要通過強化金融體系來管理好自己的財富，扶持創新，這都是在挑戰現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和美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霸主地位。
從需求面上講，要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財富的穩定增長，市場培育和內需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中國政府也在通過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創造出更多能夠給農民帶來更多收入的就業機會，因為他們的「購物」願望和規模都十分明顯；同時，還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力圖解決城鎮人口「有錢不消費」的問題。再者，中國貧富差距和區域差距也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上述產業政策和刺激內需的計劃，收入再分配製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中國政府努力探討和嘗試的方向。但是，無論是從供給面還是從需求面，這種大國戰略和調整都需要時間，無法產生立竿見影的經濟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