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政府也意識到，危機後流動性短缺對本國金融體系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因此，動用了大量的國家財政資源向岌岌可危的銀行注入了流動性。但是，對於企業而言，由於顧及救市所可能帶來的今後「道德風險」惡化的問題，所以，它們非常強調自身的資產負債狀況的改善問題，於是，導致大量非金融機構「去」負債的行為（也就是企業放棄融資拚命還債的現象）。而銀行由於「新增資產」運作的餘地越來越小（因為資金貸不出去），另一方面，「存量資產」又因為資產價格的嚴重破壞在不斷縮水，結果造成政府的救市行為因為「不及時、不徹底」而失去了效果。最終，導致財政赤字不斷膨脹，銀行贏利水平一點兒都沒有出現實質性的改善。而伯南克團隊則充分認識到了這種「資產負債表」的殺傷力——通過降息減少「負債」的壓力，通過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剝離有毒資產計劃的實施，去改善機構和企業的「資產」質量，雙劍齊下，使得美國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出現了實質性的「優化」轉變。
其次，強調團隊和科學的貨幣政策管理方法，緩解由於缺乏類似格林斯潘的個人魅力所帶來的貨幣政策的「信賴」問題。儘管這種做法缺乏靈活性，對事件的反應能力稍微慢一些，但是，齊心協力、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決策作風已經被美國社會上下和海外同人所接受和讚許。尤其是伯南克團隊所表現出來的實實在在、尊重科學的貨幣政策運作方式，這在「通縮」面前能起到讓人們漸漸看清方向、堅定信念的鎮定作用，但這一「集體決策」的風格在經濟過熱的時代也可能會因為延誤遏制泡沫的最佳時機而事後被人懷疑和指責。
最後，處理流動性危機，不能把貨幣政策僵硬地鎖定在危機前的釘住通脹的目標上。伯南克團隊清楚地意識到流動性危機給市場帶來了嚴重的價格破壞作用，導致人們財富效應的縮水和債務負擔的加重，也導致了企業對創造利潤的悲觀預期和生產積極性喪失的不良後果。釘住通脹雖然在經濟穩定甚至過熱時期有利於市場共同預期的形成，起到降低貨幣政策成本的積極作用。但是，在處於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如果政府還恪守釘住通脹目標的做法，人們就會根據政府向市場已投放的流動性規模來判斷通脹形成的程度。所以，很有可能在沒有修復市場價格功能、沒有改善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的格局下，人們就開始擔心貨幣政策的限度已經來臨，流動性注入的行為即將停止。
於是，更多資不抵債的企業就不會願意投資，而通過不斷變賣自己的核心資產來提高自身的流動性，結果資產的市場價格就會越來越糟，企業的贏利能力越來越弱，重蹈日本救市無效的覆轍。本來寬鬆的貨幣政策會帶來價格修復的效果（危機修復時期，價格上漲並不代表通脹形成），可是，人們對貨幣政策轉向的悲觀預期會使得經濟通縮的程度變得越來越嚴重！不管怎樣，我們看到了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不再打算變賣歐寶品牌這一核心資產來維持自身流動性，這再次證明了伯南克向市場投入流動性的做法產生了積極效果。如果當初市場認為伯南克團隊更關心通脹問題的話，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就不可能改變其發展戰略。事實上，伯南克本身一直是推崇美國釘住通脹目標實施的代表人物，但是，這次他看清了流動性危機對經濟造成的巨大影響不是通脹而是通縮！日本案例是他堅定這一信念的重要依據。
當然，伯南克目前的成功並不等於他的這種作風和貨幣政策的運營模式今後能夠擺脫以下幾方面的挑戰：
一是如果新經濟增長模式不能盡快確立的話，美國現階段貨幣政策所修復的資產負債表又會因為實體經濟無法帶來利潤和財富增加的空間而惡化。於是，寬鬆的貨幣政策可能會導致資本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的價格泡沫不斷膨脹。這種不能伴隨經濟增長的「資產通脹」現象會讓伯南克目前的貨幣政策黯然失效，也可能會因為向世界輸出龐大的流動性而使得其他國家經濟復甦和經濟穩定變得更加困難。
二是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下，美國國內利益至高無上的貨幣政策會影響到目前支撐美國巨大雙赤字的海外「債權國」的利益（比如剝離有毒資產會影響到債權人的收益率等）。一旦國際資本恐慌性地大量撤離美國市場，或美國的主要債權國出現外匯資產實質性的重新配置的大轉移，那麼美元的疲軟會顛覆美國貨幣政策的權威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地位，從而加快美國通貨膨脹的形成。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講，目前的這種政策操作方法的「維持成本」將會變得越來越高。
三是如果伯南克的業績下滑，那麼，黨派之間的矛盾、決策團隊對其信任度的降低都會使美國貨幣政策近來表現出的良好的「獨立性」受到動搖。那時，伯南克有再好的研究經濟波動的理論功底，也會因為自己地位被「邊緣化」而不能將自己深刻的「反省」落實到對貨幣政策「及時修正」的行動中，而經濟動盪的黑鍋卻還是由被認為權力不小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一人來背。
所以筆者認為，伯南克對這次美聯儲主席連任的成功不會輕舒一口氣，而是會感到責任變得越來越大。對於中國而言，我們也能從伯南克貨幣政策的理念中借鑒到一些有利於提高中國央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寶貴經驗和深刻啟示。
如何應對「救市政策」所帶來的「後遺症」？
2009年年底，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正在進入關鍵的第三階段。它和第一階段自2007年3月開始爆發的美國次級住房抵押貸款機構破產的債務危機特徵完全不同；也和第二階段自2008年8月開始蔓延的全球金融體系信用基礎癱瘓、資本大規模撤回、各國政府無奈介入的流動性危機特徵不一樣；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它已呈現出自己的三個主要特徵或三大需要完成的任務：
一是政府的救助雖然平息了市場的恐慌，但是隨著市場的修復，缺乏流動性的資產不斷「恢復」了它原先的流動性，而政府在第二階段已經投入的「高流動性」的准貨幣資產慢慢地呈現出「多餘」的徵兆。如果實體經濟的恢復比較緩慢，來不及吸收這些充裕的流動性，那麼，很有可能這些流動性就會通過銀行無奈的信用創造活動，其規模被不斷放大。而這些流動性又很容易進入國際資本偏好的投機舞台——大宗商品市場、股票市場或國外脆弱的資本市場，去追求虛假的繁榮所帶來的可觀的「資本利得」，以補償自己在金融危機中所付出的利益損失和資金的「機會成本」。雖然第三階段不像第一階段——問題的嚴重性在不斷惡化，而且，和第二階段危機的危害性相比，情況也有很大的改觀，但是，一旦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和外部資產泡沫的崩盤對全球實體經濟形成很大的負面衝擊，歐美金融體系痊癒的傷疤就可能再次被撕破，它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正反饋效應」就有可能會再次刮起新一輪的金融海嘯，出現經濟第二次探底的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講，抽回多餘的流動性是走出這場金融大海嘯肆虐的最後階段所不容忽視的重要環節之一。
這一階段的第二個特徵或任務是全球化模式的重建和修復。因為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的運行機制都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框架下向前推進的，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從中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今天，如果要否定全球化模式，就等於我們在否定自己的成長。但是，全球化的推進也使我們意識到，不僅是自己的「瑕疵」，甚至是看上去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別處或他人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也會殃及自己的生存環境，讓大家共同捲入與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一樣巨大的災難。於是，如何通過「自律」和借助外部的監管機制來控制全球化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也是我們徹底告別這場危機所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務之一。
第三個特徵或任務就是我們要盡快尋找到世界經濟新的增長動力。儘管很多新興市場國家正在為尋找這樣的契機在努力改變自己過去對歐美經濟的依賴性，而老牌的「領頭羊」歐美國家，由於實體經濟的復甦沒有跟上政府花大精力救助的金融體系的轉暖程度，從而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如果世界經濟還是沒有發展的新方向，那麼，很有可能各個國家的合作動力會因為各自發展階段的不同而顯得嚴重不足。於是，創新、監管各自為政，發展的不平衡更會引發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這種主觀「倒退」的全球化政策和客觀向前「發展」的全球化市場必然很容易再次引起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機。所以，如果找不到引領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新方向，確實會給結束第三階段的「經濟調整」埋下深刻的隱患。
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2009年年底，美聯儲正在思考向商業銀行出售附息的定期存款，以防止銀行體繫在充足的流動性狀況下進行會帶來通脹風險的信用創造活動。因為，此時此刻美國的企業界還在收縮自己的規模，金融體系也沒有看清未來怎樣的產業能給躋身其中的企業或創業者們帶來更多、更可持續的利潤收入。為此，銀行對企業的「惜貸」特徵並沒有因為流動性的寬鬆而有實質性的改善。所以，和企業投資沒有關聯的信貸行為或銀行自身的投資行為都可能會導致更加嚴重的滯脹問題。美聯儲的這一做法，就是在第三階段為完成退市戰略向大家釋放出的一個明確信號。接下來，它還將採取一系列創新式的收縮流動性的方案。
比如直接向市場嘗試發行「再回購協議」，或等待市場價格逐步恢復後向市場出售美聯儲持有的部分長期債券，這些做法的意圖是不要讓這些閒置的資金進入金融中介體系去產生更多沒有實體經濟效益的信用創造活動。為了讓這種資金的收縮行為能夠容易地被廣大消費者或投資者接受，政府借助學者和媒體的力量對公眾作了充分的闡述。所以，這些救市計劃出台後，並沒有讓市場產生恐慌性「離場」行為。當然，美國政府之所以沒有採用傳統的加息政策，也是注意到實體經濟復甦的脆弱性和清償債務的能力還是非常有限的。筆者預計，2010年在上述其他兩個特徵沒有明顯發生實質性好轉的情況下，美聯儲這種技術性的「收縮流動性」的退市方法還會繼續下去。
筆者認為，對於中國而言，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是：千萬不能忽視不產生實體經濟效益的「流動性再創造」的問題！我們的任務可能更為艱巨，不僅是銀行體系可能產生無節制的信貸問題，而且還有地方政府的助推作用，也存在我們不成熟的金融市場「被惡意利用」的危險。如果我們不能抑制今天已經出現的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變的症狀，那麼，中國流動性氾濫的結局，不一定是以通貨膨脹的形式呈現，而可能會是市場自身承受不了房地產離奇的高價格產生集體的「羊群離場效應」！原因很可能就是來自於一個「不著邊際」的消息。也就是說，高房價的破滅，可能不用政府的緊縮政策就會被市場自己刺破，人們自己就會形成恐慌性的「離場合力」，這樣就會把一直「推不倒」的樓價在頃刻間無情地推倒——那時即使政府想刻意扶持和挽救，也會因為代價太大、效果太小的緣故而不得不放棄——這對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乃至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都會帶來巨大的負面作用。事實上，我們的中央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了這個嚴峻的問題。筆者相信，2010年非對稱性的貨幣政策——靈活的「有保有壓」的做法也會成為我國貨幣政策退市的主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