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像中國這樣正在進行匯率和資本管理市場化改革的國家而言，其所面臨的流動性衝擊的挑戰將會十分明顯。利用好外來的流動性，並保持國內金融體系健康發展將成為我們今後應該積極應對的一個挑戰性課題。另一方面，本幣升值的壓力會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企業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一定的衝擊。由於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對外依存的程度較高，短時間內進行調整也會有一定的困難，再加上中國經濟整體的狀況相對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具有更高的投資價值，所以，人民幣相對於其他貨幣的升值壓力，在美國事實上「趕出」美元資金的零利率政策下就會變得越來越明顯。如何保證中國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出口部門效益的「軟著陸」，將是我們需要盡快解決的又一大難題。
第三，世界經濟因為美國貨幣政策的「開閘」而增加了滯脹的風險。為了避免美國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家的不利影響，各國都可能會在不同程度上採取相應寬鬆的貨幣政策。比如進一步降息以防止本幣兌他國貨幣過多的升值和投機目的「游資」的流入等。這樣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競爭可能會加快通脹的形成，在實體經濟還沒有恢復的時候，價格高企、庫存增加、經濟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大。所以，中國政府應該和其他國家政府一起，通過二十國集團峰會的舞台向美國政府呼籲應該盡快抑制嚴重的「失血」狀況！並且，採取更加有效的手段來恢復經濟基本面，增強市場的樂觀預期。否則，無節制的「輸血」行為完全有可能——在當前依然是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中——殃及全球市場健康的「造血」功能和世界經濟的早日復甦！
伯南克嘗到了「獨立性」的苦澀
2009年6月，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美國眾議院聽證會上遭遇到了最嚴厲的公開指責，國會議員表達出對伯南克於2008年年底在應對金融危機的一些做法上的強烈不滿。眾所周知，國家賦予美聯儲的主要職責就是要求其發揮貨幣政策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為此，美國政府給予美聯儲主席「凌駕」於政府之上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當然，老百姓自然也就會擔心美聯儲是否會濫用這種「獨立性」而犧牲納稅人的利益。用現在學界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就是誰來「監管」監管者？
在此之前，美聯儲達拉斯分行行長理查德·費希爾（RichardFisher）來華訪問期間，在與中國經濟學家座談的時候，他曾經開玩笑地說，美國人民並不擔心美聯儲為了救市所採取的購買美國國債的舉動，而是擔心蓋特納和伯南克這兩位人物站在一起出現在公眾面前！因為那樣的話，就意味著美聯儲完全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伯南克成了蓋特納的傀儡！即財政部為了挽救政府救市的過失，可以任意擺佈美聯儲去印發他們所需要的鈔票。這次問題（美國銀行收購美林證券）的起因曾一度被認為是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2008年年底指示剛剛上任的伯南克利用其掌控的貨幣權限去做這樁「拿不上檯面的事情」。因為不少人認為出身於高盛的保爾森對投資銀行情有獨鍾，最有可能拿納稅人的錢去救助導致這場全球危機的始作俑者。雖然這次調查「局限」於伯南克個人當時的決策行為，但是，這對他本人一直想通過美聯儲集體決策機制在公眾中建立起一個「公平公正」的大眾形象的這一願望，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這一事件甚至關係到今後美聯儲作為中央銀行所應具備的大眾信譽的高低和由此帶來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如果受到很大影響，伯南克自然就要打包回府。
從這次事件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伯南克和他所領導的美聯儲將面臨三方面的挑戰：首先，如何處理好「穩定」和「公平」的關係。在2008年年底嚴峻的流動性危機面前，扮演「最後貸款人」角色的美聯儲，為了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不讓局部機構的破產問題演變成整個金融體系因為資金鏈的斷裂而癱瘓的系統性問題，當時的及時注資是情有可原，甚至是義不容辭的。但是，如果在注入流動性的過程中，出於金融體系維護成本高低的考慮，讓部分大銀行率先獲得流動性補償，而其他金融機構無法獲得同等待遇，甚至因為沒有流動性而不得不走向破產，那麼，這種「不公平」的處理方法不僅可能會造成市場效率的喪失，甚至會導致嚴重的道德風險，為今後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埋下禍根。
其次，把握好市場監管和市場干涉的「度」。當然，以金融體系監管者的角度，美聯儲對金融機構進行適度的「窗口指導」無可厚非。比如告訴所有的金融機構，在流動性危機面前，如果不能想辦法救助困難中的金融機構，以此遏制「傳染效應」，那麼，市場流動性恐慌所造成的資金鏈斷裂現象遲早會波及自己。於是，金融機構就會主動去併購那些瀕臨倒閉的金融機構，這對制止市場的恐慌行為是有一定效果的。在美國金融危機處理的歷史中，也有過成功的案例。
比如1998年遭遇到俄羅斯危機影響的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就面臨破產的危險，當時正是美國金融機構意識到傳染問題的嚴重性，主動站出來，共同籌資去併購這家機構的資產，才使得這條巨龍沒有徹底倒下。不管怎麼說，最終是否參與併購行為完全取決於商業機構自己的經營決策。如果美聯儲採取不當的行為，向金融機構施壓，那麼，市場就會對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產生巨大的質疑：是否因為美聯儲濫用政府的權力而使得它們之間存在骯髒的交易？這會不會導致未來金融機構（受政府保護和不受政府保護的）之間不公平的競爭？會不會使廣大納稅人的財富白白地斷送在官商權利交易上？這所有的可能性都是美國成熟的法治社會所無法接受的。如今伯南克的「過堂」就是要接受這方面的審查。
最後，建立個人影響力和捍衛國家利益之間的「協調能力」。作為中央銀行的行長，發揮個人的魅力，與商業化操作的金融機構巨頭周旋，是讓貨幣政策暢通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的威信就是他長期與金融機構周旋的結果。當然，即使在金融機構的層面建立起了這樣的威信，還是遠遠不夠，還得在金融機構的配合「作戰」下，讓大眾真正看到政策的效果，從而讓大家感覺到「伯南克說到做到」。在這種信賴的環境下，就會出現非常絕妙的效果，即美聯儲主席什麼也不用做，只要他把自己想做的事讓大家知道，人們就會形成與政策效果「同向」的預期。比如自動減少投資來配合央行反通脹的意圖等。不過，這種威信的建立，需要前期一系列成功業績的鋪墊。任何一任美聯儲主席都想建立信譽，減少政策運行成本，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於是免不了會出現「急功近利」地獲取成功業績的行為。伯南克這次是否是「越權」干預機構的自行決策（以「丟掉官位」要挾美國銀行執行主席劉易斯作出配合美聯儲救市「戰略」中收購美林證券的決策）將經受嚴峻的考驗。不管他這次能否跨越險情成功連任，但他終將會真正地嘗到「欲速則不達」的滋味。
總之，從伯南克這次在美國眾議院遭到「炮轟」的事件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信息：作為中央銀行的行長，使用好國家賦予的最高「獨立性」權限以完成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經濟增長或物價穩定）和金融體系的穩定至關重要。為此，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任何一任美聯儲主席都會重視他的公眾信譽、金融機構的合作力度。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業績過程中，如何把握穩定與公平、監管與效率、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正面互動作用，伯南克將要經受很多的考驗。儘管中國的貨幣制度和金融體系結構與美國有著很大的不同，但周小川行長的使命一點兒都不比伯南克輕。另一方面，公眾在評價美聯儲主席的績效和職能的時候，也要全面包容地看到他們所需面對和解決的多層次互相衝突的關係。甚至，我們不能在環境已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來評價他們在前期所作的決策是好還是壞，因為很有可能他們當時的決定是十分英明以及切合實際的。我們不能把客觀存在的這種事後「動態不一致性」，歸咎於美聯儲主席事前「主觀」的無能或非理性決策等因素。
伯南克連任及其「高興不起來」的理由
2009年8月2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本·伯南克連任美聯儲主席，開始其第二個四年任期。雖然共和黨出身的技術型官員伯南克這次得以連任，但這並不一定就是表現了奧巴馬民主黨陣營在排兵佈陣上的寬大胸懷，而是伯南克團隊向海內外證實了他們在大蕭條問題上紮實的研究功底和頂著當初國內外對他能力「懷疑」的巨大壓力，堅持走自己的「救市」之道，才使今天美國經濟終於擺脫「百年一遇」的金融大海嘯而開始出現令人振奮的回暖局勢，也就是這一「實力」奠定了伯南克連任美聯儲主席的基礎。奧巴馬當然不願意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再起用新人而造成市場混亂。
伯南克「獨特」的救市理念，在筆者看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將自己的診斷結果明確地公佈於世，一改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所擅長的以投放「煙幕彈」來施展個人智慧的做法。儘管一開始大多數人對他的「金融加速器」理論不屑一顧，持懷疑或否定的態度，但是，他通過迅速降息為「流動性注入」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以及對金融機構和大企業採取強有力的剝離有毒資產的措施等做法，在成果逐步顯現後，人們開始慢慢體會出了其中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