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孫無忌說：「王脛素來既辦事謹慎又深明大義，他報告的情況一定不會錯！」
房玄齡又說：「現在大禍迫在眉睫，不能對太子再抱任何幻想，否則，必致覆滅。」
李世民還是下不了最後的決心，總希望太子不會如此狠毒，因此一時下不了命令去殺掉太子。
尉遲恭耐不住了，說：「如果大王不下決心，那就讓我離開秦王府吧，我寧願上山落草為寇，也不願被太子抓去殺頭！」
有幾個人也隨聲附和地說：「如果大王不當機立斷，我們情願跟尉遲恭一起去當土匪。」情勢如此，李世民被迫作出決定，他歎了一口氣，對大家說：「既然事已至此，只有按大家的意思去辦了！接下來就是部署具體的行動方案，這一次會議一直開到下半夜才結束。
當夜，繁星滿天，萬籟俱寂，士兵運動的聲音打破了沉沉的夜空。秦王騎著馬，率領部下進入玄武門，在玄武門內外，共埋伏了一千多秦府衛士。
玄武門是宮城的北門，由於唐朝的宮城在都城的北面，北門也就是保衛皇宮的主要所在，佔據了北門，就等於抓住了皇帝，可以假借皇帝的名義發佈命令，使自己處於合法之地位。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上午，日上三竿之時，太子和齊王並馬而來，身後跟了許多衛士。李建成根本不知道守衛玄武門的將領常何已投向李世民，還是像往常一樣，毫無戒備地經過玄武門，進入皇宮去見唐太祖。常何等太子和齊王走遠了，立即緊緊關閉玄武門，堵斷了可能出現的外援。
太子和齊王來到臨湖殿前，下馬登殿，太子忽然發現殿角有埋伏的士兵，心知有異，立即警覺起來，他扯了一下齊王的衣袖，飛奔下殿，上馬往玄武門奔逃。這時，伏兵盡起，李世民親手射殺了太子李建成，尉遲敬德射殺了齊王李元吉。太子和齊王其餘的衛士也被趕殺淨盡。
這時，太子的東宮和齊王府也得到消息，太子的將領馮翊和馮立率兩千餘騎趕到玄武門。由於玄武門守將常何拒不開門，太子的衛士仗著人多勢眾，就奮力攻打。但由於門既高大，守得又頑強，所以久攻不下。副護軍薛萬徹見攻門無效，就調轉馬頭，想揮兵攻打秦王府。在這危急關頭，尉遲恭用長矛挑著太子的頭跑出玄武門，向太子的將士喊話道：「奉皇上的命令，在此誅殺太子和齊王，現太子和齊王均已伏法，餘者無罪。只要放下武器，不僅保證生命安全，願意歸附者一律保持原職不動。」
太子的將士見到太子的頭顱，無不呆若木雞，大多數人棄戈投降。只有薛萬徹不肯歸附，帶著少數人衝殺，李世民命放開一條生路，讓他奔終南山去了。
謝方叔極其忠於太子，他見太子頭顱高懸，兵眾散盡，便伏地大哭起來。李世民不僅赦他無罪，還嘉其忠誠，好言勸慰。就這樣，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的多次蓄謀化為泡影，在秦王李世民的有力一擊之下，身首異處，煙飛灰滅了。
這場宮廷政變就這樣結束了。李世民的政敵已完全消除，從此再也無人能與他爭鋒，但他能否治理好天下，朝野拭目以待。
李世民決意實行「仁政」。在對待太子和齊王部屬方面，他表現得十分寬厚，不管是文臣，還是武將，只要他們願意歸附，都能得到任用，並能人盡其才。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魏征，他本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自投靠了李世民以後，倍受重用，竟成為一代名臣。還有那個不願歸降的薛萬徹，後來也得到李世民的重用。就這樣，李世民團結了大多數人，建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獲得了廣泛的支持。
在「玄武門之變」後三日，平庸的唐高祖李淵發佈命令，立李世民為太子，並詔命朝野，「自今軍國庶事，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李世民實際上已具有了皇帝的權力。到了七月，李世民重新改組了中央政府，任房玄齡為中書令，高士廉為侍中，封德彝為尚書右僕射。第二年正月改元，年號貞觀，李世民稱帝，是為唐太宗。
唐朝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中期，按照整個封建社會發展的規律，這時也該趨於鼎盛時期，因此，李世民的「貞觀之治」以及整個盛唐的出現，絕非李世民一人的功勞，主要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但這也不能否認李世民作為萬世英主、帝王楷模的功績，唐朝貞觀時期的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以及人民生活的富足，均與李世民個人分不開。
那麼，李世民何以會有如此之大的功勞呢？為什麼會成為帝王的楷模呢？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應當是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就是所謂的善於「納諫」。
在封建專制體制下，君主的權力是無限的，幾乎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制約它，似乎道義和道德是君主權力的唯一牽制，但如果昏君不服道義，不講道德，你就拿他沒有辦法了。正所謂「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在這種情況下，是無道理可講了。因此，一朝一代的興亡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一人的品德。
說來也真可笑，偌大一片國土，如此眾多的人民，其命運竟懸於一人之手，但這是歷史造成的，你拿它無可奈何。不過，老天總算不讓中國人徹底絕望，總會讓他們「明君賢相」的理想實現那麼一兩回，真所謂「千年等一回」，李世民也算是中國人等到的好人皇帝了。
李世民很害怕自己的帝國也會像隋朝一樣覆亡，於是，他認真地總結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總結來總結去，只有一條最重要，那就是隋煬帝不聽別人的意見。隋煬帝本是英武過人，聰明超群，怎奈他荒淫無度，大違君道，「臣下鉗口」，皇上「不聞其過」，隋煬帝自己「恃其俊才，驕矜自用」，越是聰明，就越是滅亡得快。所以，李世民認為人君即便是「聖哲」，也應當「虛己以受人」，決心察納雅言，讓「智者獻其策，勇者獻其力」。他的臣下也很爭氣，例如魏征就曾告訴李世民一條極其重要的道理，叫做「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其實，李世民「納諫」時心裡有時也很不舒服，只是善於克制自己罷了。在眾多進諫和納諫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挑出一些來看一看，《資治通鑒》中有較為集中的記載，茲摘譯數則如下：
魏征相貌不超過中等人，可他很有膽量謀略，善於扭轉君主的心意。有時遇到皇上特別生氣，魏征的決心也一點不動搖，皇上也拿他無奈，只好收斂威容。魏征曾請假上墳，回來後對皇上說：「人們說陛下您打算去南山，外面的行裝都已經準備完畢，竟沒有出發，是因為什麼呢？」皇上笑著說：「當初確實有這個意思，後來想想又怕您責備我，所以沒有去！」
皇上曾經得到了一隻很好的鷂鷹，把它駕在自己的手臂上玩耍，遠遠地看見魏征來了，就趕緊把它藏到了自己的懷裡。魏征故意沒完沒了地稟奏公事，等魏征走了，鷂鷹竟被悶死在懷中。
一次皇上罷朝回來，怒氣沖沖地說：「該當殺了這個鄉下佬！」皇后問是誰，皇上說：「魏征總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走了，穿好禮服立在殿前。皇上驚問什麼事。皇后說：「我聽說君主英明，臣子就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由於陛下您英明所致啊！我怎敢不向您道賀呢？」皇上聽了以後，覺得很高興。
中牟縣的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說：「修築洛陽宮，勞累了人民；徵收地租，加重了租稅；民俗喜好梳高大的髮髻，大概也是受皇宮裡的影響。」皇上看了奏章後大怒，跟房玄齡等人說：「皇甫德參打算讓國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子，宮中的婦女都沒有頭髮，他才稱心嗎？」要按誹謗國家罪治罪。
魏征勸諫說：「賈誼在漢文帝的時候上書說：『當前的國事，有一項可以令人痛哭，有兩項可以令人流淚』。自古以來，上書言辭不激切，就不能打動君主的心，古人說：『狂妄的人說的話，聖明的人有所採擇』，希望陛下您考慮決定。」皇上說：「我如果處罰了這個人，哪個人還敢再說話呢？」就賞了他二十匹絹布。
安州都督吳王李恪多次出外打獵，給一些居民帶來了不少損害。侍御史柳范上奏揭發這件事，李恪因而被免官，削減了他三百戶的租稅收入，皇上說：「吳王的長史權萬紀輔佐我的兒子，不能糾正我兒子的行為，應當殺死他。」柳范說：「房玄齡輔佐陛下您，尚且不能阻止陛下出去打獵，怎麼能單單處罰權萬紀呢！」皇上大怒，袖子一甩，入了後宮。過了很久，皇上單獨召見柳范，對他說：「你為什麼當著人面指責我呢？」柳范回答說：「陛下仁厚英明，小臣我不敢不竭盡愚直。」皇上聽了，很高興。
房玄齡、高士廉在路上遇見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他：「宮裡最近有什麼修建工程？」竇德素把這事上報給皇上。皇上很生氣，責備房玄齡等人說：「你們只管理政府的事務，宮中的小小修建跟你們的職務無關。」房玄齡低頭認錯。魏征卻走上來說：「我不明白陛下為什麼責備房玄齡，房玄齡又為什麼認錯！房玄齡等人總理國政，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對宮廷內外的事情都應該有所瞭解。如果您建的工程是對的，他們就應該協助陛下來完成；如果不對，就應該請求陛下停止。他們向主管人員詢問，是理當如此。所以我不明白陛下為什麼認為他們有罪而責備他們，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認罪！」皇上聽了，十分慚愧。
唐太宗李世民納諫的例子還很多。例如，貞觀二年（公元628年），中書舍人李百藥上奏說：「以前雖然釋放過宮女，但宮中無用的宮女仍然很多。宮裡陰氣太重，也會招致天災。」於是，唐太宗下令釋放宮女，一次就放出三千多人。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建洛陽乾元殿，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反對，說他可能連隋煬帝都不如。唐太宗問他說：「你說我連隋煬帝都不如，那比起夏桀、商紂來怎樣呢？」張玄素說：「如果不停這項工程，將來的命運同夏桀、商紂一樣可悲。」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議，下令停止工程，並說：「這是我考慮不周。」
唐太宗就是這樣善於納諫，關於他納諫的事例，史書上記載很多，可以說書不勝書。對待進諫之臣的態度，更是令人欽佩。魏征可以說是一個敢於強諫的諍臣，多次弄得他下不了台，但唐太宗對他卻一直十分尊敬。魏征病重時，他送醫送藥，並和太子一起到他家裡去探望。魏征死後，他思念不已，對左右的大臣說了如下的話：
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沒，朕亡一鏡矣！
這段話成為千古名言。
唐太宗這種提倡宮廷「民主生活」的態度直接促成了「貞觀之治」。據史書記載，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天下大治，判死刑者僅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至五嶺，都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出門的人不必帶糧食，可以從道路上隨便取食東西。《貞觀政要》上記得更具體，說是商旅之人宿於野外，不必擔心盜賊來搶；監獄裡常常沒有人，牛馬遍佈山野。當然，這也許有很大的誇張成分，但貞觀年間確實比以往要好，這總是事實。
【評議】
在中國歷史上，許多開國皇帝都獨具特點，如劉邦善於用人，能夠容忍；劉秀善玩「柔道」，能寬以待人；而唐太宗李世民則是從諫如流，憑這一個特點，足以避免許多錯誤，就足以實施許多利國利民的策略，就足以促使社會安定和繁榮。一場「玄武門之變」的「陰謀」，造就出這麼一個萬世英主來！
「陰謀」與「陽謀」，正像太極圖裡的陰魚和陽魚一樣，並無絕對的界限，而是互相包容，可以互相轉化的。看來，如果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不能造福於人民，就是堂而皇之的「陽謀」，也會變成實實在在的陰謀；如果能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為社會的進步和繁榮而定計設謀，即便是在暗地裡進行的「陰謀」，也能變成光明正大的陽謀，正所謂「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不以成敗論英雄」，是道德史觀，道德史觀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具有不竭文化動力的理想，但現實之中，政治講究的是當下的成功，也就是說，只要掌握了權力，穩固了權力，並且做出了一定的成績，你就成功了，無論你當初採取怎樣的方法，都是無關緊要的。因此，從文化上講，不以成敗論英雄，從政治上講，往往是以成敗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