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君主是否能夠納諫，確實是一個朝代的政治是否開明的重要標誌，因此，有遠見的士大夫往往十分注重進諫和納諫的問題，諸葛亮在他著名的《出師表》中就曾以披肝瀝膽的心情來規勸後主納諫，他說：「親近賢臣，疏遠小人，這是先漢（西漢）所以興盛的原因；親近小人，疏遠賢臣，這是後漢（東漢）所以衰敗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時候，常常和我談到這件事，沒有一次不對桓帝、靈帝（東漢末期的皇帝，任用外戚和宦官）表示嗟歎、痛恨。侍中郭攸之、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等人，這些都是一些堅貞、誠實的人，是一些能夠以死報國的臣子，希望陛下來親近他們，信任他們，那麼，漢室的興旺，就指日可待了。」這一段話，幾乎成了善於總結歷史經驗的典範。
【事典】
唐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著名的大詩人元稹被憲宗任命為左拾遺，這個官名本身就很有意思，有拾遺補缺之意。元稹是一個較為關心民生疾苦的人，他就諫官的職任問題上書皇帝，他在奏章中說：「過去，太宗任命魏征為諫官，自己無論宴飲遊樂，還是寢息就餐，時時刻刻都讓他們跟隨在身邊，還命令三品以上官員入朝計議重大政務的時候，一定要派遣一位諫官跟隨，以便檢驗各種議論的優劣，當時天下政治修明，與此有很大的關係。現在的諫官，其狀況就不同了。首先，不能得到聖上的召見，其次，不能參與當前的政務，只是躋身於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時上朝拜見聖上罷了，諫官不能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實際上形同虛設。希望陛下經常在延英殿召見諫官，讓他們盡其所能地發表意見。怎麼能夠將他們安置在諫官的職位上又對他們棄置不顧，並且疏遠賤視呢！」
唐宣宗讀了他的奏章，似有愧意。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在疏中說：「在政治修明與禍亂危亡的初期，都肯定是有苗頭和跡象的。疏通直言進諫的道路，拓寬接受意見的範圍，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歡阿諛逢迎，被自己親信的人蒙蔽，這是禍亂危亡的跡象。自古以來，在君主繼位的初期，肯定會有敢於直言進諫的人士，因此獎賞他們，君子便願意奉行他們的理想，小人也就不敢做奸邪之事了。如果能做到這些，那麼上下之志相通，上下之情暢達，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夠辦得到嗎？如果君主抵制直言上諫的人士，從而懲罰他們，君子便會藏身隱退，緘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小人便會曲意迎合，從而竊居君子的地位了。像這個樣子，要辦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之內，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當來，即使不打算招致禍亂危亡，能夠辦得到嗎？」「在太宗剛剛執政的時候，大臣孫伏伽就一件小事進諫，說得很有道理，太宗大喜，便重重地獎賞了他。所以在這一段時間裡，談論政事的人就多起來，而且唯恐自己講的不夠深摯切實，從來不曾有人擔心觸犯忌諱。這是因為太宗認為順心適意是小事，而國家危亡的禍殃才是大事的緣故。」
元稹還直言不諱地說：「自從陛下登基以來，至今已滿一年，沒有聽說過有人受到孫伏伽那樣的獎賞。我等在諫官行列中聊以充數，空費時日，不能夠得到陛下的召見，每當站進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禮，連抬頭看皇上一眼都沒有膽量，又怎麼能顧得上議論得失、諍言進諫？在皇帝周圍供職的人尚且如此，何況其他職位疏遠的臣下呢！我真是為陛下感到憂慮啊！」
元稹雖有忠誠之心，但大廈將傾，不可力挽，唐朝已經開始走向無可挽回的衰落，他雖有此心，卻無回天之力。
【評議】
中國古代的制度是封建制度，中國古代的輿論監督也不像今天民主社會有言論自由的輿論監督，然而，中國古代的諫官制度卻又是十分有效的。為什麼呢？在傳統觀念中，「勢」之上還有「道」，「道」雖然沒有「勢」的政治勢力，但「勢」也沒有「道」的精神權力，「勢」只有按照「道」的指導行動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因此，一介書生，雖然手無寸柄，只要據「道」力爭，也會使「勢」在正義面前低頭。這是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社會的運作方式決定的，也是我們的基本傳統，直到今天，這一傳統還是發揮著潛在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