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元時期的霸權博弈 第39章 戰勝人性的弱點·忠謹之道
    【引言】

    為人臣者有三忌:一是功高震主;二是權大欺主;三是才大壓主。據說,這是無數人宦海生涯的經驗總結,誰若犯了這「三忌」,重則身首異處,甚至全族覆滅,輕則削職為民,困頓終生。

    人言官場險惡,官場如戰場,其實並不盡然,其主要條件應看處於什麼樣的朝代,得遇什麼樣的君主,更主要的還是自己的態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許多人忠誠於他,尚有許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終,何況奉事別的君主呢?由此看來,官場機詐、宦海「三忌」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絕對無法避免的,至於如何避免,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在歷史上犯了「三忌」的忠臣良將固然大有人在,但只要得遇明主,又能恰到好處地處理自己和君主的關係,還是完全可以善始善終的,這樣的人也為數不少,唐初的宰相房玄齡就比較典型。

    【事典】

    房玄齡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終,尤為難得。

    房玄齡生於北周武帝建德八年(公元579年),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齊為官,父親房彥謙,是當時的著名學者,與朝野之間的才俊多有交往。他雖長期在隋朝做官,但以他的政治敏感覺察到隋必定長久不了,就想辭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積極地為民眾謀福利,深受當地群眾的愛戴。

    房玄齡出身於這樣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這種氣氛的長期熏陶,逐漸確定了治國安民、造福民眾的志向,也培養了他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還是在隋文帝時期,大多數人都稱頌隋朝的功德,房玄齡卻看出了其中潛藏的危機。他說:「隋朝本是篡奪了人家的權位,對百姓並沒有建立什麼功德,並未扎根人心深處,只不過一味欺騙百姓而已。現在兄弟之間又互相爭奪皇位,貴族們競相享樂,又在內部互相勾心鬥角,甚至骨肉相殘。這樣的王朝,其滅亡是蹺足可待的。」後來的事實證明,房玄齡的看法是極有預見性的。

    房玄齡的個人品德也極為人們所稱讚。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對繼母也是至孝。繼母病了,他請醫抓藥,每當醫生過門,他都哭泣著垂手侍立;繼母死了,他居然因傷心而不能盡食,以至骨瘦如柴。對父親就更不用說了,他的父親臥病一百多天,俗語說,「床前百日無孝子」,房玄齡卻能始終如一。在服侍父親的時候,從未脫衣睡過覺,都是合衣而臥,其盡心盡意,是可以想見的。房玄齡的這種個人品德,對他日後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時,隋朝的吏部侍郎(專管選拔調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評論說:「我見過的年輕人多了,從未見過像他這樣的人,房玄齡將來一定會成為了不起的人。」

    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時,房玄齡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陽)尉。李淵派其子李世民(後來的唐太宗)帶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區,房玄齡經過分析比較,認為隋朝滅亡只是遲早的事,而在諸支起義軍中,唯有李唐政權深明大義,極得民心,又能禮賢下士,將來必定能據有天下。於是,他就毅然拋棄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當時,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遙,他「杖策謁於軍門」,拜見了李世民。一談之下,大為投機,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記室參軍的重要職務,把他當作重要謀士看待。從此,李世民與房玄齡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此後的三十多年中,兩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成為一代明君,房玄齡也成為一代名相。

    房玄齡跟李世民一起參加了許多次戰鬥,在平定隋朝大將、極富戰鬥力的驍將王世充的戰鬥中,房玄齡積極出謀劃策,為取得這場關鍵性戰役的勝利立下了功勳。在戰鬥的間隙,房玄齡陪同李世民去拜見一個叫王遠知的道士,據說這王遠知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是一位高人隱士。他們化裝成普通人,「微服」私訪,那王遠知卻一看即知,告訴李世民說:「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從這以後,房玄齡更加盡心盡力地輔佐李世民,堅定了他追隨李世民,輔其為天下英主的意願。

    李世民因赫赫戰功而被封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設的「天策上將」,勢力很大。李世民還極其善於招攬人才,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謂的「十八學士」,房玄齡、杜如晦多謀善斷,陸德明、孔穎達精通經學,姚思廉擅長文史,虞世南以書法名世,其餘十數人也是當時的人傑才俊。在這「十八學士」當中,房玄齡居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為秦王李世民招致人才,是房玄齡的重要任務之一。

    《舊唐書·杜如晦傳》記載,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參軍,其職責是幫助訓練士兵,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職位。後來,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來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調到外地去。房玄齡聽說了,趕忙跑去對李世民說:「王府中的英才俊傑被調出的越來越多了,別的人我都不覺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調走,他是個『其智能識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大才,您如果還想經營四方,取得天下的話,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聽了以後,十分感激地說:「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點失去了這個人才。」李世民立即撤銷了調令,重用杜如晦。以後以多年的實踐證明,房玄齡的認識是正確的,杜如晦在評斷大事上,極有見地,以致有了「房謀杜斷」這一說法,意思是說房玄齡善建嘉謀、杜如晦能正確決斷。二人密切配合,為唐代的安定和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隨李世民的東征西戰中,房玄齡每到一處,十分注意搜集當地的民情習俗及前代的文獻資料,為他以後制訂決策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義軍以後,房玄齡被李世民封為臨淄侯,升任為秦王府記室,掌管一切軍政文書,有許多文件需要他親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辭優美,氣度恢宏,史書上稱他「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事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

    後來,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淵的支持下與齊王李元吉聯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企圖除掉他,以免將來生亂。一次,李建成請李世民赴宴,於酒中置毒,李世民飲後腹中暴痛,被送回家裡,嘔血數升才保住了性命。還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獵的名義,特意為李世民準備了一匹烈馬,等到李世民騎馬追逐一頭麋鹿時,烈馬狂性發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遠,差點摔死。後來,李建成又與李元吉密謀,準備在替李元吉出征餞行的宴會上殺死李世民。兄弟相殘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齡極力主張當斷則斷,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齡等人的極力促成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在玄武門埋伏兵馬,趁李建成上朝之機殺死他。在「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殺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當了太子,不久又當了皇帝。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後的第四年,房玄齡被提升為尚書左僕射,行宰相之職,在其後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連任相職,直至七十歲病逝。

    在任相職期間,房玄齡可謂至忠至勤,而且成績卓著,堪稱能相。史書上這樣稱讚他:「任總百司(總管政府中的各個衙門),虔恭夙夜(日日夜夜謹慎虔誠地處理各類問題),盡力竭節,不欲一物失所(不讓一件事辦不妥當)。」

    在選拔人才方面,房玄齡十分謹慎。唐太宗曾經說過:「選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輕心的事,用一君子,則許多君子就會慕名而來;若用一小人,許多小人也就會鑽營而來。」在這一點上,房玄齡對唐太宗極其讚賞。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薦合適的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府中有一位太子右衛率(主管太子的保衛),名叫李大亮,房玄齡很看重他,說他為人耿直,有西漢忠臣王陵、周勃的氣節,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為房玄齡的副手。房玄齡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責備,能夠揚其長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他也寧缺毋濫,決不做濫竽充數之舉。如管理財政申報開支的部門,很長時間沒有人選,但房玄齡認為這個部門關係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繫」的地方,「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他這樣做,有時會招致別人說閒話,評論他在授權方面十分吝嗇。但他為了國家的利益,對於個人的聲譽,從不計較。

    對於朝廷上的一些瑣事,他幾乎事無鉅細,一概過問,不僅定期審查吏治、司法的得失優劣,甚至連宮室的營選、武庫裡的存儲數目,他都要一一過問。史書說他「事無鉅細,鹹當留意」,其認真負責的精神,著實令人感動。

    在對李世民的進諫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雖未能像魏征那樣屢屢犯顏直諫,也能坦陳己意。其實,魏征對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經說過,在事必躬親、言無不盡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齡。一次,唐太宗忽然問周圍的大臣說:「自古以來,草創開國的皇帝,把皇位傳給了子孫,多出敗亂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齡直言不諱地說:「那都是因為皇上寵愛子孫,而子孫生長深宮,自幼享慣富貴,不識人間情偽,不懂國家安危,不能磨練才幹的緣故。」

    唐太宗也有過不少荒唐之舉,如對高麗發動戰爭,不僅給高麗人民帶來了災難,也給本國人民帶來了慘重的損失。在多年的戰爭中,僅戰馬一項,就損失了十之七八。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麗,當時房玄齡已重病臥床,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給太宗上書,並對兒子們說:「當今天下安定,各得其所,唯有東征高麗,必會成為國家的大患。我雖不久於人世,但知而不言,也會銜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覽表以後,十分感動地說:「此人危篤至此,尚能憂我國家,實在是難得啊!」房玄齡心地一片赤誠,為人胸懷寬廣,善於團結同僚,容易與人共事,並且注意發揮別人的長處。如經他推薦的杜如晦,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史書上稱他「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房玄齡就注意發揮他善於決斷的長處,每和太宗有所謀劃,都要等杜如晦前來定斷,用房玄齡的話來說,就是「非如晦莫能籌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與房玄齡不謀而合。「房謀杜斷」,相得益彰,他們兩人的密切工作,與勾心鬥角的官場習氣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成為流傳不絕的佳話。

    房玄齡自幼就愛總結前朝滅亡的教訓,因而在任相職期間,他主持編纂了對各類圖書的搜集整理,以及《晉書》以後至隋的六朝史的編寫。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唐太宗問房玄齡道:「為什麼歷史上修的本朝國史,都不讓皇帝本人親眼見到呢?我想看看你主持修的國史,不知是否可以。」房玄齡說:「國史應據實而寫,這樣就必定會寫到皇帝不好的地方,有時還會加以抨擊,理當不讓皇帝親眼看到。」唐太宗反覆解釋,說要看國史並無他意,只是為了鑒戒自己,房玄齡這才同意讓他看。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齡病危,太宗不斷派人看望,並親去探望,於房玄齡臨死前與他握手敘別。房玄齡死時,「太宗對之流涕」,足見君臣感情之深。

    【評議】

    房玄齡能善始善終的原因有三:一是極早投奔李世民,歷史清楚,無查不清的問題;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確實離不開他;三是他雖有大權,但絕對構不成對李世民的威脅,多是辦理事務,為李世民提供咨詢,並無獨當一面的真正權力。有這三條,只要不是生於桀、紂之世,就能保全首領,生逢明君,則可成就一番事業。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難當,蓋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齡穩穩地當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後哀榮無限,這也算是中國仕宦史上很少見的情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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