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嘗君到達趙國，對趙王說：「我希望（向貴國）借兵去援救魏國。趙王說：「我不能借。」孟嘗君說：「我敢來借兵，是為了忠於大王。」趙王說：「可以聽聽（您的道理）嗎？」孟嘗君說：「趙國的軍隊並不比魏國強，魏國軍隊並不比趙國弱。然而，趙國的國土不會年年有戰爭危機，趙國民眾不會年年因戰爭而死亡；魏國的國土卻年年有戰爭危機，民眾年年因戰爭而死亡，這是為什麼？是因為魏國在西面作了趙國的屏障。現在趙國若不救援魏國，魏國就與秦國宣誓結盟，這等於趙國與強大的秦國交界了，那麼，趙國的國土就會年年有戰爭危機，民眾就會年年死於戰禍。這就是我說的『忠於大王』啊！」趙王答應了，為魏國起兵十萬，戰車三百輛。
孟嘗君又北上去見燕王，說：「從前，公子常邀約魏、燕兩國國君交好。現在秦國將要進攻魏國，希望大王援救魏國。」燕王說：「我們有兩年收成都不好，現在又要行數千里去援助魏國，那怎麼辦？」田文說：「要行數千里去援救別人，這是貴國的萬幸。現在，魏王一出城門就可以看得見敵軍。雖然他也想行數千里去援助別人，可能嗎？」燕王還是沒有答應出兵。田文又說：「我把有利的計策獻給大王，大王若不採納忠心的計策，那我就走了。只怕天下會發生巨大事變。」趙王說：「可以聽聽您說的『巨大事變』嗎？」孟嘗君說：「秦國攻打魏國，尚未等到戰勝，遊觀的高台就已經被焚燬了，國君宴樂射獵的離宮就已經被佔據了。燕國如果不救援魏國，魏王就會屈膝稱臣，割地求和，把魏國的一半割給秦國。秦兵必然撤退。秦國撤離魏國後，魏王再出動韓、魏兩國的全部軍隊，還借來秦國軍隊，再聯合趙軍，用四國的軍隊進攻燕國，那時大王又有什麼好處？是行數千里去援助別人有利，還是一出燕國南門就看得見敵軍有利？兵臨城下時，您的路也就近了，輸送也方便了，這時大王有什麼好處？」燕王聽後說：「您走吧，我聽您的就是了。」便為魏國起兵八萬，戰車二百輛，隨田文而去。
魏王非常高興，說：「您借來燕、趙兩國軍隊又多又快。」秦王十分害怕，就向魏國割地媾和。於是魏國遣回了燕、趙兩國軍隊，並加封田文。
其實，孟嘗君說服趙、燕兩國救援魏國，別無其他妙訣，僅是用利害關係來打動趙國國君和燕國國君。對於這種利害關係，各國國君也並非完全看不到，只是形不成輿論的力量，不能使國君更清楚、更深刻地認識這種形勢罷了。再加上國君胸無大志，得過且過，所以不願出兵援魏。孟嘗君作為一舌辯之士，說以利害，再起到串連各國的作用，借兵之舉也就成功了。
在馬陵之戰中，齊國的軍師孫臏大敗了魏國的大將龐涓，使得魏國元氣大傷，無力復仇。魏王憤恨不已，日夜念叨復仇，要動員全國之兵，進攻齊國。惠施為魏王出了一個嫁禍於齊國的主意，齊國有人雖然識破了這一計策，但沒有說服齊君，因而大受其禍。在這之前，無論是魏國的惠施還是齊國的張丑，對當時的形勢都有透徹的分析，主動權完全掌握在齊國手中，但因齊君不辨是非，結果慘遭失敗。由此可見，只有謀臣而無明主也無濟於事。這一歷史事件的過程如下：
齊、魏兩國在馬陵交戰，齊國大勝魏國，殺了魏國太子申，消滅了魏國十萬大軍。魏王召見惠施，告訴他說：「齊國是我們仇敵，我恨它至死不忘。魏國雖小，我還是經常想出動全部兵力去攻打它，怎麼樣？」惠施回答說：「不行。我聽說，實行王道的國君懂得法度，實行霸道的國君知道謀略。剛才大王對我說的，遠離了法度和謀略。大王原本是先與趙國結了怨仇，後來又與齊國打仗。結果，如今打了敗仗，國家沒有能力守備，大王還要動員全部兵力攻打齊國，這不是我所謂的『法度』和『謀略』。大王若想報齊國之仇，不如換下國君的服裝，卑躬屈膝地去朝見齊王，楚國必定因此而惱怒齊國的強暴和狂妄。大王再派人往來於兩國，挑起他們的爭鬥，這樣，楚國必定會討伐齊國。以休養生息的楚軍去攻伐已經疲憊的齊軍，齊國必定被楚國戰勝。這是大王借楚國之兵摧毀齊國。」魏王說：「好。」於是派人通知齊國，說魏王願意臣服，朝拜齊王。
田嬰答應了魏國的要求。齊臣張丑說：「不行。假如當初齊國沒有打敗魏國，齊國得到魏國的朝禮，與魏國和好，去攻打楚國，是可以獲得大勝的。但現在我們戰勝了魏國，消滅他們十萬大軍，殺了魏太子申，使萬乘大國魏國臣服，這就等於降低了秦、楚兩國的地位。這樣，齊國就給自己定了個『暴戾』之名。況且，楚君的為人，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若不聽我的話，最終為害齊國的，必是楚國。」田嬰不聽，於是接納了魏王，並與他一塊多次朝拜齊王。
趙國很惱怒這件事。楚王大怒，親自領兵攻打齊國。趙國起兵響應，結果，在徐州大敗齊軍。
惠施的移禍江東之計並不是多麼高明，但他利用了人性中的一個弱點：貪慾。齊王因為貪圖魏國的財物和強國的虛名才接受了魏國臣服的建議。暗設的移禍之計成功的原因很多，像惠施這樣明設的移禍之計多能得信，其根本的原因就在這裡。
使臣的舌辯之才尤為重要，這些外交使臣全憑一張嘴，並不一定要依靠強大的國家做後盾，這一點，與現在的情況有所不同。一般來講，作為外交使節，古代比現代更注意個人的品德才能和學問聲望，而現代則往往是經濟和政治勢力的較量，所以說，古人外交的成功與否有很多個人偶然的因素。
在戰國時期，秦國和楚國打仗，齊、韓、魏三國也摻和進去，形勢雖然複雜，但敵友關係還是很明確的。然而，齊國人派出了使者，不知這使者說了些什麼，楚國竟然睜著眼上了大當。史書上雖未詳細記載使者的話，其精彩是可想而知的，這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想像的餘地。事件的過程是這樣的：
秦國奪取了楚國的漢中，又與楚軍在監田交戰，大敗楚軍。韓、魏兩國得知楚國處境困難，便投機向南進攻楚國，直打到鄧邑。楚國領兵敗回。接著，齊、韓、魏三國共謀攻打楚國，又害怕秦國救援。有人對齊國相薛公田文說：「您可派使者對楚國講：『現在齊、韓、魏三國之兵準備撤離楚國。楚國如能響應我們，共同攻伐秦國。即使秦國的藍田，都可以攻取，更何況楚國的失地呢？』楚國本來懷疑秦國未必派兵援助自己，現在齊、韓、魏三國的意見到後，楚國必定積極響應，與我們三國商議出兵秦國。秦國知道了這種情況，肯定不會救援楚國。這時，齊、韓、魏三國再迅速出擊楚國，楚國必定向秦國緊急求救，而秦國就更加不敢出兵。這樣我們就離間了秦國與楚國的關係而集中力量攻打楚國，這樣用兵，必然獲勝。」薛公說：「好！」於是便派高級使者出使楚國。楚國果然積極響應。於是韓、齊、魏三國聯合猛攻楚國，楚國果然趕緊向秦國告急，秦國不敢出兵。結果三國大獲全勝。
【評議】
春秋戰國時期實在是一個極有意思的時期。從統一的周朝分出了許多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又分出了許多小諸侯國。當無土可分之時，大家又開始兼併了。先是兼併成十幾個諸侯國，後來乾脆把周天子撤掉，兼併成了齊、秦、楚、韓、趙、魏、燕七國。在這七國之中，秦、楚、齊的力量最強，最後都被秦國吞併，定於一尊。從東周到秦統一，經歷了五百多年分而復合的痛苦過程。這一時期，既是一個戰亂時期，又是中國文化的奠基時期。中國文化的一切源頭，都可從這一時期找到。因而，熟悉這一時期的歷史和文化，是十分有意義的。
就說產生在這一時期的《左傳》、《國語》、《戰國策》這三部書吧，別的不講，僅外交這一點兒，就可列於世界經典。但令人不解的是，學中文、歷史的人對這三部書很熟悉，學公關外交的人對此反而十分陌生。這實在是一大誤會。如果真能活學活用其中的謀略，對公關外交工作，肯定是有極大益處的。
上面所舉的例子均出自以上三部書，從這些例子來看，背義趨利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風尚。我們無意評價這種風尚，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們「趨利」的方式方法。當然，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事情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利」似乎要比「義」重要。那麼，「義」和「利」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信條究竟是否真實而又合理呢？
然而，他們對現實的直接影響卻是巨大的，其關鍵之處並不在縱橫家的學問上，而在於縱橫家的直接現實效用。「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確是對縱橫家實際作用的準確描述。對於縱橫家積極的歷史作用，當時的人們就給予了肯定的評價。《戰國策》曾經這樣評價蘇秦發起的合縱運動：「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語，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這一評價，可以說是夠高的了。
在春秋戰國時期，「縱橫家」一語不是一個學派的名稱，而是指當時一個獨特的謀士群體。儘管這樣，縱橫家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他們有自己的學說，甚至是各個學派中的顯學。《左傳》中就記載了許多「行人」的優秀外交辭令，從中可以看出，這時已經有人在有意識地使用動以利害、巧辭服人的說服術。到了戰國時期，諸侯間的外交大勢已經十分明朗，那就是各諸侯國聯合起來（合縱）對付秦國，或是各諸侯國分別同秦國建立外交關係（連橫）以求自保。為了適應合縱和連橫的兩種策略，一些士人為了在其中謀求個人的利益，便「仰祿而失道」，學習外交官「行人」的說服術，順應這種歷史潮流，奔走於各國之間。於是，「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史記?六國年表》）。這樣一來，縱橫家就應運而生了。
縱橫家是歷史的產物，無論它是「無恥之尤」，還是功勞巨大，我們都應對它負起我們應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