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勤勞、堅韌而又充滿樂觀情緒的母親。她認為，只要為這個家去作貢獻了，即使再窮、心裡再痛苦，可每當聽到孩子在叫媽媽的時候，看到他們笑的時候，看到他們會坐了、會爬了、會走路了，看到他們慢慢長大了，這就是做母親的最大安慰。
信奉天主教的母親，牢牢記住了《聖經·緘言》中的一句話：「管教你的兒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裡喜樂。」
母親對四個子女從小就進行自己所奉行的金錢觀教育。她告訴孩子：錢，就是一張紙，可能是很有用的，也可能沒用。你把紙幣揉碎了，扔在地板上，就跟一張廢紙一樣。但是，你如果把100塊錢用好了，就有可能變成1000塊、10000塊。
母親在家裡做手工活的時候，黃俊欽、黃光裕兄弟倆常常利用放學後的空閒時間幫她一起做。母親便手把手地告訴他們，做一件東西可以換回多少錢，讓他們記下用勞動可以換回多少金錢。等這些東西換回來錢了，母親又告訴他們：這是我們一起努力的結果，沒有這種努力就得不到錢！
母親對子女家教甚嚴，但她從來不打罵孩子。有時氣極了，也最多嚷一嚷，或者非常嚴厲地教訓一通。
因為母親教育有方，黃家兄弟姐妹從小很懂事，知道體恤成天忙累的父母親。每當大人不在家時，黃俊欽就負責餵豬，黃光裕負責打掃衛生，把家收拾得乾乾淨淨。黃光裕8歲時就學會了做飯，做完飯怕燙，不敢去把鍋蓋拿起來，還常常跑去求鄰居幫忙。等大人回到家時，家裡的事情已全部打理得有條不紊。吃完飯後，孩子們會對母親說：「媽，您累了一天了，坐著休息吧，我們去收拾。」
孩子們從小就知道父母賺錢的不易，有時看到門口有人來賣水果等好吃的東西，他們從來都不向母親說要買一些。每當春節，母親都要給孩子們壓歲錢，可他們從來都不花掉，等年過完了，又都把錢全部還給母親。
黃秀虹回憶道，自己懂事很早，為了幫家裡減輕負擔，七八歲時，就會做手工活了。十一二歲時，就開始為家裡挑水、洗衣、做飯。黃秀虹對此至今記憶深刻：「我上小學的時候，南方的冬天特別冷，要拎著衣服到河邊去洗，回來以後再吃完早飯去上學。出去的時候手常常是冰冷的，因為搓衣服，回來後手變得熱乎乎的。」
唯有溫情才能抵禦貧寒。兄妹之間從小感情很好，從來沒有為什麼事發生過你爭我搶的吵架，甚至互相之間連粗話都沒有說過，這讓勞累的父母頗感安慰。
因為父親是外地人，加之家裡沒有其他的成年男勞力，黃家是這個村最窮、最沒有實力的一戶，所以總受人歧視和欺負，但兄妹幾個非常團結。與大哥黃俊欽的內向不同，黃光裕從小就活潑、淘氣，是村子裡有名的「孩子王」。但黃光裕一般不會主動去招惹是非，如果別人欺負到自家人頭上來，他就會跟人家去拚命。
黃秀虹曾向筆者提起過二哥黃光裕的一次「壯舉」：一天，黃光裕在村口的沙土堆上和一堆男孩玩耍打賭，其中有一個男孩老是輸，他惱羞成怒地指著站在一邊的黃秀虹說：「就是因為有你這個『臭女人』在這裡，害得我特別晦氣！」還不到10歲的黃光裕火冒三丈，衝過去就跟他廝打在一起。最後，那個男孩不是他的對手，只得掉頭往家裡跑去，黃光裕緊追不捨，直把這個男孩趕到他家床底下仍不肯罷休。
當兩個孩子長大了，準備到外面世界闖蕩時，母親雖然十分擔心，但還是沒加阻攔，並向他人借來高利貸給兄弟倆做本錢。
黃秀虹覺得，整個家庭之所以沒有被貧困壓垮，全賴母親對子女們的正確教育。對於性格和善、堅毅又極富商業眼光的母親，黃光裕曾如此評價：「如果媽媽年輕的時候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們哥倆誰都沒戲。」
與兩位哥哥一樣，黃秀虹一出生便接受了洗禮，而這份信仰也在引導著她。黃秀虹對筆者透露了她的人生終極目標：那就是在成為一名商界的知名女性企業家後便退下來，集中時間和精力去辦一家慈善機構，希望自己能成就一番類似於德蘭修女的事業。
事與願違。隨著2008年底黃光裕和黃俊欽被警方調查，黃秀虹不得不匆促上陣，於2009年2月13日接替其二哥黃光裕擔任北京鵬潤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挑起家族企業的大梁。她的人生規劃的實施恐怕得因此延遲了。
信仰天主教的黃家，在富甲天下之後，曾慷慨解囊，捐款400萬元在鳳壺村興建了一座教堂；另外，在黃光裕父親黃昌義的出生地西臚鎮，曾嬋貞也帶頭捐助共籌得資金240多萬元，對原西臚天主堂進行了重建。
三、黃光裕兄弟如何野蠻生長？
等黃光裕在南方邊陲的小鄉村長到10歲，正在走街串巷為如何撿到更多的廢品而絞盡腦汁時，中國卻在經歷著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將最終影響到兩個分別叫黃俊欽和黃俊烈的男孩，雖然當時他們還渾然不覺。
1976年，歷經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但直到兩年之後，僵硬的思想才開始復甦。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也就是從這次會議開始，逐步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此後長達20年的時間裡，這位「東方巨人」始終不遺餘力地推動著中國的改革開放。
當時，全國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其中勞動力過剩帶來的就業壓力便是一個迫在眉睫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在廣大農村，因為長期的城鄉分割和人口的過量增長，已經造成大量沉澱的過剩勞動力，而有限的耕地根本承載不了這麼多人。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城市的過剩勞動力都被疏散到了農村，到20世紀70年代末，這部分「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開始一批又一批向城市回流。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中國1978—2008》一書記載：「文化大革命」以來至1979年底，城鎮知青「上山下鄉」的有1000多萬人。到1979年2月，高達760萬人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如洪水般湧入城市，加上原有的待業青年，使整個社會的待業人員達到了2000萬人，這給緊繃的中國經濟又壓上了一塊巨石。
鑒於此，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兩個關於農業的文件，宣佈解禁農村工商業，家庭副業和農村集貿市場得到了正式認可。第二年2月，中央又迅速批准了一個關於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批准城市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閒散勞動力可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等個體勞動。
春風又讓百草生！就在1979年年底，全國批准開業的個體工商戶迅速達到10萬戶左右。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才有了類似於像黃光裕父母親一樣的貧困農民從事手工業和小生意的機會，也才有了像北京知青那樣賣大碗茶的熱鬧場景。
當冰硬的頭腦開始暖化，貧窮便馬上變成一種無法忍受的刺痛！1979年，在離黃光裕家鄉不到200公里的福建廈門，有一個叫舒婷的女詩人，在一首《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的詩歌裡表達了當時人們此種沉重尖銳的痛感：「我是貧窮/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輩輩/痛苦的希望呵/是飛天袖間/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國呵！」
生存的慾望衝破了一切束縛。於是，在安徽鳳陽，18個農民在包產到戶的契約上偷偷按上了自己血紅的指印；在江蘇華西村，吳仁寶帶領農民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在天津大邱莊，禹作敏偷偷辦起了冷軋帶鋼廠；在浙江蕭山，魯冠球創辦了萬向節廠……
一位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在他的報道中寫道，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廣東潮汕地區及珠江三角洲一帶，「民間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紡織、小冶煉、小加工作坊，像野草一般滿世界瘋長」。
正是民間經濟力量的推動，讓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感受到了現代化建設的巨大生機與活力。於是在1979年7月15日，國務院以當年50號文件的形式批轉了廣東、福建兩省關於興辦特區的報告，文件明確表示：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頭3市設置經濟特區。此舉，無疑對躁動的民間經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1979年3月，《詩刊》發表了一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詩歌：《回答》。詩人北島深情而熱切的筆觸，表達了當時從國家領導人到近10億普通中國人肩負歷史使命、期望改變現狀的巨大熱情與衝動。
而在20世紀80年代前後，全世界都矚目的一個奇跡，就是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被無數難題困擾的鄧小平，就曾懷著無比謙遜的心態，於1978年10月22日東渡日本，前去學習取經。1979年6月底，有「經營之神」美譽的日本著名企業家松下幸之助，應鄧小平之邀來華訪問。此後，接踵而至的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湧向中國。
另外，在1978年的國慶典禮上，一位身穿藍色中山裝的香港商人，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門觀禮台，他叫李嘉誠，是黃光裕的潮汕老鄉。自從11歲離開大陸去香港後，隔了整整40年，李嘉誠才再一次回到大陸。
而這兩位被鄧小平所重視、蜚聲全球的大企業家，也成為日後黃光裕頂禮膜拜的商業偶像。
在1978年，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數據對比：當時美國家庭的電視機普及率是70％，而近10億人口的中國，電視機擁有量卻只有100多萬台。另據《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一書披露，從1978年到2008年，全國電視入戶率從不足10％增長到97.28％，觀眾規模更是達到了11.72億人。9歲的黃光裕當時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長大後做的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讓電視機之類的「奢侈品」如潮水一般湧進中國普通的百姓家庭。
但野草瘋長的地方，天生注定是一片灰色的領域。在20世紀80年代前後，浙江的溫州、台州地區以及廣東的潮汕地區，成為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艘走私的漁船，滿載著服裝、五金、家電等境外商品，在沿海一些偏僻的小碼頭登陸，然後又迅速湧向全國各地。在廣東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漁民不打漁、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學」現象，一窩蜂地到處兜售走私貨。
在潮汕地區這種事隨處可見。很多鄉鎮上時常看見賣走私表的孩子，拿著一麻袋的電子手錶，不一會時間就能換成一麻袋的錢。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銅盂鎮附近的貴嶼鎮現在還是國內電子垃圾的處置中心，只是現在收回來的都是國內的電子垃圾罷了。
黃光裕的老鄉曾慶水回憶道：「曾厝有些能幹的人從海上運回來好多電視機、收錄機，說是從台灣、香港那邊弄回來的，別人再從他們手上收來，把這些來路不明的電器運到城市賣掉。有半年村裡家家戶戶都做這些生意，其中有些是舊電器，很髒，可是也有辦法重新組裝，村裡堆得像垃圾堆，很賺錢。」
曾慶水現在還記得，黃光裕兄弟倆就常常騎著舊自行車去各村收舊電器，收來再出手。那還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黃光裕還只有十幾歲，卻已經成為精明的「下家」，收來的貨全部能出手。
1986年，他17歲的時候，就和哥哥帶著一批舊電器出門遠行內蒙古了。「村裡像他這麼出去做生意的人很多，像他那麼大年紀出去的也很多，要是他不發大財，大家還真記不得他了。」
另外，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價格管制、地區隔離等因素，催生了一大批靠倒賣批文發家致富的「倒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制外流通網絡。僵硬的流通體制如一座外表堅固的防洪大堤，此時已被愈來愈多的「倒爺」如白蟻般從裡面把它啃食得千瘡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