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席捲全國的熱潮。當時，年輕的王石正在深圳歡快地倒騰著玉米和外匯，積累著自己的第一桶金。而牟其中則沒有王石那麼好的運氣——他在1983年從重慶仿製了1萬個「555牌」座鐘倒賣到上海，輕輕鬆鬆就賺了7萬多元。但不久後，就以「投機倒把罪」被抓進監獄關了差不多一年。這次入獄，距離他上一次從監獄出來還只有3年。1984年從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所下海創業的柳傳志，也經歷了一段慘痛的「倒爺」生涯——在倒賣一批彩電時，計算機所給他的20萬元開辦費，被騙去了14萬元。如果按他當時105元的月工資計算，他得不吃不喝乾上111年，才能還上這筆巨額損失。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其《激盪三十年》一書中寫道：「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積累，是當年東南沿海鄉土經濟萌芽的重要推動因素，關於這一點始終未被學界注意到。」吳曉波甚至認為，深圳的前10年，並非是原先設想的靠吸引外資發展起來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一幫「倒爺」倒出來的。
吳曉波在書中分析道：「鄧小平領導這場艱巨變革的戰略思路：摸著石頭往前走，不爭論，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確界定，讓最終發生的事實來定義前行的方向。這種改革思維使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實驗場和冒險樂園，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無限激發出來，從社會底層噴發出來的火漿終於讓大地熊熊燃燒，只要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積累，一切都似乎百無禁忌，中國社會的道德底線和法制底線一次次地受到挑戰和衝擊，公共價值觀念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和物質化。」
而在一片喧囂中正迅速成長的黃俊欽、黃光裕兄弟，卻無比敏銳地感受到了這種燥熱。數年後，他們像無數的潮汕和溫州青年一樣，通過自己的走南闖北，把那些緊俏的電子電器產品迅速地倒賣到了全國的每一個角落。
日後，大富大貴的黃光裕曾回到村裡，在村口的古渡口旁邊許下了願望，準備投資1800萬元在練江上修建大橋，把曾厝和對岸的司馬浦鎮連接起來，並且直通廣汕公路。他說不能讓現在的孩子像他小時候那樣游泳過江，有生命危險。當然，目前這個承諾恐怕暫時無法兌現了，練江現在還很骯髒，發黑的河流裡面，還是有大批孩子在玩耍，其中一半是廢棄物回收工廠的外地工人的孩子。
四、在時代的熱浪中如何翻滾？
少年時期的黃俊欽和黃光裕兄弟，最大的願望就是走出農村，到城市裡面找口飯吃。當時，農村孩子想走出去常見的有這兩條途徑：讀大學或去當兵。但這兩條路對兄弟倆而言都不現實，他們不得不尋找另外的出路。
對於當時的很多潮汕青年來說，還有一條冒險的道路可供選擇，那就是偷渡去香港或澳門。根據《南方週末》一篇文章提供的資料顯示：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幣，雖然遠高於廣東全省農民人均年收入的77.4元人民幣，卻與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13000港元年收入相差有百倍之巨。正是這種貧富差距，加之當時港英政府對偷渡者的人道主義寬待，讓廣東省當時的偷渡現象十分嚴重，每年偷渡逃港者數以萬計。但是，黃家顯然接受不了這種可能要以生命為代價作出的冒險選擇。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政策還處在探索試驗階段，一切還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經濟」卻已經冒著隨時可能「踩雷」的危險蓬勃發展起來。廣東開風氣之先，很多當地人都投入了經商的浪潮之中。根據《中國1978—2008》一書提供的資料顯示：1984年，個體工商戶發展到590萬戶，比上一年增長了126％，從業人數達到746萬人，比上年增長133.4％。而這種快速增長，跟1984年初鄧小平的第一次南方之行有直接關係。也正是在這一年的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重點從農村轉向了城市，全面改革開始了。
從小把野心如硝藥一樣封存在心裡的黃光裕，還未來得及長大，就被拋到了時代的滾滾熱浪之中。1985年，黃俊欽和黃光裕懷揣著家裡千方百計籌措來的4000元錢，開始出門闖天下。那一年，黃俊欽19歲，剛剛高中畢業，黃光裕16歲，連初中都沒讀完。黃光裕跟著大哥第一次去內蒙古，是1985年的10月10日。
那是一個充斥著喇叭褲、蛤蟆鏡、電子錶和鄧麗君「靡靡之音」的年代。1985年，幾乎所有的大人都在為一個叫阿信的日本女人的命運揪心，幾乎所有的年輕人都在為第一次來到北京、廣州演出的英國「威猛」樂隊癲狂，幾乎所有的小孩子都在故作成熟地模仿日本小和尚一休想問題時的模樣，而黃俊欽、黃光裕兄弟卻要為生存奔赴遙遠而陌生的北方。
剛開始做的是倒賣電器的生意。兄弟倆背著大旅行袋，裝滿了收音機、電子錶之類的東西，從廣東背到北方去賣。當然，有時還倒賣非常緊俏的電視機。那時做這種生意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為倒賣商品在當時還是屬於「投機倒把」的違法行為，是政策不允許的。所以，她母親在家裡成天提心吊膽，害怕兩個兒子出事。
不幸的是，擔憂後來竟真的變成了事實——大哥黃俊欽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黃俊欽和另外一個人帶了2000塊錢左右的貨過去賣。也很湊巧，那個夥伴那天突然得了急性腸炎，跑到醫院看病去了，結果警察把黃俊欽一個人給逮住了。警察指著那堆東西問黃俊欽，這些貨是誰的？黃俊欽沉默了片刻，承認貨都是自己的，一個人全部頂了下來。後來，東西被沒收，人也被扣押起來。父母親在家裡聽到這個消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相隔千里，仍然費勁全力到處托人疏通關係。
屋漏偏遭連夜雨。黃俊欽父母兩人後來不但沒有幫上自己兒子的忙，最後反而把自己也給牽連了進去。
一天，黃俊欽母親從別人店裡好不容易賒來了一些酒菜，專程把鄉長等當地幹部請到家裡來吃飯。這些人剛開始並沒有聲張，表面上答應幫他們家一把。但酒過三巡後，這些人便發話，說菜不夠，要黃俊欽母親再炒些菜來。於是她母親又只得跑出去想辦法賒買。
等女主人一出門，這些人就把當地派出所的警察叫來了，以協助調查的名義，把黃俊欽的父親控制起來。那天黃秀虹正好走在上學的路上，走著走著就覺得心情特別沉悶，慢慢地竟邁不開腳步了。她回頭一看，兩個警察架著她父親走了過來！黃秀虹一下子嚇傻了，馬上撒腿就往家裡跑。
警察正在家裡翻箱倒櫃地搜查，最後把所有帶鎖的物件都撬開了，卻連一分錢都沒發現，只得搖了搖頭走了……黃秀虹站在一邊目睹了整個過程，這一幕在她的腦海裡成了抹不去的記憶！
最後，黃俊欽在呼和浩特被拘押了81天才出來。巧合的是，他被放出來的那一天，正好是自己父親被抓起來的那一天。更湊巧的是，黃俊欽的父親也被當地公安機關扣押了81天才放出來。
想不到的是，這件事卻成了黃家的轉折點。在奔波的過程中，一家人深深體會到人情冷暖。讓全家人最為感激的是，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不少人還是伸出了援助之手。黃光裕大姨的孩子認識一個在鎮裡很有關係的有華僑背景的朋友，當這位朋友聽說黃家的情況時，竭盡全力無私幫忙奔波，並且沒有花黃家一分錢。兩家還因此結下友誼，以後又一起合辦了一家工廠。
20年後，當兄弟倆都「名滿京華」時，媒體對他們當初這一段闖天下的經歷充滿好奇，甚至加以原罪的質疑，他們對此也一直諱莫如深，不願多提。黃秀虹對筆者坦言：「誰也不願意冒這麼大風險去走這條路，但是當時確實是被整個環境所迫，沒有辦法，所以只能去冒險了。」
在黃氏兄弟踏出家門北上13天之後，也就是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美國企業家代表團。在會見中，鄧小平明確提到，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而在這之前，市場經濟在中國一直是被當做資本主義特徵而受到堅決排斥的。
潮汕人家鄉觀念比較重，做事講究抱團，不會輕易互相背叛。有人如此形容潮汕人的抱團意識：水潑不進，針插不進。對黃家來說，有幾位潮汕老鄉對他們的事業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其中就有詹培忠、許鍾民。另外，據媒體的報道，與黃光裕案有關的可能還有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和前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
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大陸正處於劇烈變革之際，香港也開始進入經濟騰飛的佳期。後來對黃光裕事業發展起到關鍵作用的一個人——就是有「香港殼王」之稱的詹培忠，也在這個時候撞上了大運。
1947年，詹培忠出生於廣東省潮安縣。9歲那年，詹培忠隨在東南亞做生意的父親到香港定居。但他無心向學，中學還未畢業便輟學前往柬埔寨，跟隨父親學做生意。
1972年，極富商業眼光的詹培忠進入了當時才剛剛發熱的股票市場，機警的詹培忠被委任為出市員，負責為股票發行者推銷股票。他利用「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優越地位，私下從事股票買賣，並斬獲頗豐，一年之內便成為百萬富翁。
天有不測風雲。1973年股市「大崩盤」，使很多投資者傾家蕩產，詹培忠由於跑得比別人快，才得以倖免滅頂之災。
後來，詹培忠又幫20世紀80年代初香港商界最「火」的富豪之一陳松青坐莊，陳松青名下的佳寧股票價格，在詹氏的操盤下竟如脫韁之馬一路上漲，詹培忠「金牌莊家」的美名不脛而走。盛名之下，找詹培忠坐莊的上市公司愈來愈多，詹培忠賺錢如「豬籠入水」，短短3年時間，詹培忠竟晉陞億萬富豪！
但好景不長，1983年的香港股災旋即來臨，急速上漲的佳寧股票迅速崩盤，聲名狼藉的詹培忠只得遠走加拿大避難。但不甘寂寞的他於1985年又返回香港，此時有了「前科」的詹培忠對繼續坐莊不大感興趣，而是開動腦筋尋找到一條新路子：先後收購了8家處於三四線的無名公司或瀕臨清盤的公司，然後注資、重組再轉售。由「金牌莊家」到做「公司醫生」，成為詹培忠從事證券業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轉變。尤其是在醫治「港澳發展」的事件中，詹培忠本人僅注入數十萬港元資金，竟獲3億港元以上股權，在香港商界堪稱奇跡！
1991年，詹培忠當選為香港立法局議員。詹培忠自述，他參選從政的目的是要監察香港聯交所。有人如此譏諷詹培忠：以往做「賊」，現在卻改做「警察」。
可以想像，多年之後，當詹培忠在向黃光裕這位潮汕小弟炫耀那段資本市場「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傳奇經歷時，年輕的黃光裕該是如何的癡迷、激動與躍躍欲試。而在詹培忠從事的大量「殼」生意中，最著名的莫過於2002年引國美入主京華自動化。在詹培忠的指點和幫助下，黃光裕才得以進入資本運作的快車道。
曾任中關村股份、京文唱片、潮好味等多家公司董事長的許鍾民，則是黃光裕事業生涯中另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他和黃光裕的淵源較詹培忠更為深遠。
綜觀許鍾民和黃氏兄弟的個人經歷，竟然極為相似——
許鍾民1964年出生在廣東省汕頭市潮南區成田鎮大寮村。自許鍾民懂事起，父親就被判刑入了深牢大獄，許家四個孩子太過年幼，根本幹不了農活、掙不了工分，窮得一塌糊塗。在潮汕地區有一句老話叫「沒什麼不能沒有門床（一種帶框梁的床）」，但許家連門床都沒有，一塊木板兩個凳子便搭成一張床，飢腸轆轆的弟兄四個就蜷縮在這樣的床上忍受著貧寒的煎熬。
是1.8元「葬送」了許鍾民童年的自尊和天真！當時，小學一年級的學費是人民幣1.8元，可許家連這都付不起。於是，從開學的第一天，老師便在黑板的右上角用粉筆寫下「許鍾民欠學費1.8元」，直到學期結束，這幾個字都還沒被擦掉。每天處在1.8元的恥辱煎熬中，讓許鍾民與貧窮結下了深仇大恨。為驅趕這個「惡魔」，他願意為此付出一切代價。於是，他開始付諸行動——年僅13歲的許鍾民企圖偷渡香港，但差點被抓。回來後又逃學跑到廣州去販賣走私手錶。15歲那年，他又鑽進了一家煤窯做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