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情商體系中最為核心的就是這第一項：自我意識。也有人把這第一項翻譯為感受自己的情緒。雖然最後的意識是一種情緒感受，但這樣的翻譯把原本複雜的自我意識體系過分簡單化。高爾曼的原意是對自身狀態、情緒和動因的感受和認知。它和自我形象、自我評估以及自信心都有密切的關係。通俗一點說，一個人的情緒感受是建立在對自我的評估和自我形象的基礎上。我認為「自己是誰」會影響到我怎麼認知環境，產生怎樣的情緒感受，以及我有怎樣的自信。
作為父母在這方面的培養目標，是幫助孩子形成客觀積極的自我形象，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客觀的自信。這是提高其他四項情商能力的基礎。
一個成功的人往往是自信的人，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對自己優點和缺點的客觀認知上。情商低的人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無法建立這樣客觀的自我評估。不是過分自大就是過分自卑。我見過一些所謂的優秀人才，就是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些智商高情商低的人。他們的專業知識都非常棒，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做事也一絲不苟。總之，他們有很多讓人羨慕的優點。但是他們自己始終無法幸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對自己的認知不客觀。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認知不客觀，就無法建立客觀穩定的自信。缺乏了這樣的自信，對他人和環境的認知就常常偏激。這會導致一系列社會交往和情緒的問題。這些問題甚至可以造成對自己對他人無法挽回的破壞。下面用一個我跟蹤了二十年的案例——盧剛事件，來探討和認識建立客觀的自我的重要性。
盧剛事件的經過：1991年11月1日下午三點半左右，盧剛進入了正在進行專題研討會的艾奧瓦大學凡？艾倫物理系大樓（VanAllenHall）三樓的309室，在旁聽約五分鐘後，他突然拔出左輪手槍開槍射擊，他首先擊中他的博士研究生導師47歲的戈爾咨教授，並在戈爾咨教授倒下之後，又在教授腦後補了一槍；然後，他又朝他的博士研究生導師助理史密斯（RobertAlanSmith）副教授身上開了兩槍。此時，在場的眾多人士剛剛有所醒悟，紛紛逃離現場，這時盧剛又瞄準了當時在場的另一位中國留學生27歲的山林華博士，接連向山林華的腦部和胸膛連開數槍。隨後，盧剛離開了第一現場，到達二樓208室系主任辦公室，一槍射殺了44歲的系主任尼克森（DwightR.Nicholson）。在確認尼克森死亡之後，盧剛又返回第一現場，發現幾個學生正在搶救奄奄一息的史密斯教授，於是又朝史密斯的腦部補發了致命的一槍。
然後盧剛持槍離開物理系大樓到達生物系大樓，由一樓走到四樓，似乎在尋找一名女性目標（有目擊者見他進入女廁所尋人），其間遇到師生多人，但盧剛並未開槍濫殺。
在未找到射擊目標之後，盧剛又進入了行政大樓，衝入一樓111室的校長辦公室，向副校長安妮？克黎利（T.AnneCleary）前胸和太陽穴連開兩槍，又朝辦公室內的學生秘書茜爾森（MiyaSioson）開了一槍。
隨後，盧剛到達二樓的203室，飲彈自盡。
整個槍擊過程不足20分鐘，盧剛在自殺前總共向六個人開槍，除女學生茜爾森（MiyaSioson）被擊中脊椎，頸部以下全身癱瘓外，其餘五人全部喪命。
關於盧剛：讀到有關盧剛的這則報道時，我正在中國國內準備著托福GRE考試。當時，我覺得這一切像是電影而不是現實。二十年過去了，我還常常搜集一些有關此事件的資料。自己之所以一直關心這個事件，不僅出於自己的教育專業興趣，還有重要的一個私人原因。那就是主人公盧剛和我差不多同齡，我們的成長有著相似的社會歷史背景，作為一個時代的同行，我感受到的盧剛就更加有血有肉。
盧剛和我都是在1981年高中畢業，參加了同一年的高考，所不同的是，盧剛考上了北大物理系（物理滿分，數理化平均97分），而我卻名落孫山。所以我比一般人更清楚盧剛有多優秀。考上北大物理系還不能真正反映盧剛學業的優秀。結束「文化大革命」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科學的春天」剛剛開始，急需培養大批理科人才。經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李政道的不惜努力，美國大學特設了一項招收中國物理專業研究生的考試，這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CUSPEA（China-U.S.PhysicsExaminationandApplication）考試。從中國每年招收100名物理專業的優秀畢業生赴美學習。盧剛又在考試中脫穎而出，拿著全獎進入艾奧瓦大學。一個學業如此優秀的學生怎麼會變成一個那麼冷酷的兇手呢？雖然後人有不同的解釋，我查閱了當時美國和中國的報道，看了知情人的一些回憶，以及盧剛最後寫給他二姐的信，我認為主要原因就是盧剛不客觀的自我意識。
在留給英文媒體的信件中，盧剛認為另一位中國學生山林華（遇難者之一）錯過畢業論文手續的截止日期，不具備畢業的資格。他的畢業和榮譽的獲得都是因為教授袒護。盧剛多方申訴無果，由此歸罪於山林華、他的教授和校方領導。於是決定痛開殺戒，用自己的方式來取得公平。由於慘案的發生，盧剛所申訴的不公平也不再有結論。根據我在美國高校的經歷，應該說美國大學對這樣的申訴事件是非常嚴肅認真的，有專門的委員會進行取證、聽證，雙方都可以得到多次陳訴的機會，和法庭審理的過程非常相似。所以很難由一個人或幾個人操縱。如果真是有人幕後操縱，一件學術不公正案例就會變成一個刑事犯罪案例，就會有社會法庭的介入。一般教授不會這樣去冒險，因為這會斷送一個研究者的研究生涯。所以我懷疑即使有個別教授不公正的情況，也未必像盧剛所想的那樣，教授們和校方行政人員聯合起來和他作對。話再說回來，即使真像盧剛所申訴的那樣，你也沒有權利這樣濫殺無辜。關鍵問題還在於盧剛自身不客觀的自我意識和極強的自卑和自負。
除了一些同學反映他平時比較偏激很難相處外，盧剛極端的自負和自卑最直接地反映在他寫給他二姐的中文遺書中。首先，他總覺得自己是很正直的：「我一生來正直不阿，最討厭溜鬚拍馬的小人和自以為是的贓官。」另一方面他又表現得極其自卑：「在美國雖然吃穿不愁，但上邊大有富人，跟他們一比，我還是個窮光蛋。」盧剛的內心很沒有安全感。說實話，他給他最親愛的二姐的這封信有些地方寫得很動情。但是有一處他的口吻顯得非常突兀。在談到自己的後事處理時，先告訴二姐不必來美國，讓中國領事館把自己的骨灰送回即可。突然另起一段，鄭重告誡二姐：「牢記：不要讓美國這邊敲詐錢財。」一個在美國拿了別人的全額獎學金的人，拿到了博士學位，非但沒有任何的感恩，反而處處都覺得被人欺負。甚至覺得自己死了，別人還會去敲詐他的親人。這樣的口氣和內容揭示了其有一定的被迫害妄想。而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盧剛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客觀積極的自我，從而失去了最基本的自信和安全感，從環境所感受的全是負面的認知的情緒。這些負面認知和情緒的積累導致了最後的悲劇。講到積極客觀的自我意識，在這裡我不得不提這事件中的兩位受害者：遇難的副校長安妮？克黎利（T.AnneCleary）和她的學生秘書米亞？茜爾森（MiyaSioson）。她們和她們的親人在事件之後向世人展示了和盧剛完全不同的自我意識以及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態度。
盧剛事件中的兩位受害者：先說說遇難的副校長克黎利女士。她的父母曾遠涉重洋到中國傳教，她成了出生在中國上海的美國人，所以她對中國人有特殊的感情。她終身未婚，對待中國留學生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無微不至地關照他們、愛護他們。每年的感恩節和聖誕節總是邀請中國留學生到她家中做客。20世紀80年代她曾多次訪問中國，目睹中國高校圖書資料的匱乏，她回到艾奧瓦大學就和同事發動教育學院的教授們為中國捐書。共捐了一千多本，最後，六十五磅的郵包共寄了十五包書到北京。
這樣一位熱愛中國，熱愛中國留學生的女士最後被一個中國學生槍殺。對這樣以怨報德的行為產生憤怒應該是人之常情。然而，克黎利的慘死並沒有動搖親人們的信仰，並沒有讓他們以仇恨來取代愛。他們深知，仇恨的心理最後傷害的是自己，仇恨的心理也不符合克黎利生前所堅持的理想。愛和寬恕才是對親人最好的紀念。因此，她的三位弟弟在姐姐遇難後，為了紀念姐姐，做了兩件事情。第一，他們在姐姐去世的病房裡宣佈，要用克黎利的遺產為教育學院的國際學生設立一份獎學金，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姐姐的意願。第二，他們一起給槍殺他們姐姐的盧剛家人寫了一封信，並將信在姐姐的葬禮上當眾朗讀。信的內容翻譯如下：
給盧剛的家人們：
我們剛經歷了一場慘痛的悲劇，我們失去了我們為之驕傲的親愛的姐姐。她一生給人所留下的影響，讓每一個與她有過接觸的人——她的家人、鄰居、孩子們、同事、學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親友們——都愛戴她。當我們從各地趕來衣阿華時，那麼多朋友來分擔我們的悲痛，但同時他們也與我們分享安妮留給我們的美好記憶和她為人們所做的一切。
當我們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時，我們也在我們的關心和祈禱中紀念你們——盧剛的家人們。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們也一定和我們一樣為週末所發生的事所震驚。安妮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願意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你們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禱。在這悲痛的時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們心中充滿了憐憫、寬容和愛。我們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個家庭正承受比我們更沉重的悲痛的話，那就是你們一家。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們分擔這一份悲痛。讓我們一起堅強起來，並相互支持，因為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真誠的
弗蘭克、麥可和保羅
我不知道盧剛的家人什麼時候讀到這封信，也不知道他們能否讀懂這封信，更不知道他們作何感想。我只知道這封信的原稿後來被塑封掛在了艾奧瓦大學克黎利曾經工作過的辦公室。克黎利生前生活的小鎮有一條路被命名為安妮？克黎利路。
說完了副校長，再說說她的學生秘書茜爾森。她是槍擊案中的唯一倖存者。但被擊中脊椎，頸部以下全身癱瘓。那一年她才23歲。我在網上見過茜爾森遭槍擊前的照片，那麼美，那麼柔和，卻那麼堅定。和克黎利的家人一樣，這位美麗的女孩在遭遇這麼大的不幸後沒有仇恨，沒有消沉。不僅自己頑強地生活，還把幫助別的殘疾人當做自己終身的事業。茜爾森說：「如果我不能幫助別人，我覺得自己不是個完整的人（IwouldnotfellcompleteifIwasn』thelpingothers）。」不幸的是，在槍擊事件17年後，茜爾森因患乳腺癌而去世。但她自強不息的事跡被拍成了紀錄片，繼續鼓舞著很多活著的人，包括我自己。
逝者已逝，二十多年過去了。我每次準備情商的講課時，都會情不自禁地想到盧剛事件和其中的三位當事人。我覺得他們還在繼續和我們活著的人說話。他們在告訴我們不同的自我意識會活出怎樣完全不同的生命。盧剛雖然擁有很多同齡人羨慕的才華和環境，在學習上和物質的追求上對自己的要求也很高。但是一個不客觀、極端的自我意識可以讓他失去最基本的感受幸福的能力，在環境中無法感受到愛，只有痛苦，只有恨，最後做出毀滅生命的事情。而克黎利的弟兄和茜爾森雖然無端遭遇這麼大的不幸，但強大而積極的自我意識讓他們把自己的痛苦變成了造就他人生命的大愛。讓自己遭受的不幸變成他人生命的祝福。低情商的人總希望把最好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而高情商的人卻總能夠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變得最好。這是多麼不一樣的人生態度和結果啊。
我之所以在這裡要花這麼多文字把這個案例那麼詳細地介紹給讀者，是希望我們每個做父母的能夠理解情商和智商的關係，清楚情商和幸福的關係。同時能明白從小培養孩子客觀的自我意識的重要性。
怎樣從小培養孩子客觀積極的自我意識呢？規矩和愛。規矩可以讓孩子懂得敬畏，約束自我意識的不客觀膨脹。愛能讓孩子得到安全，看到自己的價值，因為自己被尊重而懂得尊重他人。但是愛和規矩需要結合。如果只有嚴厲的規矩而沒有愛，孩子的行為也許能夠得到暫時的約束，但是內心就容易產生極端的自卑。如果只有愛而沒有規矩，孩子會覺得自己就是上帝。第四章和第五章已經介紹了做規矩的原理和方法，那些原理和方法對培養積極客觀的自我意識都有很大的幫助。在這裡我再提出四項針對性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