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和諧社會」是最熱門的一個詞語。作為具有普世價值的社會理想，和諧社會當然不會拒絕人類一切優秀的治理成果。
在中國歷史上，虐紂亡於周，暴秦滅於漢，荒淫無恥的隋煬帝激起天下諸侯反叛，風雨飄搖的明王朝在農民軍的號角聲中被埋葬。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政權——蘇聯，一夜之間轟然解體，僵化了思想，脫離了人民，滋生了特權階層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東歐劇變，世界上其他大黨、老黨紛紛喪失政權，問題都出在這個「處下」沒有真正做好，這個「善地」沒有「居」好，從而拱手讓出執政權力。其之初興，何不勃然；其之亡也，何不太速！
老子在《道德經》第九章中由衷地稱讚水的美德，認為水是最好的「善」。這種善等同於「上德」，具有最為接近「道」的品質：純潔明淨、甘居幽下、變化無礙、兼容寬厚、方圓自在、動靜合時、生生不息、周流不止、滋潤萬物、利樂無爭……老子讚美水的「善」的德行，推崇它「不爭」的品質，描述它「無尤」的境界，他在這章以水來比喻執政主體，以「萬物」和「眾人」來比喻執政對象，以七個「善」來比喻執政方法，以「利物」來比喻執政宗旨，以「不爭」來比喻執政理念，以「無尤」來比喻執政目標，短短40個字，字裡行間蘊涵著精微廣大的治國執政思想，展示他高瞻遠矚的治世利民大略，體現出濃郁寬厚的仁政愛民情懷。這一章通篇閃爍著「善治」光芒，歷來為執政者所重視和借鑒。
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列寧就提出：共產黨執政後如何鞏固政權地位「是新的異常困難的事業」，「這是一場嚴峻的考試」。毛澤東在延安時就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他把進北京稱之為「進京趕考」，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又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這些偉人的遠見卓識都體現了「居善地」的思想。用唐太宗的話來說：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如果執政者不去做高高在上的「龍舟」，而來傚法水的「居下」特性，做一滴融入大海的水，這樣的水才會永遠不會乾涸，其性永存，其政恆在。
統治是國家形成史上的耗時最為漫長的一種政府執政現象，在以階級和階級鬥爭為深刻背景的國家活動中，統治是一種客觀的必要。統治權在長時間裡是不同階級拚命爭奪的對象。統治在穩定社會秩序的同時，養成並日益強化了一個被叫做統治機器的政府。政府強大了，統治力無所不及、無處不至。當然，這是有沉痛代價的。
那什麼是善治？它包含哪些政治要素？從政治學角度講，治理和公共權威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進行的管理過程。「統治有善政與惡政，同樣治理也有善治與惡治，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過程，善治是政府與公共社會合作的公共管理。」俞可平認為，善治需要以下幾個要素，「法治、參與、公正、透明、責任、有效、穩定、嚴謹」。
俞可平為什麼堅持，在21世紀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是善治？首先，他認為，「善治包含了傳統的政治理想狀態，如善政、仁政。但是它又超越了善政、仁政。」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各級官員要像父母一樣對待自己的子民，沒有私心和偏愛，而仁政和善政主要意義在於給官員帶來清明和威嚴的公道。事實上，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古代還是當代，善政或者仁政，都是公民對政府的期望與理想，這種期望裡包含著公民希望廉潔的官員、高效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務等。
不久前，俞可平在《學習時報》上撰文《依法治國必先以法治黨》，引起各界熱議。他的善治理念，也是這些年對中國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之一。
政府治理是對統治的否定，是傳統意義上的統治基礎上的一種量度和質變，治理是一種辯證的政府行政過程，它最終也要被新的否定力量突破。治理更高的一級層次是「善治」，「善治」是對治理的哲學上的否定，是政府行政發展史上的更高的境界。
「政府善治」是國民幸福感的重要來源。「杭州是中國幸福感指數第一名城市，市民生活在杭州的感受，除可基本的安居樂業，還包括充分行使民主權力，參與城市管理。」杭州市市長蔡奇作了這樣的判斷。並且他也表示，「老百姓有權知道政府在做什麼！」杭州市政府的重要活動或全體會議今後都將進行視頻直播，杭州各區縣市也將因地制宜，通過網絡直播形成互動。
幸福指數來自於不丹的實驗。他們設計出了GNH（國民幸福指數），用以替換單純的經濟衡量指標GDP。其中涵蓋了經濟、文化、社區、心理，還包括政府善治等多項指標。對此，國際多有認可，國內也在積極引進，只是國情不同，文化迥異，中國GNH的具體構成只能說還處於摸索階段。但是，無論如何，「政府善治」這一條，是必然應該具備的。
不丹的「政府善治」指標有如下內容：中央政府在減少貧富差距上的表現；中央政府在反腐敗上的表現；言論自由；反對各種歧視；對中央各部門的信任；對各區統治的信任；對媒體的信任。這幾種內容的設定，對我們是有啟發的。
人民群眾是「政府善治」最終評判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杭州令人欽佩，這開放了更為廣闊的公眾參與渠道——公眾「有權」知道，對應的其實是政府「有義務」讓公眾知道。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還有某些地方政府對是否該公開相關信息諱莫如深，裝聾作啞，藉故推托。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中國的「幸福指數」中，「政府善治」一定得寫入，政府保持公開透明的義務，需要明確提出。
中國處於社會轉型期，面臨的問題紛繁複雜，也需要全民的通力合作。公眾公民意識覺醒，也有參與社會治理的期盼。這三點理由，提醒我們必須重視「政府善治」這一指標。否則，政府的強大，有可能會導致民間的壓抑，並產生政府自身的腐敗現象；政府決策過程太過自我的話，協調不同群體利益時容易遭遇來自民間的抵抗；而公眾長期處於「被決策」的地位，也會在心理上存在失落感，進而演化為對地方政府的不滿。
追求民生幸福最大化將是執政黨永恆的價值追求，否則其政治體制和執政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就會成大問題。發展好民生幸福是真正落實「以人為本」、「一切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執政理念的必要前提，是促進黨執政治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切入點，也是提高政黨善政能力和行政效率、樹立良好作風、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基本和必然要求。抓住民生問題和民生幸福，也就是抓住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政黨執政治國才有了方向和目標。帶領中國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
201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