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這個題目嗎？老實說，我開始是不相信的。後來看了許多揭發出來的案件，也慢慢地有點相信起來了。
當然，貪官的甜言蜜語，是到了身陷囹圄之時才說的，這很有點像鱷魚的眼淚。因此，希望監督之類的話，是這些囚徒推托客觀的遁詞，而非為官時的願望，這是很明顯的。湖南郴州大案件中一個被判死刑的罪犯李樹彪，死到臨頭對犯罪的原因說了一句話：「我搞違規貸款，用單位的存款作抵押，我以為單位的同事不知道，後來才發現，其實他們都知道，就是不提醒我，如果開始頭兩筆點醒我，我就不敢搞了，不會再搞了。」事到臨頭才不得不說的這番話，確是沒有多少人會相信的。誰能「提醒」你？誰敢「提醒」你？你大權在握時，誰要是「吃了豹子膽」，敢於「點醒」你，不被你打入十八層地獄才怪呢！
然而，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論，思維也不能單一化。總體來說，貪官們在其罪惡被揭露於光天化日之時，會有「悔不當初」的感慨，說些「漂亮話」，以博得人們的同情，減輕自己的罪惡。但所有貪官並非生來就是「罪犯」，應該說多數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淵的。這就是說，事先的監督，是能夠挽救一些人的，至少能阻止他們別滑得太遠。最近也有個貪官——吉林信託投資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張興波因犯貪污罪被判死緩時，也說：「如果當時有人阻止我，我會有所顧忌。」「會有所顧忌」，這就是說，他會「權衡」一下「形勢」，考慮是繼續貪下去，還是就此止步？無形與有形的監督，畢竟是一把懸在他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啊！
監督的話，已說了千千萬萬；監督的辦法，已制訂數不勝數。但這些「苦口婆心」的規勸、防範抑或是嚴厲的警示、制止，對多數貪官是不起作用的，他們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否則，貪官不會多如螻蟻了。然而，也不是說這些監督都不起任何作用了，也確實由於監督，才挽救了一些人，有被止步於「初級階段」的，有被警告於「此路不通」的，有被挽救於「懸崖勒馬」的……總之，對各種案例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具體分析。由此可見，「監督」這個法寶，說它有用也有用，說它沒用也沒用，問題看是對誰了。
著名學者俞可平最近對這個問題說得比較透徹，他說：「現在我們壓倒性地強調要加強權力監督，這當然沒有錯。但解決腐敗問題僅靠監督是不夠的，如果一個人生性就貪，品行惡劣，即使對他進行全天候的監督，他也會千方百計鑽空子；假如這個人品行較高，並不那麼貪婪，即使監督有些漏洞，他也不至於一定成為貪官。所以僅靠監督不行，還要注意如何從源頭上預防……」他概括性地說：「要真正克服腐敗難題，首先是在選官環節做文章，其次要做到權力的分工和制約，第三才是監督。選官也好、分權也好、監督也好，又有許多環節，這其實需要一整套完備的制度。」
這個分析，啟示我們，貪官實際上有兩類；一類是生性就貪，品行惡劣；另一類是品行較好，原先並不那麼貪。對前者，監督根本對他沒有用，他從來也不期望有什麼監督；對後一種人，監督對他還是有用的，他也期望有某種監督，因為生性不壞，監督有可能使他不成為貪官；即使經不起誘惑而落水，他也會有所悔改，他所期望的監督，包含著某種真誠，所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一個幹部墮落成貪官，從「衙門」的「座上客」變為它的「階下囚」；從身處寬敞的現代化大廈到落入逼仄的囚室，這種人生的轉換，真個是「情何以堪」？如果稍微有一點「人性」的話，他日後的期望監督，不能不說有幾分真意。古時流傳的一則故事，也說明了這一點。這個故事說，囚犯到了臨刑時，要「喝」媽的一口奶，結果卻咬下了媽的奶頭，不就是恨她的縱容或疏於管教嗎？用現代的話來說，不就是缺少監督嗎？一個被揭發出來的貪官，個人的前程毀了，家庭的、親屬的、同事的、朋友的種種牽累不算，對組織、集體的損失也難以估計。
你想，一個普通幹部的成長，組織要花多少心血培養，納稅人要出多少錢財養他，更不必說一個高級幹部了。因一個人的貪贓枉法犯罪，侵吞集體成果，它所造成經濟的、精神的、社會的種種損失，這種「成本」，能用數字來計算的嗎？貪官的犯罪，當然是個人的信仰喪失，利慾熏心，主觀因素是主要的，但制度的缺陷，權力的集中，監督的疏漏，不能不說也是一大因素。貪官東窗事發後的期望監督，也有可思考之處。不是說：「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鬆，下級監督太難」嗎？為什麼？制度不配套，空頭監督，能監督得了誰啊！這就是俞可平呼籲建立「選官、分權、監督」一整套制度的緣由。事前設防，事中監督，事後執法，再讓公民、輿論監督，布下天羅地網，看貪官能往哪裡逃？
2010.7.13《雜文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