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永遠都沒有忘記這件事。[歌德在寫給采爾特的信中提到：「貝多芬是個桀驁不馴的傢伙。他認為這個世界是可憎的，這一點他是對的。但他的這種論調並不能使世界對他或者別人變得快樂。我們應該原諒他、同情他，因為他是個聾子。」歌德並沒有做任何攻擊貝多芬的事情，但他也沒有為貝多芬做過什麼。對於貝多芬的作品或他的名字，歌德都始終保持緘默。可以說，他既欣賞又害怕貝多芬的音樂，因為他的音樂使歌德感到困擾，他擔心自己會受到這種音樂的影響而失去好不容易才獲得的精神安寧。德國作曲家門德爾松在1830年寫的一封信中，表示他知道歌德是如何用理智極力控制自己的煩亂心緒。信中寫道：「剛開始，他是拒絕談論貝多芬的，可有時不得不談。當他聽到《第五交響曲》的第一章後，激動起來，但他卻裝作很鎮定。只是對我說：『這沒什麼感人的，只會讓人吃驚。』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氣勢很強大，好像能把房子震塌。』晚飯時，他若有所思，並與我談起了貝多芬。很明顯，貝多芬的音樂已經對他產生效果了……」
1812年，貝多芬在特普利茲僅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創作了《第七交響曲》和《第八交響曲》：前者是狂歡的節奏曲，後者則是幽默詼諧的交響樂。他在這兩部作品中表現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說的，是最「放鬆」的，而且帶有歡樂和狂亂的激動，出乎意料的對比，讓人驚訝、雄壯的機智。這部樂曲也使歌德和采爾特驚駭不已。甚至使德國北方人說，《第七交響曲》是出自一個酒鬼之手。——沒錯，是出自一個陶醉的人之手，陶醉於力和才華。
貝多芬說過：「我是為人類釀造玉液瓊漿的酒神，給予人們精神上的神聖癲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納所說的那樣，要在《第七交響曲》的終曲裡描繪出一個酒神的慶祝會。[貝多芬曾經的確考慮過這件事，因為在他的筆記中，尤其是《第十交響樂》的草稿裡，發現了這個主題。
]但我發現，在這首熱情奔放的鄉村音樂中，蘊涵著弗朗德勒人的遺傳特質；同樣地，我還證實了，在以紀律和服從為天職的國家裡，他那大膽狂妄、肆無忌憚的言談舉止，是源於自身的血統。在眾多作品中，沒有哪一部能像《第七交響曲》那樣，表現出如此坦蕩、自由的力量。這是毫無目的的超人精力的發洩，只是為了娛樂，如同一條氾濫的河將歡快淹沒。而在《第八交響曲》中，雖然沒有如此雄渾的力量，卻更加奇特，更具貝多芬自己的特點，悲劇與鬧劇交織，大力士般的強健與孩童般的任性交融。[在創作這些作品的同時，1811—1812年間，貝多芬在特普裡茲結識了一個名叫阿瑪麗厄·塞巴爾德的女子，一個柏林的青年女歌唱家。二人關係密切。貝多芬這一時期的創作靈感可能源於此。
1814年，貝多芬名聲大振。在維也納大會上，他被視為歐洲的榮耀。他積極地參加各種歡慶活動。親王們都向他致敬，而他則像他同辛德勒所吹噓的那樣，高傲地任由他們對自己獻媚奉承。
1813年，他為獨立戰爭而激動，創作了一支《惠靈頓之勝利交響曲》，而在第二年年初，又寫了一支戰鬥合唱曲《德意志的復興》。1814年11月29日，貝多芬在各國的君王面前指揮演奏了一支愛國主義歌曲《光榮時刻》，並於1815年，為紀念攻陷巴黎創作了一支合唱曲《大功告成！》。這些應景之作使他的聲譽達到巔峰，更超過了他以往創作的那些作品。布萊休斯·赫菲爾根據弗朗斯瓦爾·勒特羅納的一張素描完成的木刻畫，以及1812年弗雷茨·克萊恩為貝多芬創作的臉模，都將貝多芬在維也納大會期間的形象表現得栩栩如生。這張緊咬著牙床、充滿憤怒和痛苦的雄獅般的臉上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意志力，一種拿破侖早年所具有的意志力。他在耶拿[耶拿，德國圖林根州城名，1806年，拿破侖曾在此地戰勝奧軍。
]戰役之後，對拿破侖有一番言論：「很不幸，我對戰爭不像對音樂那麼在行！否則我一定會將他擊敗！」可是，在這個世界裡沒有他的王國。正如他在寫給弗朗索爾·德·布倫瑞克的信中所說的：「我的王國在天上。」[維也納會議期間，貝多芬在寫給考卡的信中也提到：「我不想和你談論我們的君主和王國，我認為，思想之國才是最值得珍惜、最可愛的。在所有世俗和宗教的王國中，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光榮過後，就是困苦與悲慘。
維也納從未垂青過貝多芬。在這座輕佻浮華、被瓦格納深惡痛絕的城市裡，像貝多芬這樣傲岸而孤立、狂放不羈的天才，是不可能討人喜歡的。貝多芬也從未放過任何可以離開它的機會。1808年，他認真地考慮過要離開奧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亞國王吉羅姆·波拿巴的宮廷。但是，維也納的確是一個充滿著音樂源泉的國家。我們必須公正地說，維也納所擁有的一些高雅的音樂鑒賞家，能夠深感到貝多芬在音樂上的偉大，避免因失去這樣的音樂天才而使國家受到侮辱。1809年，維也納最富有的三位貴族：貝多芬的學生魯道夫公爵、洛布科維茲親王和金斯基親王，答應每年付給他四千弗洛令作為生活費，只要他同意留在奧地利。他們說：「很顯然，一個人只有在他不為衣食所憂的情況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藝術之中，才能真正創作出為藝術爭光的完美作品，所以我們決定通過這種方法為路德維希·凡·貝多芬提供必要的物質生活保障，從而擺脫所有可能阻擋其天才發展的一切障礙。」
遺憾的是，結果並不像承諾的那樣美好。這筆生活費並未足額提供給他，而且很快就停止發放了。另外，從1814年維也納大會之後，社會風氣發生了轉變，開始輕藝術而重政治。貝多芬的性格也有所改變。原有的音樂氛圍也被意大利作風破壞了，時尚則完全傾向於羅西尼[羅西尼，意大利作曲家。他的歌劇《唐克萊德》振動了整個德國音樂。鮑恩費爾德在筆記中記錄了1816年維也納沙龍裡留傳的說法：「莫扎特和貝多芬都是老學究，只有老一輩傻瓜們才會讚揚他們。羅西尼的出現，讓大家明白了什麼才是真正的音樂。貝多芬的《菲岱裡奧》就是一堆垃圾。搞不懂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百聽不厭。」——貝多芬最後一場演奏會是1814年舉行的。
]，貝多芬被視為迂腐。
貝多芬的朋友們和保護者，或散或亡：1812年金斯基親王逝世；李希諾夫斯基親王死於1814年；1816年洛布科維茲去世。拉梅莫夫斯基——貝多芬曾將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號）題贈與他，在1815年2月舉行了最後一場音樂會。1815年，貝多芬與兒時的好友、埃萊奧諾雷的哥哥斯特弗·德·布勒寧鬧翻了。從此，他形單影隻。他在1816年的手記中寫道：「我沒有一個朋友，我孤獨無依地活在這個世上。」
此時的貝多芬的聽力徹底喪失。[除了耳聾，貝多芬的身體情況也每況愈下。從1816年10月起，醫生診斷他患有肺病，之後他深受此病的困擾。在1820—1821年，他又患上急性關節炎。1821年得了黃疸病，兩年後患有結膜炎。
]自1815年秋天起，他就只能用書信與別人進行溝通交流。最早的談話手冊記錄於1816年。[值得一提的是，從這一年貝多芬創作的第一百零一號作品開始，他的音樂風格發生了變化。而他的談話記錄手冊共有一萬一千頁，現存於柏林三家圖書館。
]有關1822年《菲岱裡奧》演奏會過程中的那些痛苦，摯友辛德勒有這樣的敘述。
「貝多芬要求指揮排練……自第一幕的二部起，但此時的他顯然已聽不見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減緩了樂曲的節奏，樂隊也都緊緊地跟隨著他的指揮，可歌手們卻都自顧自地向前趕。於是乎，全亂了。樂隊指揮烏姆勞夫見狀，建議休息一會兒，可並未說明緣由，只是同歌手們交談了幾句，之後演奏重新開始。同樣的混亂再度出現，不得不再一次停下來。顯然，這場演出不可能在貝多芬的指揮下進行；但又該如何同他講呢？誰都不忍心對他說：『退場吧，可憐的傢伙，你已經無法指揮了。』貝多芬有些迷惑、焦躁，左顧右盼，努力地想從其他人不同的表情中看出點頭緒來，但大家都默不作聲。突然，他用命令的語氣，大聲叫喊。當我來到他的身旁時，他把他的手冊遞給我，示意我寫。
我便這樣寫道：『我懇求您現在不要指揮了，回家後我將向您說明理由。』於是他猛地跳到台下，衝我嚷道：『咱們快走！』他一口氣跑回家，剛進門，他就癱軟地跌坐在沙發上，雙手掩面。他就這樣一直待到晚飯時間。飯桌上，他一言不發，一副痛苦不堪、頹喪無力的樣子。晚飯後，當我起身告辭時，他挽留我，向我示意他不願意一個人待在家裡。就在我倆要分別時，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療耳疾方面頗負盛名的醫生……在我同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見到過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裡這致命的一天相比擬的。他的心坎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曾忘記這個可怕的印象。」[辛德勒自1814年起，便與貝多芬往來，到了1819年，辛德勒已經成為了貝多芬的密友。最初，貝多芬對辛德勒表現出了一種高傲自大的態度，並沒以朋友相待。
兩年後，1824年5月7日，貝多芬在指揮（按節目單上所說是「參與音樂會的指揮」）《第九交響曲》時，全場向他發出一片喝彩聲，可是他絲毫聽不見。直到一位女歌手拉住他的手，讓他轉向觀眾時，他才突然看到全場觀眾都激動得站了起來，揮舞著帽子，為他鼓掌喝彩。——一位名叫羅素的英國旅行者曾在1825年看見過貝多芬彈鋼琴，說他想表現柔和的節奏時，琴鍵沒有發出響聲，靜寂之中看著他臉部的激動表情，連手指都在抽搐，此情此景，真令人傷感。[瓦格納在1870年出版的《貝多芬評傳》中，對於貝多芬耳聾的事情，有很精彩的描述。
貝多芬將自己完全封閉起來，隔絕人群，他唯有在大自然中尋得一絲慰藉。特蕾茲·德·布倫瑞克說，「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是他的庇護所。1815年，認識他的查理·納德說他從未見過像貝多芬這般喜愛花草、雲彩、自然的人。[貝多芬喜歡動物，而且對它們十分憐憫。歷史學家封·弗裡梅爾的母親回憶說，她小時候因為貝多芬總用手帕將蝴蝶統統趕跑，而故意讓她捉不到。所以她一直都因為這件事怨恨貝多芬。
]他似乎是依靠著這些而生存的。貝多芬自己也曾這樣寫道：「世界上沒有誰能像我這樣地喜愛田野……我對一棵樹的喜愛要多於對一個人……」——在維也納的那段時間裡，他每天都會沿著城牆溜一圈。在鄉間，他更是經常獨自散步，從黎明到夜晚，而且不戴帽子，頂著烈日或冒著風雨。「全能的上帝啊！——在樹林裡，我是快樂的，因為每一棵樹都在傳達著你的話語。——上帝啊，這是多麼的燦爛！在樹林裡，在山丘上，一片靜謐——這是奉獻給您、供您役使的靜謐。」
從大自然中，他精神上的焦慮找到了些許慰藉，但是他卻被金錢的憂煩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寫道：「我幾乎淪落到乞討的地步了，可是我還要裝出一副衣食無憂的神氣來。」另外，他還寫道：「第一百零六號作品是在一種緊迫的情形下創作出來的。為換取麵包而進行創作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斯波爾說，他經常出不了門，因為鞋子上裂開了個口子。他欠出版商很多債，而且他的作品又賣不上好價錢。他那支《D大調彌撒曲》在預訂時，只有七個訂購者（沒有一個是音樂家）。他創作了一些優美、溫柔的奏鳴曲，每一支曲子都要花費他三個月的時間，可每支曲子最終只能勉強地為他換回三四十個杜加。加利欽親王要他創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號），也許是他最具深邃性的作品，彷彿是用血和淚寫就的，但親王竟一分錢都沒付給他。在窘困的生活中，在沒完沒了的官司裡（或是為了得到屬於他的津貼，或是因為要保住侄子的監護權），貝多芬的精力幾乎要耗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