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他的兄弟因肺結核逝世，留下了一個兒子。貝多芬將自己心中溢滿的溫情全部傾注在了這個孩子身上。為此，他又要遭遇到痛苦與折磨了——似乎有一種慈悲的眷顧，在費心地、不斷地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難，使他的才氣不乏營養。——首先，就是他要同那個不配做母親、又想奪走小卡爾的弟媳爭奪這個孩子的監護權。他這樣寫道：
「啊，上帝，你是我的城牆，我的防衛線，我唯一的避難所！你能看穿我的心靈，你知道在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要與我爭奪查理——我的寶貝的時候，我所承受的苦痛！[貝多芬在寫給斯特萊歇爾夫人的信中說道：「我從來不會報復。當我忍無可忍而採取行動對付別人時，那純粹是出於自衛，或為了阻止他們作惡。」
]我不知該如何稱呼的神明，請聽聽我的呼喚吧，請接受你最不幸的造物者所發出的熱烈祈禱吧！」
「啊，上帝！拯救我吧！你看，我現在已經被全人類拋棄了，只因為我拒絕與不義妥協！接受我的乞求吧，我只求將來能與我的卡爾一起生活！……啊，殘酷的、無法改變的命運！不，不，我的不幸將永遠不會結束！」
後來，這個被強烈地愛著的侄子，辜負了他伯父對他的信賴。在貝多芬寫給他的信中，充滿了痛苦和憤懣，就像米開朗基羅寫給他兄弟們的信一樣，但貝多芬的信更加天真，更加動人：
「難道我還要再一次接受這種卑劣無恥的無情無義嗎？好吧，如果我們之間的紐帶應該斷裂的話，那就隨它去吧！當一切有正義感的人知道這些事情後，都會恨你的……如果我們維繫我們關係的約束你不堪忍受，我以上帝的名義——但願一切均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給我至高無上的神明；我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我敢於站在最高審判者的面前……
「你已經被慣壞了，但學會做個普通和真誠的人是沒有害處的；你對我的虛偽讓我心痛萬分，無法遺忘……上帝為我作證，我只幻想著能離你千里萬里，遠離這可憐的兄弟，遠離這醜惡的家庭……我無法再信任你了。」
然後他簽下這樣的署名：「你可憐的父親——或者最好不是你的父親。」
接下來，他心軟了，開始了一番寬恕：
「我親愛的兒子！——不必再說什麼了——回到我的懷抱中來吧，你將聽不到一句惡言惡語……我將以同樣的愛接受你。對於如何安排你的未來，我們可以友好地商量。——我以我的名譽擔保，絕對不會責備你！責備已經毫無意義了。我會給你更多的疼愛與照顧。——來吧，到你父親貝多芬溫暖的懷抱中來吧。——來吧，收到信就馬上回家來。」（在信封背面，他還用法文寫了一句話：「如果你不來，你必將置我於死地。」）
他哀求地說：「不要撒謊，要永遠做我最親愛的好兒子！如果你像別人那樣，用虛偽來回報我的話，那是多麼醜陋啊！……別了，不曾生你卻撫養過你，並為你的智力發育竭盡心力的人，超越了父愛的情愛，從心底裡希望你能走上善良、正直的路。你的忠誠的好父親。」
侄子是聰慧的，貝多芬原本想把他引上大學之路，但在為他的將來做過各種各樣的規劃之後，貝多芬不得不答應侄子的要求，同意他去做商人。但卡爾出入賭場，欠了一屁股的債。
奇怪的是，貝多芬的偉大情操不僅沒給侄子帶來益處，反而有害於他，使他怨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說的，體現其可恥靈魂的那句可怕的話：「我變得更壞了，因為伯父要我上進。」
1826年夏天，卡爾竟朝自己的腦袋開了一槍。但他並沒有死，反倒是貝多芬差點兒為此送了命。這個可怕的打擊再次重創他早已脆弱的心。[當辛德勒見到貝多芬時，他說貝多芬好像一夜之間變成了七十歲的老人，精神委靡、步履蹣跚、全身乏力，沒有一點意志。如果卡爾死了，他也不想活著。——事實上，幾個月後，貝多芬便去世了。
]卡爾被治癒了，他的伯父直到臨死前都一直飽受折磨。而伯父之死，他並不是完全沒有關係。貝多芬臨終前，卡爾並沒有陪伴在他身邊。——幾年前，貝多芬在寫給侄子的信中說：「上帝沒有拋棄我，將來一定有人為我送終。」——遺憾的是，送終的並不是他稱作「兒子」的那個人。
即便深陷憂傷之中，貝多芬仍然歌頌歡樂。
這是他畢生的規劃。自1793年在波恩時起，他就對此有所考慮。他一輩子都想歌頌歡樂，並以此作為他作品中的一部終曲。他的一生，始終都在思考歌頌的確切形式，以及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最合適，即使在《第九交響曲》中，他都在猶豫。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準備把《歡樂頌》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響曲裡去。應該注意的是，《第九交響曲》並非是大家所聽到的名為《合唱交響曲》，而是叫《以歡樂頌歌為終曲的合唱交響曲》。《第九交響曲》可能有另外一種結尾。1823年7月，貝多芬想在曲子裡加入一支用某種器樂演奏的《終曲》，後來，他把這個樂器演奏曲用在了第一百三十二號作品中那個四重奏裡去了。切爾尼和森雷特納肯定地說，在演奏（1824年5月《第九交響樂》）之後，貝多芬都沒放棄這一想法。
在一部交響曲中引入合唱是有極大技術難度的，這一點，可以通過貝多芬的稿本看出來。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進合唱，他作了大量的嘗試，甚至還想到用別的方法來代替。在「柔板」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這樣寫道：「也許合唱加在這裡會很合適。」可是他下不了決心同忠實的樂隊說分手。他說：「當我產生一個靈感時，我就彷彿聽見一種樂器正在彈奏它，而不是人演唱的聲音。」因此，他總是盡量延後引用人聲的部分，甚至用樂器開頭，就像《終曲》《歡樂頌》那樣，把歡樂的主題全都交給器樂來演奏。
對於這些延後和猶豫，我們必須更深一步地去瞭解。因為其中還有更深遠的原因。這個飽經憂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終都渴望著謳歌歡樂之美；而他卻年復一年地延後這個任務，因為他不斷地被捲入激情的漩渦，為憂愁所苦。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才如願以償，並成就了一部多麼偉大的傑作啊！
當歡樂的主題即將展現於世人時，樂隊突然中止。一時間，寂靜一片。這使引入的歌唱帶有一種神秘、天堂般的氣氛。這個主題確實是個神明。歡樂從天而降，包裹於超自然的平靜之中：它用輕柔的氣息安撫著人間的痛苦；當它悄悄滲入病痛初癒的心靈之中時，最初的接觸是那麼溫柔，恰如貝多芬的那個朋友所說的，「因看到他那雙溫柔的眼睛而很想流淚」。當主題隨後轉入人聲演唱時，首先出場的是低音部，一種帶有嚴肅而壓抑的情調。漸漸地，歡樂抓住了人的全身。這是一種征服，是對痛苦的戰爭。然後是進行曲的節奏，就像浩浩蕩蕩的大軍行進一般，男高音那熱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顫的樂章，我們在其中可以聽到貝多芬的氣息。他呼吸的節奏，發出的呼喊，似乎他創作時正奔馳在田野上，如癡如醉，激動狂放，如同老國王李爾置身於雷雨之中。緊接著戰鬥的歡樂是宗教般的陶醉。隨即又是神聖的狂歡，一種愛的瘋狂。整個人類全都向蒼穹伸開雙臂，發出強烈的歡呼，衝向前去迎接歡樂，把它緊緊地摟在懷中。
天才的作品終於征服了平庸的群眾。維也納的輕浮之風也因此受到了動搖與震撼，因為當時正值羅西尼和意大利歌劇一統天下。憂傷受辱的貝多芬想去倫敦定居，並想在那兒演出《第九交響曲》。如同1809年那樣，幾位高貴的朋友又一次懇求他千萬不要離開祖國。他們說：「我們知道，您創作了一部聖樂[這裡指的是第一百二十三號作品《D大調彌撒曲》。
]，您在其中表達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啟迪自己的那些情感。超現實、聖潔的光照進了您那偉大的心靈，也照亮了這部作品。另外，我們也知道，您的那些偉大的交響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鮮花……您最近幾年的隱遁生活，使所有關心、關注您的人感到悵然。[貝多芬窮困潦倒，為家事、瑣事所困擾。從1816—1821年期間，貝多芬只創作了三部鋼琴曲。他的敵人說他已經江郎才盡，但1821年，他又開始了創作。
]大家都痛苦地想，當一種外國音樂在設法移植到我們的舞台，企圖將德國藝術徹底被人們遺忘時，那位在人們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卻保持沉默……整個民族都將希望寄托在了您的身上，期待著一種新的生命、新的榮光，不被時尚束縛而創造出一種真與美的時代，只有您才能擔起這個重任……但願我們的這份心願能盡快實現……但願仰仗您的天才，未來的春天對於我們，對於整個世界，都會綻放出更多更美的鮮花！」這些懇切的信件內容說明貝多芬在德國的精英們中間，不單是在藝術方面，而且在道德上都享有較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們在頌揚他的才華時，想到的第一個詞兒既不是學問，也不是藝術，而是信念。
這些話語深深地打動了貝多芬，他決意留下來。1824年5月7日，維也納舉行了《D大調彌撒曲》和《第九交響曲》的首場演出。演出非常成功，幾乎是盛況空前。當貝多芬出現在舞台上時，場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而且是連續五次；在這個講究禮儀的國度，即使是皇族駕臨，按慣例也只是行三次鼓掌禮。交響曲可以引起人們狂熱的騷動，這種狂熱程度竟然驚動了警察。許多人甚至激動得當場哭起來。音樂會結束後，貝多芬因為過於激動而暈了過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昏昏沉沉地和衣躺著，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
勝利只是短暫一瞬，音樂會對貝多芬來說，毫無贏利之處。音樂會沒有讓他掙到錢，物質生活依然窘迫。他貧病交加，[1824年8月，貝多芬在寫給巴赫醫生的信中，提到他經常擔心自己會猝死。「我同我的祖父實在是有太多相像的地方了。」他胃痛得很厲害。1824年冬天，貝多芬的病情有所好轉，但第二年，他開始嘔血並且流鼻血。他寫信給卡爾：「我已經衰弱到了極點……恐怕要不久人世了。」
]孤立無援，但他卻是個戰勝者：人類平庸的戰勝者，他自己命運的戰勝者，他的苦痛的戰勝者。
「犧牲，永遠犧牲人生的愚鈍，為了你的藝術——凌駕於一切的上帝！」
他終於抓住了他的終生目標，抓住了歡樂。可是他能在這控制著暴風雨的心靈高峰長期停留嗎？——當然，他還會不時地跌落到往日的憂愁與傷痛之中。就像他最後的幾部四重奏裡，就充滿著怪異的陰影。然而，《第九交響曲》所獲得的勝利好像已經在他身上印下光榮的痕跡了。他未來的計劃是：《第十交響曲》[1827年，貝多芬在寫給莫捨勒斯的信中說道：「我已經完成一部交響樂和一首新的序曲，初稿都放在我的書桌上了。」但這份初稿從未被發現。我們根據貝多芬的筆記，發現《終曲》大合唱並沒給《第九交響曲》，而是留給了《第十交響曲》。後來，他解釋道，想通過《第十交響曲》實現「現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和解」，這也正是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二部中，試圖達到的目的。
]《紀念巴赫的前奏曲》，為克裡爾巴策的《曼呂西納》譜曲，為科爾納的《奧德賽》和歌德的《浮士德》[貝多芬自1808年起，便有意為《浮士德》譜曲，這是他一生最重視的計劃。
]譜寫音樂，還有《大衛和掃羅的聖經清唱劇》，這些都顯示出他的思想傾向於德國古代的大師們寧靜恬適之境，就像巴赫和亨德爾。而且，尤其是傾向於南方的明媚，傾向於法國南部或他夢想遊歷的那個意大利。
1826年，貝多芬見到施皮勒大夫，施皮勒說他容光煥發。同年，當克裡爾巴策最後一次見到他時，反倒是貝多芬鼓勵這位頹喪的詩人要振作。克裡爾巴策感慨地說：「啊！如果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就好了！」時事艱難：反動的專制勢力壓迫著人們的思想。克裡爾巴策歎息道：「我已經被審查制度殺害了。如果你想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洲了。」但沒有任何權勢能夠束縛住貝多芬的思想。詩人庫弗雷在寫給他的信中說：「文字被束縛住了，但幸運的是，聲音還是自由的。」貝多芬就是偉大的自由之聲，也許是當時德國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聲。他感受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