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起去了威靈頓。帶著像我這樣的「有色人種」赴會，貝克先生實在是有些為難。有好多次，完全是因為我的緣故而使他不便。碰巧有個週日，貝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不願在安息日趕路，於是我們便在途中停頓了下來。費勁諸多周折後，車站旅館的經理總算是同意留我住宿，但拒絕讓我進餐廳吃飯。貝克先生也不是一個容易妥協的人，他竭力為我爭取身為旅館客人的權利。我瞭解他的困難。到了威靈頓，我仍然和貝克先生住在一起，儘管他竭力掩飾他所遭到的種種不便，我還是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大會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的集會，他們的誠心讓我感動。我見到了穆萊牧師，也看到好多基督教徒為我祈禱。我喜歡他們唱的一些聖歌，非常好聽。
大會開了三天，我充分理解也欣賞那些虔誠的教徒。然而我仍然看不出自己有什麼理由需要改變信仰而加入基督教。我無法相信只有基督教徒才能進天堂或是得到解脫。當我向這幾個相好的基督教朋友坦誠地說出我的想法時，他們都很吃驚，也無可奈何。
我思想上的困惑尚不止於此。我實在無法相信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只有信仰耶穌才能得到永生。如果上帝有兒子，那我們都可以算作他的兒子。若是耶穌象徵上帝或者他就是上帝本身，依此類推，所有人都可以象徵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本身。理智使我無法信服字面上所說的耶穌是用他自己的死和血來救贖世界的罪惡。當它是個寓言，也許還有幾分道理。此外，基督教認為只有人類才有靈魂，而其他生物沒有靈魂，所以對它們而言，死亡就意味著完全的毀滅，而我的信仰恰恰相反。我承認耶穌是個殉道者，有著強烈的犧牲精神，是個神聖的宗教導師，但卻不能把他當成盡善盡美的人。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對世人來說，固然是偉大的典範，但是如果說這件事本身有什麼神秘或奇異的價值的話，我是無法認同的。其他宗教的信徒的虔誠生活沒有給我的宗教體驗，同樣基督教也給不了。正如基督教徒所聲稱的那樣，我在其他宗教的信徒中也曾看見過類似的宗教改革。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基督教的原理不高超。從犧牲精神來論，我認為印度教徒遠勝過基督教徒。凡此種種，使我不能認同基督救是完美無瑕的宗教，更不能認同它是最偉大的宗教。
只要一有機會，我便把心中的想法講給我的基督教朋友們聽，然而他們的回答遠不能令我滿意。
儘管我不認為基督教是完美無瑕或最偉大的宗教，當時我也不並認為印度教就是最完美最偉大的。我對印度教的缺陷有深切的體會。如果不可接觸制度（Untouchability）[印度教的一種社會制度。在印度傳統社會中有四大種姓，即婆羅門（僧侶階層）、剎帝利（武士階層）、吠捨（農、商階層）和首陀羅（奴隸階層）。但在四大種姓之外，還有一個不可接觸者階層，通常被譯為「賤民」，被高種姓視為不潔的、有罪的階層，他們受到各種鄙夷和排斥，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進寺廟，不能行走在大路上，高種姓的人們也避免與他們接觸，以免受到「玷污」。
]是印度教的一部分，那就是腐朽的部分，或者說是毒瘤。我無法理解為什麼存在那麼多宗派和種姓。說《吠陀》（Vedas）[印度教的經典，是印度最早的詩歌總集，是印度文學的淵源。「吠陀」字面上是知識的意思。《吠陀》共四部，《梨俱吠陀》（RigVeda），是對神的讚歌；《娑摩吠陀》（SamaVeda），是《梨俱吠陀》的副本，都是祭祀時供司祝念的詩歌；《耶柔吠陀》（YajurVeda），性質同前兩種，但夾雜了一些散文；《阿闥婆吠陀》（AtharvaVeda），是用於祈禱的詩歌，包含諸多符簽咒語。
]是神靈所啟示的，如果它們真是這樣，為什麼《聖經》和《可蘭經》就不是呢？
不但基督教的朋友們在設法改變我的信仰，伊斯蘭教的朋友們也在作這樣的努力。阿布杜拉賽一直勸我研究伊斯蘭教，一提到伊斯蘭教的好處，他也總是說不完的。
我寫信告訴賴昌德巴伊我的苦惱，還與印度其他的宗教權威們聯繫，並且得到他們的回復，賴昌德巴伊的來信使我平靜了下來。他要我以更大的耐心再深一步地研究印度教。他說了這麼一句話：「若以冷靜的眼光看待，平心而論，我相信其他宗教沒有印度教那麼博大精深的思想，沒有它對於心靈深刻的洞察，沒有它的仁愛精神。」
我買了一部謝禮譯的《可蘭經》來讀，還弄到了其他有關伊斯蘭教的書籍。後來我還和住在英國的基督教朋友們聯繫上了，其中有一位朋友把我介紹給愛德華·麥特蘭，我們開始通信了。他寄給我一本他自己與安娜·金世福合著的《完美的道路》。這本書對當時流行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反面的批判。他又寄了一本《聖經新解》給我，這兩本書我都很喜歡。它們似乎是支持印度教的。托爾斯泰的《天國在你的心中》使我拜服。這本書給我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在書中所彰顯的獨立思考的見解、深奧的道德觀念和求真的精神面前，柯慈先生給我的所有宗教書籍全都黯然失色，相形見絀了。
我所進行的研究就這樣把我導向了基督教朋友們料想不到的方向。我和愛德華·麥特蘭的通信延續了很久，和賴昌德巴伊的通信則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為止。我讀了賴昌德巴伊寄給我的幾本書，包括《五業》，《珍珠環》，華斯陀的《瑜伽論》中的《解脫章》，以及哈利班德羅·蘇立的《妙見集》等。
儘管我走了與基督教朋友心願相違的一條道路，但我永遠感念的是他們喚起了我內心對宗教的嚮往。我將始終珍藏和他們往來的美好回憶。未來的歲月裡，這一類甜美而神聖的聯繫不是越來越少的，而是在逐漸累積的。
四十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了結了這個案子，我便沒有理由繼續待在比勒托裡亞了。於是我趕回杜爾班，開始準備回國。阿布杜拉賽執意為我餞別，否則就不讓我離開，他在西登罕為我舉辦了餞別宴會。
當時他們打算在西登罕消磨一整天。我在那兒順便翻閱報紙，偶然在一張報紙的角落上看到一則題為「印度人的選舉權」的新聞報道，文章稱當時立法議會正在討論一項法案，旨在剝奪印度人參選納塔耳立法議會議員的權利。我對這麼一個議案一無所知。
我問了阿布杜拉賽這個問題。他說：「這些事情我們怎麼會知道，我們只知道關係到我們生意的事。你知道的，在奧倫治自由邦，所有印度人的生意都被取消了。我們很憤怒，可是沒有用。況且我們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是不中用的人。平常看報紙也不過是為了瞭解當天的市場行情等等，哪裡懂得什麼立法不立法？我們一般是從這裡的歐洲律師那兒打探消息。」
「可是這裡有那麼多生長在這裡又受過教育的印度青年，難道他們不出手幫助你們嗎？」我問。
「他們！」阿布杜拉賽失望地歎了口氣，「他們從不屑與我們往來，而且說實話，我們更不想和他們打交道。他們都皈依了基督教，仰承白人牧師的鼻息，而這些牧師說到底又得受制於政府。」
聽了一席話，我的思路反倒被打開了。我覺得這一幫人也算是我們的同胞。就算信仰了基督教又如何？難道皈依了基督教就不再是印度人了嗎？
然而由於我就要回國了，當時就遲疑著沒有把心裡所想的表達出來。只是簡單地對阿布杜拉賽說：「如果這個法案通過了，成為法律，那我們的處境會更為困難。這會是釘入我們的棺材上的第一枚釘子，它直接打中了我們民族自尊心的根本。」
「可不是嘛！」阿布杜拉賽附和道，「我跟你說一說選舉權問題的來龍去脈吧。本來我們對這些是一無所知的，但是跟我們最要好的律師艾斯坎比先生——這人你也是認識的，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所瞭解。他是一個偉大的鬥士，與碼頭工程師一向不和，他擔心這個工程師會在選舉中打敗他。所以他就向我們說明了我們的處境，而相應地我們要在他的安排下全都登記為選民，投他的票。現在你該明白吧，對我們而言，選舉權並沒有你所看中的那種價值。不過我們理解你說的意思。那麼，現在你覺得究竟該怎麼辦？」
其他客人也都在留意這席談話，其中有一個人說：「我們該怎麼做？我看你退掉這張船票吧，在這兒多住上一個月，我們好照著你的吩咐去做。」
其他人紛紛贊成：「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賽，你一定要留下甘地。」
阿布杜拉賽十分精明，他說：「現在不只是我留他了，你們都有權利留他。你們說得很對，我們大家一起勸他留下來吧。不過別忘了，他是一個律師，他的費用如何解決？」
提起費用，我很尷尬，我脫口而出：「阿布杜拉賽，費用不是問題。為公眾服務是不能收費的。如果能作為一位志願服務者，我可以留下來。不過你知道，我和這些朋友並不熟悉，如果你相信大家會團結起來合作的話，我就多住一個月。可是我必須要說一件事，你們不必給我什麼報酬，但是如果我們打算將這種性質的工作進行下去，沒有一點兒資金是運作不起來的。我們總要發電報，要印發資料，要派人出差，要向當地的律師咨詢，而且由於我還不瞭解你們的法律，我還需要幾本法律書籍來參考。所有這些事情都要花錢。而且這個工作顯然不是一個人可以勝任的，需要很多人來幫忙才行。」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真主是偉大而仁慈的。錢會有的，人也有的，你需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你願意住下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於是這個餞別宴會變成了一個工作委員會。我提議盡快吃完晚飯回家去。我在心裡已經勾勒出了行動計劃。我確認了那些選民名單上的人，決心再多住一個月。
就這樣，神靈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礎，並在我心中撒下了為民族尊嚴而鬥爭的種子。
四十二定居納塔耳
1893年時，納塔耳印度僑民中最有影響力的領袖是哈齊·穆罕默德·達達賽。從經濟上說，最主要的人物是阿布杜拉·哈齊·阿丹賽，但是在公眾事務上，阿布杜拉賽和其他人總是把主持大局的重任交給哈齊·穆罕默德賽。於是，在阿布杜拉賽的家裡，我們召開了會議，會議由他主持，會上決定提出反對選舉法的意見。
志願工作者的登記工作也在進行中。在納塔耳出生的印度人，大部分是皈依基督教的青年，他們受邀參加了這次會議。杜爾班法院的翻譯保羅先生和新教會學校的校長蘇班·戈夫萊先生也都出席了，他們還帶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來參加會議，所有這些人都主動登記為志願工作者了。
自然，當地許多商人都登記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達烏德·穆罕默德賽，穆罕默德·卡桑·康魯丁賽，阿丹吉·米耶汗賽，阿·科蘭達維魯·皮萊，西·拉契朗，蘭格沙密·巴提亞齊和阿瑪德·齊華，當然也包括巴希·羅斯敦濟。擔任辦事員工作的有馬尼克吉，約希，納辛赫朗等幾位先生，他們都是來自達達·阿布杜拉公司以及其他大商行的僱員。當發現了自己居然也參與了公眾工作時，他們又驚又喜，這還是他們生平頭一次受邀來參加這種工作。面對著所有人都遭受的苦難，大家忘卻了高低、貴賤、主僕的身份之別，忘卻了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等宗教種族的差別。所有的人都只是祖國的兒女和公僕。
那時這個法案已經通過，或者即將二讀通過[資本主義議會的形式民主：一個議案必須經過兩院三讀通過才算是合乎程序規範。
]。從議會上那些討論發言來看，沒有印度人反對這個不合理的法案，因而這個事實竟被當成印度人不配享有選舉權的佐證。
在會上，我對當時的情況作了說明。發一封電報給議會的議長就是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我們要求他對該法案延期作進一步的討論。同時，我們還把同樣的電報發給當時的總理約翰·魯賓遜爵士和達達·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議長很快給了答覆，同意將這個法案延擱兩天再議，這個消息讓我們振奮。
準備提交給立法議會的請願書已擬好了。這得謄寫三份，此外還得多寫一份提供給新聞媒體。還得盡可能徵集更多的人在請願書上簽名，而所有這一切工作必須一夜之間完成。懂英文的志願工作者和另外幾個人忙了一個通宵。有一位寫字漂亮的老人——阿瑟先生，負責謄寫正本，其餘抄本則由一個人來念，幾個人來寫，就這樣五份請願書同時寫好了。商人志願者們有的坐自己的馬車，有的花錢僱馬車出去挨家挨戶徵求請願書上的簽名。這個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請願書也發出去了。有幾家報紙刊載了請願書，並發表有利於我們的評論。這份請願書同樣給議會留下印象，並且引起了相關討論。法案的支持者辯護了原議案，反駁了請願書中的論點，顯然這種辯護是很軟弱無力的。然而最終這個法案還是通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