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胡蘭成是根本無力對付李士群的。
李士群本特工起家，此時已一身多任，調查統計部部長、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江蘇省主席，手裡有人也有錢，胡蘭成完全構不成他的對手。胡蘭成能報復的，至多只能在法制局長任上，不批江蘇省的提案，對李個人是毫髮無損的。且不說胡蘭成，就是周佛海，此時的李士群也不太放在眼裡。這正是李士群最得勢也最為張狂跋扈之際，在上海蘇州兩地間來去，都是警車開道，護駕跟從。汪偽政府監察使陳則民對李不滿，向汪精衛訴說「清鄉區」是「匪去兵來，兵來匪去」，李聽說後，竟聲稱要砍陳則民的頭。許多人事後認定，正因為李士群太過驕橫、不可一世，弄得周圍上下人人側目，最後招致了日本人的疑懼，恐怕以後尾大不掉，無法駕馭，這才將李士群給清除掉的。
李士群之死，是汪偽政府時期最大的一件暴死案，事情發生後，不僅轟動一時，而且有過種種不同的傳說，曲折離奇，莫衷一是，令人難辨真假。事情過去了幾十年，塵埃已定，現在應該能弄清此事的基本面目了。
綜合目前有關此事的各種記述，其中以四種記述最為可靠，分別是：
一、馬嘯天、汪曼雲《李士群之死》；
二、唐生明《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
三、王惠農《李士群與「七十六號」》；
四、夏仲明《關於李士群系統的汪偽組織》。
還有一種，就是胡蘭成的。
馬嘯天原是國民黨中統，地位在李士群之上，李士群因刺殺中統上海區長馬紹武被押南京時，馬是審訊李的主要辦案人。汪曼雲是杜月笙的「學生」，戰時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為重慶在上海搞地下活動，李士群初到上海開始搞特工時，即找到汪曼雲一起參加。馬、汪兩人先後參加了汪偽集團活動，都為汪記國民黨中央委員。馬嘯天直接在李士群手下工作，以後任調查統計部政治警衛總署署長，汪曼雲參加了李士群的「清鄉委員會」，且與李關係密切，是所謂「換過兩次帖」的朋友。
唐生明是唐生智之弟，抗戰之初任湖南常德地區警備司令，汪偽政府成立後，受蔣介石之命，在戴笠安排下往上海，假意脫離重慶參加汪偽政府，內地裡是為重慶做策反工作，先後被汪任命為「軍事委員」和「清鄉委員會」軍務處處長等職。抗戰勝利後，唐曾被任命為總統府中將參軍。解放後，唐作為國民黨起義人員留在大陸。
王惠農是唐惠民親戚，在唐擔任特工總部副主任時，王被任為特工總部警衛總隊副官主任，以後唐調任特工總隊南京區區長，王隨唐到南京負責事務工作，唐以後升任警政部次長，王任警政部專員。
夏仲明原是李士群日文翻譯，以後成為李的得力助手，任調查統計部常務次長和上海辦事處主任，但李士群與日本人打交道時，仍擔任李的翻譯。
以上諸人，除唐生明外，其他四人馬嘯天、汪曼雲、王惠德和夏仲明，解放後都在大陸被逮捕關押，四人的記述也像是對自己過去罪行的交代材料，主要刊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編輯出版的《全國文史資料》上。
四種記述中，王惠德講的是一般情況，並特別介紹了李士群死後其手下人的表現；唐生明的，既講李士群之死原因也講具體過程；馬嘯天、汪曼雲的，講原因主要記具體過程，包括李士群死後的各種情況和反映；夏仲明的記述有一般的也有具體的，夏是陪李士群同赴日本憲兵隊長岡村之請的當事人，本應最能講清具體過程，可從其記述來看，像是有點記憶不清，前後重複。
根據馬、汪、王、夏四人寫這些材料時的具體處境判斷，四人不會有隱晦和故意歪曲的動機，除非是因事隔多年、記憶不清而發生的誤憶誤記；四人中也沒有誰認為李士群之死與自己有關，更談不上向誰「表功」的問題。只有唐生明和胡蘭成的記述是將李士群之死與自己直接掛上鉤的，認為李士群之死是出於自己的謀劃和推動，言下不勝得意。
當然，「表功」與否，不是評價記述可靠與否的標準，有功於殺李士群之舉的不一定不可靠，無功無關的也不一定可靠，還需具體分析。
先看胡蘭成的。
胡蘭成的記述不是單篇，而是連貫一體的回憶，這就可以精心結構，著意安排，先設下引線，再逐步進展，最後導致出結局。胡蘭成的記述正是如此鋪排開的。
事情從吳世寶死後，他向佘愛珍許下「報仇」諾言開始，接著是他與李士群在江蘇省房地產登記案上的衝突，然後是李士群對他的先拉攏、再加害。拉攏是李士群與熊劍東對峙，要胡蘭成幫他，李士群甚至對他說到這個地步：如果胡蘭成幫他，他就勝，若胡蘭成幫熊，則熊勝，可見胡蘭成的舉足輕重。當胡蘭成表示中立，不幫任何一方的態度後，李士群即對胡蘭成下毒手，兩次欲加害於他，一次是胡蘭成留宿於李家時，差點煤氣中毒；另一次是在李家，兩人談話至深夜，胡蘭成感到李士群像是要當場加害於他，連忙告辭回家。加害於他，這當然還是因為他的舉足輕重，令李士群感到了他的厲害和對自己的威脅。另一方面，熊劍東也與他商量此事，具體的沒商量，但有過一次像是要徵得他同意，而他也就同意了，熊似乎也就下決心了。最後，當然是李士群死了。[8]
這一切，記述得有詳有略，穿插得當，再圓滿不過。李士群中毒的具體過程，胡蘭成倒是謙抑沒寫，熊劍東像是沒對他說，他不知道。可就這樣，胡蘭成在李士群之死上的作用已夠大矣，他足可向佘愛珍誇耀「報仇」宿願的了結了。
對胡蘭成記述可靠性的最有力的支持，不是其他，而是他與熊劍東的關係，因為熊劍東是李士群之死的最主要當事人，直接參與了日本憲兵岡村下毒殺死李士群的具體策劃。
熊劍東是胡蘭成三哥的「戰友」。二十多年前，胡蘭成還在紹興讀中學時，就與熊劍東之間有過一段少年情。熊當逃兵後，胡蘭成還用學費資助過熊往上海。想不到二十多年後，兩人先後參加了汪偽政府，無意中在上海巧遇。
胡蘭成自是今非昔比，熊劍東也同樣身價不凡。
熊劍東抗戰前，在湖北帶兵，也是國民黨軍統，汪偽政府成立後，熊受軍統指派帶了部分軍隊投靠汪偽政府，意圖由此掌握汪偽武裝。熊到上海後，搞「地下活動」，不慎被日本上海憲兵隊逮捕。囚禁期間，也不知怎麼回事，熊劍東與審訊自己的憲兵岡村搞得很熟，之後他也就投降了，表示願為日本人工作。憲兵隊向周佛海打招呼，要求周出面把熊劍東保出，這是周、熊兩人關係密切的開始。熊劍東出來後，不久即被汪偽政府派往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武漢地區擔任偽軍司令。巧的是，憲兵隊的岡村此時也被派往武漢，兩人重逢，關係就愈發親密了。
周佛海仿照宋子文，宋任國民黨財政部長時，曾在手下建立了一支稅警團，周佛海也在自己的偽財政部屬下建了一個稅警團，自任總團長，由親信干將羅君強任副總團長。熊劍東帶來的軍隊為稅警團第二分團，熊去湖北前即任第二分團長。李士群很早就在打主意，想將這一支武裝弄到自己手下，周佛海、羅君強將其看成自己的「親兵」，死也不肯放手。周、羅都是文人出身，帶兵外行，面對著李士群的咄咄逼人，於是周佛海請日本憲兵隊將熊調出武漢，回上海來擔任稅警總團的副總團長，周佛海自己退到幕後，由羅君強任總團長。不久，那位日本憲兵課長岡村也從武漢調回上海，如此，熊劍東外有日本憲兵關係，內有周佛海支持，手裡又有一支裝備精良的武裝部隊，一下子成為汪偽政府中令人矚目的要角。胡蘭成與熊劍東在上海巧遇，也就在此時。
熊劍東一出場就是周佛海的人，自然周佛海與李士群之間的勾心鬥角，也成了熊劍東與李士群的矛盾。李士群最能知人識世，他感覺到了熊的能量，這才可能會有他要胡蘭成在幫他還是幫熊之間作出選擇的問題。
但更可能的情況或許是，李士群不是要胡蘭成幫他，而是想通過他、利用他與熊劍東的「少年情」去拉攏熊劍東。胡蘭成本人是無所謂的，因為胡蘭成只是辦報寫文章的角色，手中無權無錢也無人，況且又在走下坡路，不管他幫誰，有他不多，無他不少，以李士群當時的權勢地位，胡蘭成不應該、也不可能得到他的重視的。可能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李士群在與熊劍東鬧摩擦時，就從來沒有把胡蘭成當回事。
再從對立的另一面來推想，殺李士群，熊劍東可能與胡蘭成商量麼？
熊劍東與胡蘭成有舊情，且是最有感情的少年人情誼，兩人還是同鄉，舊友重逢，兩人之間私交親熱，包括官場上的援引相幫，這都是可以想像的。但官場中人，最重的是利害，而殺李士群是何等樣事？那是要擔很大風險的。李士群控制著特工和警察，在上海根基深厚，若事機洩露，就很可能反過來，不但殺不成李士群，反被李士群先發制人，搶先動手把他們這一干人全部殺掉的。胡蘭成本與此事無關，手裡又沒有任何力量，與他商量何益？熊劍東與胡蘭成交誼再深、感情再好，在這種事上是開不得玩笑的，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份走漏風聲的風險。再說，熊劍東即使為胡蘭成好，也不應該拉他商量，在這種事上，不知道就無危險，置身事外也就保險無事，何必要將本不相干的他胡蘭成扯進來呢？
所以，李士群與胡蘭成談起熊劍東是可能的，但熊劍東與胡蘭成商量殺李士群卻無可能。
胡蘭成對殺李士群的具體過程不清楚，可見事後熊劍東也從未與他談起過，若在事前有商，怎不在事後相告？另外，在馬、汪、夏、唐等人的記述中，也沒人有隻言片語談到，殺李士群有胡蘭成事涉其中。
凡此種種，可以判斷，胡蘭成所談李士群被殺中他所承擔的角色和作用，基本上是他自重自詡的說辭，不足採信。
台灣高陽先生的《粉墨春秋》，是描寫汪偽集團從登場到覆滅的長篇歷史小說，在描述李士群之死的章節上，基本上原封不動地照引照搬了胡蘭成的記述，包括胡蘭成講的幾次差點為李士群所害的經歷，全部拿來用作小說情節。大概因為是小說，不應該太計較其中所描述的歷史事實的真偽，不然的話，那就是高陽先生太相信胡蘭成的記述了。[9]
不過，也情有可原，高陽先生想必沒看到馬、汪、夏、唐等人的記述，於是就只能採用胡蘭成的一面之詞。十餘年前的情況是，大陸看不到港台特別是台灣的資料，台灣也看不到大陸資料，而馬、汪、夏、唐等人的記述都屬於「文史資料」，當年還算是「內部資料」，「內部發行」的。資料不全，無從比較鑒別，這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