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畔回憶錄(墓中回憶錄) 中卷 第11節
    吉堯姆公主——歌劇——音樂會

    根據腓特烈二世的一項規定,在柏林的王族,無論男女,都不見外交使團。不過,由於是狂歡節,又由於坎伯蘭公爵與普魯士的腓特烈公主結婚(新娘是已故王后的妹妹),還由於禮儀上的某種改動(據說,這是為我作的),我有比各國同事更多的機會與王室成員接觸。由於我經常去「大王宮』』拜訪,就在裡面遇到了吉堯姆公主:她欣然把我領到各個房間去。我從沒有見過比她更憂傷的目光。在宮樓後面,臨斯普萊雷河的一些無人的沙龍裡,她把一間臥房指給我看:在一定的日子,一位白衣貴婦經常出入這間臥室。坎伯蘭公爵夫人也告訴我,她和姐姐普魯士王后還很小的時候,聽到剛剛逝世的母親在閉攏的床幃裡面跟她們說話。

    我這好奇的探訪結束時,不期碰上了國王。他把我領到他的小禮拜堂,讓我觀看帶耶穌像的十字架和油畫,並把他作這些革新的榮譽歸功於我,因為他告訴我,他在《基督教真諦》中讀到新教徒把禮拜作得過於樸素的評論,覺得我的批評是正確的:那時他還不到極端盲信路德教的地步。

    晚上在歌劇院,我的包廂正對舞台,就在王室的包廂旁邊。我常與公主王妃們聊天。幕間休息的時候,國王經常走出包廂,被我在走廊裡碰到。他看看周圍有沒有外人,人家有沒有可能聽到我們的談話,然後他小聲告訴我,他喜歡格魯克,厭惡羅西尼。他甚至展開來談,抱怨藝術頹廢,尤其是歌劇中那些漱口似的破壞音:他跟我說心裡話,說這些意見只敢對我說,因為他身邊那些人不喜歡聽。一見到有人過來,他就趕忙回包廂去了。

    我看了席勒的《聖女貞德》:蘭斯大教堂描繪得十分逼真。國王對宗教的事十分認真,看到舞台上表現天主教的祭祀場面,很不舒服,只好忍受。《維斯泰爾》的作者斯篷蒂尼先生是歌劇院經理。斯篷蒂尼夫人是發明三角鋼琴的艾拉爾先生的女兒,那是個可愛的人兒,只是說話慢聲慢氣,似乎為女性的滔滔不絕贖了罪:每個詞都被她分成一個個音節,從唇上吐出來;她要是對你說:「我愛你。」一個法國人的愛情很可能就在她吐出這三個字的時間裡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沒法說出我的全名,可她不發一定的慈悲,是不會輕易放過我的。

    有一種公共音樂會,每週舉行兩三次。每天晚上,男工女工下班回來,女工挎著籃子,男工拿著工具,你擠我搡地擁人一間大廳;進門時,有人給他們一張樂譜,於是他們和合唱團一起唱起來,唱得驚人地準確。兩三百個人的聲音混合在一起,氣勢磅礡,令人驚訝。待到歌曲唱完,各人又走上回家的路,我們從未有這種和諧的感覺。這是文明的強有力的手段。它把一種教育引進了德國農民的茅屋,而這種教育,我們的鄉下人卻缺乏:哪裡有鋼琴,哪裡就不會再有粗野。

    我的頭一批公函——德?波納先生

    大約在一月十三日,我與外交部長開通了郵路。我的思想很容易屈從於這類工作:為什麼不呢?但丁、阿里奧斯特和彌爾頓在政壇與詩壇不都獲得了成功嗎?我當然不是但丁,不是阿里奧斯特,也不是彌爾頓;但是歐洲和法國都從「維羅納會議」看出我能幹什麼事情。

    柏林我的前任德?波納先生在一八一六年談論我,就像在革命開始時在小詩中談論德?拉梅特1先生一樣:你要是和藹可親,就不要把記事本留在身後;你要是沒有外交才能,就不要像職員那樣正直。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你原來反對的人,說不定一陣風就會把他送到你的位子上。由於一個使節的職責首先在於熟悉使團的檔案,我就看到了主人親自整理的那些筆記。你讓我怎麼辦?這些深文周納的人物,為了良好事業的成功而竭盡全力,卻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出一點疵漏。

    1拉梅特(Lameth,一七五六—一八五四),法國將軍,政治家,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

    德?波納先生的筆記摘錄

    第六十四號

    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皇上對新組成的貴族院發表的演講,已經為歐洲各國所獲悉並且贊同。有人問我,忠於皇上的人,依附他本人,在他宮中或者在各位親王宮中辦事的人,是否確實投票支持德?夏多布里昂先生進入秘書處。我的答覆是,投票是不記名的,誰也不清楚投票者投了誰。有一個要人叫了起來:「啊!要是皇上確知是哪些人投贊成票,我就希望杜伊勒利宮立即禁止那些不忠的僕人進入。」我認為我不應該回答,也就沒有理睬這番話。

    一八一六年十月十五日

    ……

    本月五日與九月二十日的舉措,都是由同一位公爵先生採取的:兩個舉措在歐洲得到的是一片贊同聲。只是看到最純粹最正統的保王派繼續狂熱支持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儘管他出了一本書,提出了一個原則,即按照憲章,法國國王以後只是一個精神上的存在,在本質上是不存在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要是提出這種原則的不是他,而是別人,那麼這些表面看上去有理性的人會將他定性為雅各賓黨人。」

    我這下子安分了。再說這也是一個好教訓;它壓下了我們的自傲,讓我們知道身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看了德?波納先生和幾個屬於舊制度的使節的信函,我覺得它們傳遞的主要不是外交事務,而是與宮廷和社會有關的一些人物的軼事:它們成了像當若那樣阿諛奉承的傢伙,或者像塔爾曼1那樣冷嘲熱諷的傢伙的日記。因此,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對我的同事那些趣味盎然的信,比對我的一本正經的公函要喜歡得多。我本可以像前任那樣去歡笑,去嘲弄人;可是引起議論的艷遇和小詭計與公務相聯繫的時代已經過去。對我的國家來說,從描繪普魯士首相哈登貝格,先生的文字裡又能得到什麼好處?這個俊朗的老頭像天鵝一樣白,像土缽一樣聾,不經允許就去羅馬,拿太多的事兒尋開心,不論什麼幻想都相信,最後落到磁療醫生柯爾夫手裡,被他的磁氣學迷上了,我曾碰見他騎馬在魔鬼、醫學和繆斯三不管的偏僻地帶轉來轉去。

    1當若(Dangeau,一六三八—一七二○),法國道德家,路易十四的親信,留下一部《路易十四宮廷日記》。塔爾曼(Tallenmnt,一六一九一—一六九二),法國道德家,著有《雜聞錄》。

    我對這些無聊信函很是鄙視,便在一八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十三號信中對時任外交部長的帕基埃先生說:

    「男爵先生,我不會按慣例,向您報告招待會、舞會和晚會的情況;我也不會向您描繪無足輕重的人物,作毫無益處的譏諷,我努力使外交擺脫那些說長道短的陋習。非常時期過去之後,平常的統治又會恢復:今日只應描寫應該活著的人,只應進攻威脅人家的人。」

    公園——坎伯蘭公爵夫人

    柏林給我留下了長久回憶,因為我在此地找到的娛樂讓我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時期。只不過實實在在的公主扮演了我的茜爾菲德1的角色。一些老烏鴉飛來棲息在我窗前的椴樹上。它們是我永遠的朋友。我扔食物給它們吃。當它們接住的麵包塊太大的時候,便以難以想像的靈活趕緊扔掉,轉接一塊小一點的,使得後面可以接一塊稍大點的。這樣一塊塊接下去,直到接到一塊很大的,銜在嘴尖上,把嘴撐得開開的,再也落不下什麼食物為止。吃飽以後,它們就以自己的方式唱歌:「烏鴉的歌猶如舊時代的聲音。」我曾在冰封的柏林僻靜的空地上轉悠,但我沒有聽到從它的城牆內,一如從羅馬古老的城牆內傳來少女的曼妙歌聲。我碰到的不是趿著便鞋,在花叢中行走的白鬚嘉布遣會修士,而是滾雪球的士兵。

    1世界第一部浪漫芭蕾舞劇《茜爾菲德》中的女主人公。

    有一天,在城牆拐角上,我和秘書雅辛特迎面碰上一股刺骨的東風,不得不在田野裡猛跑,回到城裡已經累得半死。我們跨進城垣,所有的看門狗都來追我們,撲上來咬我們的大腿。那一天氣溫表落到零下二十二度。在波茨坦,有一兩個公務員凍傷了。

    公園另一邊,是一個廢棄的舊養雉場。普魯士的親王們不打獵。一條運河流人斯普雷河,上面架有一座小木橋。走過橋便到了充作養雉場柱廊的杉木立柱之中。一隻狐狸從倉庫牆洞裡鑽出來,來向我打招呼,又鑽回它的避難所。它讓我想起孔堡槌球場的狐狸。

    在柏林,被稱作公園的,是一大片樹林,其中有橡樹、樺樹、山毛櫸、椴樹和荷蘭白樹。公園坐落在夏洛登堡門口。一條大路從中穿過,通往這座行宮。公園右邊是練兵場,左邊是一些農舍。

    公園裡面當時並沒有像樣的路徑:人們或是踏人一塊塊草地,或是走到一些荒野之處,常常還有一些山毛櫸樹身攔住你的去路。青年德意志成員在樹身上用刀刻著一些心,心上插著匕首:在這些圖案下面,刻著「桑德」1這個名字。一群群烏鴉,棲息在即將發芽的樹上,開始亮開嗓子鳴囀。大自然中動物先於植物復甦。在解凍的水面上,這裡那裡浮著一隻隻鴨子,吞食著黑乎乎的蛙類:那些夜鶯在柏林的「樹林裡撩開了春天的面紗」。然而公園裡並非沒有漂亮的動物:一些松鼠在樹枝上地上追逐嬉鬧,用尾巴豎起旗桿。當我走近它們嬉戲的地方時,那此小傢伙就溜上橡樹,停在一個椏叉上,低聲抱怨著,看著我從下面經過。有幾個遊園的人經常來到喬木林。林子裡土地坎坷不平,溝渠縱橫。有幾次,我遇到一個患痛風症的老軍官,他暖和了身子,高興地跟我談起那慘淡的陽光(我在陽光下發抖),他對我說:「冷得很吶!」我間常碰到坎伯蘭公爵騎著馬,幾乎看不見,被一株荷蘭白樹攔住路,鼻子幾乎碰到樹身。有幾輛套著六匹馬的轎車駛過。它們或是載著奧地利的大使夫人,或是拉著拉濟維烏王妃和她女兒。那姑娘年方十五,長得像奧西昂的畫上月亮周圍那些長著維納斯面孔的雲彩一樣可愛。坎伯蘭公爵夫人幾乎每天和我做一樣的散步:有時她從一所茅屋來,剛才在那裡救濟了一位可憐的斯潘道鎮的婦女,有時她停下來,親切地說想遇見我;可愛的王女像夜晚的仙女一樣從馬車上下來,要在森林裡轉悠!我在宮裡也見過她:她多次對我說,她想把兒子交給我培養。那個小喬治已經當了君主1,據說她表姐維多利亞女王曾想把他安排在她身邊,坐英國的王位。

    1桑德,自由主義大學生,因殺死作家柯采布,於一八一九年被處決。

    1一八一五年當了漢諾威國王。

    腓特烈公主婚後曾在泰晤士河邊,在基尤那些花園裡閒逛過。昔日那些花園曾看見我在兩個緊隨我不去的夥伴——幻想和貧困之間遊蕩。我離開柏林以後,她曾賞光與我通信;在信中逐時逐刻描寫了那片歐石南叢生的地方一個居民的生活。伏爾泰曾在那裡經過,腓特烈死在那裡,米拉波曾在那裡藏身。他後來發動了革命,而我是那場革命的犧牲品。隱約瞧見把陌不相識的人聯繫在一起的鏈環之後,注意力就被吸引住了。

    下面,把坎伯蘭公爵夫人寫給我的信摘錄幾段:

    今早,一覺醒來,有人把回憶您的「最後」一件證明交給我;此後我從您房前經過,發現窗戶照常開著,一切都在原位,只是您不在了!此事給我的感受,無法向您言說!我不知您此刻究竟在何處;每時每刻您都離得更遠。惟一不變的是二十六日,您打算到達的日子,和我對您的回憶。

    但願您發覺一切都變得最好:為了您為了普天下的幸福!我既已習慣了犧牲,也就仍能承受不再見到您的犧牲,只要這是為了您和法蘭西的幸福。

    四月十九日,星期四

    週四以來,我每天去教堂,都要從您房前經過;我在教堂裡虔誠祈禱您幸福。您房子的窗戶一直開著,我很受感動:您雖然不在,卻仍有人按您的愛好,照您的吩咐打開窗戶。操這份心的是誰呢?有時我都覺得您並沒有走,事務把您拖住了,或者您是想擺脫那些討厭鬼的打擾,方便地遠離他們。您不要認為這是指責:只有這個辦法好用;不過,如果是這麼回事,請對我直說無妨。

    二十二日

    今日天氣如此悶熱,在教堂裡都感受不到陰涼,以致我無法在平常的時刻去散步:眼下對我來說這並不要緊。在我眼裡,那可愛的小樹林已失去了往日的魅力,那兒的人個個讓我心煩!氣溫突然由冷變熱,這在北方是平常事兒。居民們性情穩重,情感溫柔,一點也不像氣候。

    二十三日

    大自然變得美麗多了;自您動身以後,樹木長出了綠葉:如果它們早生兩日多好呵,那樣,您在記憶中就能帶走更有春意的圖景。

    二十四日

    謝天謝地,終於收到您的一封信!我明白您不可能更早給我寫信;可是,儘管理智作了種種計算,三個星期,準確地說,二十三天得不到您的消息,對友誼來說還是長了點兒。得不到您的消息,無異於最淒涼的流亡生涯:不過,我還留有對您的回憶,還留有希望。

    一八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於柏林

    我並不是像土耳其皇帝,在馬鐙上給您寫信,而是在床上。不過這個清靜的地方倒是使我時時思考您打算讓亨利五世實行的新政體。我對此非常滿意。烤焦的獅子只可能讓他大受益處。我只是建議您從心靈開始著手此事。應該讓您另外的學生(喬治)去吃羊羔,好讓他不至於太壞。一定要讓這個教育計劃得到實現,讓喬治與亨利五世成為好朋友,好盟友。

    坎伯蘭公爵夫人繼續給我寫信,先是從埃姆斯河畔,接著從施瓦爾巴赫河邊,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回柏林後,又從那裡給我寫。她從埃姆斯鎮告訴我:「英國將在我缺席的情況下舉行加冕禮。國王確定在我一生中最淒涼的日子(我愛戴的姐姐普魯士王后逝世的日子)舉行加冕禮,我很難過。波拿巴的死也讓我想起他讓我姐姐吃的苦頭。

    五月十五日

    我又見到了這些僻靜的大路。要是您像答應我的那樣,把您為夏洛登堡寫的詩句寄給我,我就太感激您了!我又走上了通往林中小屋的路。您曾在那兒好意幫助我去救濟可憐的斯潘道鎮的女人。您要是想得起這個名字,該有多好呵!一切都讓我想起那段幸福的時光。我並不是新近才懷念過去的幸福。

    在我準備寄出此信時,獲悉皇上在海上為風暴所阻,很可能被推到了愛爾蘭海岸。他十四日沒有到達倫敦,但是他回來的消息,您會比我們早點獲悉。

    可憐的吉堯姆王后今日獲悉她母親,漢斯一諾堡的君主夫人去世的噩耗。您知道,凡是與我家有關的事情,我都跟您說;但願您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訴我!

    九月二十二日於柏林

    這不就像美麗的普魯士王后的妹妹在跟我談「我的家族」,就像她好意談我的祖先、姑姑和普朗古埃默默無聞的親戚似的?這個異國的王室,與我僅僅認識,並不欠我什麼,卻這樣親切地對待我,而法蘭西的王室何時又給過我類似的殊榮呢?還有好些情意殷殷的信,我都沒提:它們含有幾分痛苦、克制、甘忍、高貴、親切與優雅的意味。我對君王家族的評價也許過於嚴厲,它們抵消了我那些過頭話。我們回溯一千年,查理曼的女兒腓特烈公主曾在黑夜把戀人埃金赫爾德扛在肩上帶走,以免在雪地上留下痕跡,讓人發現他們戀愛的秘密。

    我於一八四○年重讀了這一捲回憶錄:不禁為我生活中這連續不斷的離奇遭遇所吸引。我錯過了多少命運的安排啊!要是我陪同小喬治這個有可能繼承王位的人回英國,我將看到新的夢想破滅。本來,這個夢想有可能讓我改換祖國,正如第一次,如果我沒有結婚,就會留在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國度。年輕的坎伯蘭公爵由於失明,並沒有娶表妹英國女王為妻。而坎伯蘭公爵夫人則成了漢諾威王后:現在她在哪兒?是否幸福?我又在哪兒?感謝天主,再過一些日子,我就不必回顧往昔的生活,也不必捫心自問了。但是我不可能不祈求上天保佑,讓腓特烈公主晚年幸福。

    我僅是舉著和平的欖橄枝,才被派到柏林去的,另外,派我去那兒,也是因為我留在巴黎讓行政當局不安。不過,由於我知道命運無常,也感到我的政治角色並沒有演完,也就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我不願拋棄朋友。不久,我就覺察到,擁護國王的一派和支持政府的一派並沒有真誠和好,他們之間仍存在著成見和不信任;人家答應我的並沒有兌現:他們開始攻擊我。而德?維萊爾和德?科比埃爾兩位先生人閣激起了極右派的嫉妒;他們不再在前者的旗幟下前進;而前者雄心勃勃,焦躁不安,開始產生厭倦。我們往返了幾封書信。德?維萊爾先生後悔不該入閣:他錯了,我看準了的證明,便是一年不到,他當了財政部長,德?科比埃爾先生則當了內政部長。

    我也向帕基埃男爵先生作了一番說明;我一八二一年二月十日寫信告訴他:

    男爵先生,從今日即二月九日上午到達的信使那裡,我獲悉了巴黎的情況,得知有人怪罪我從美因茨給哈登堡親王寫信,甚至派信使給他送信。我根本沒有給哈登堡先生寫信,更沒有派信使給他送信。男爵先生,我希望人家高抬貴手,不要找我的碴於。要是我的效力不再讓人滿意,人家只須直說就是,沒有比這更叫我高興的事了。人家派給我的這份差使,既不是我求來的,也不是我希望的。我接受這種體面的流放,既非出於愛好,也非出於選擇,而是為了和平的利益。保王黨人在內閣重新集合,但內閣卻不清楚是我促成了這種集合。有權抱怨的本該是我。我出來以後,人家又為保王黨人幹了什麼?我不停地為他們寫信:可他們聽我的嗎?男爵先生,謝天謝地,我生活中除了出席舞會,還有別的事兒要做。國家要我效力,生病的妻子需要我照顧,朋友們要求我引路。擔任一個駐外使節,或者一個國務部長,我也許心有餘而力不足。比我更勝任辦外交的,你們不乏其人。尋找一些借口來找我的碴子,其實並無益處。有些事兒不用細說,我都明白;您會發現我隨時準備回去過默默無聞的生活。

    這一切都是真誠的:就算我有某種野心,這種坦坦蕩蕩,視名利如浮雲,不貪戀任何好處的態度也是我的強大力量。

    我的公函(續)

    我與帕基埃先生繼續保持外交公函來往。我繼續關心那不勒斯事件1,在信函中說:

    1一八二○年那不勒斯發生了燒炭黨人起義,一八二一年三月遭奧地利軍隊鎮壓。

    奧地利摧毀了兩西西里的雅各賓大廈,給君主政體幫了一忙。不過,要是來一場迫不得已的拯救行動,結果卻只征服一個省,或者壓迫一個民族,那麼它就會斷送這些君主政體。必須把那不勒斯從煽動人心的獨立中解放出來,建立君主制的自由;必須給那不勒斯砸碎鎖鏈,而不是給它戴上鎖鏈。可是奧地利並不願意讓那不勒斯實行憲政:它準備讓那不勒斯實行什麼政治呢?而人呢?他們在哪兒?只要有一個自由主義的本堂神甫和二百名士兵,就可以從頭開始。

    在自願或者強迫的佔領之後,你們再介入進去,以便在那不勒斯建立一個立憲政府。在這個政府裡,一切社會自由都得到尊重。

    第十五號信函一八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我在法國始終保持了輿論的優勢。它迫使我把目光投向國內。我大膽地把下面這份方案呈交部長:

    果斷接受立憲政府。

    推行七年改革,不打算保留現行議會的某一部分,如果保留一部分,效果令人懷疑,如果保留全部,則結局危險。

    放棄特別法,因為它是專制的根源,紛爭與誹謗的永恆主題。

    把鄉鎮從內閣專制下解放出來。

    在三月三日的十八號公函裡,我重提西班牙的事情,說:

    西班牙很可能會迅速把君主國變成共和國:其憲制會帶來成果。國王要麼逃走,要麼被廢黜;他並不是個強者,控制不了革命。這個西班牙還有可能在民眾掌權的狀態下存續一段時間,如果它組成聯邦共和國的話。它擁有眾多小邦公國,風俗、法律甚至方言都各各不同,比別的任何國家都適合組成這樣的團體。

    我有三四次提到了那不勒斯事件。我在三月六日的第十九號公函中指出:

    在一個更換主子如此頻繁、受慣革命動盪的國家,正統王權並未深深地扎根。友愛還來不及產生;風俗也來不及接受各個世紀各種制度不變的印記。在拿波裡民族,有許多墮落或者野蠻的人,他們彼此間並無關係,與王權也只有微弱的聯繫:君主制離乞丐遊民太近,離卡拉布裡亞人太遠,因此得不到尊重。法國人的武力太強,拿波裡人的武力又不夠,因此民主自由立不起來。

    最後我還說了些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事。

    有傳言說,若昂六世在里約熱內盧登船往里斯本來了。一個葡萄牙國王來到歐洲,要在歐洲革命中尋找躲避美洲革命的安全處所。當年那個征服者迫使他逃往新大陸,現在他要從曾經阻住那位征服者的山崖腳下經過。這真是命運的捉弄,完全與我們的時代相稱。

    我(在三月十七日的第二十一號公函中)說:「西班牙的一切都讓人擔心。本島的革命將經歷其一切階段,除非有一隻手伸過來把它拉住。但是,這隻手又在哪裡?這就是問題所在。」

    這隻手,我有幸於一八二三年找到了:這就是法蘭西的手。

    在我四月十日二十六號公函的這一段,我高興地讀到了對同盟國帶有妒忌的反感,以及我對法國尊嚴的擔心。在提到皮埃蒙特時我說:

    「皮埃蒙特的騷亂延長下去,不會有近憂;但是,它會導致奧地利與俄羅斯的武裝干涉,會引來長遠的災難。俄羅斯軍隊一直在運動,並沒有撤銷原來的命令。

    「您會看到,在俄羅斯和奧地利軍隊佔領皮埃蒙特期間,派二萬五千人馬佔據薩瓦,能不能保衛法國的安全,體現法國的尊嚴。我認為,這個有力的很有策略的行為,在迎合法國人自尊心的同時,將變得家喻戶曉,給內閣帶來無限光榮。王家近衛軍有一萬名將士,再從其餘部隊挑選一批優秀士兵,很容易組成一支二萬五千人的忠誠精銳之師:當我軍的白旗再次見到敵人時,會確保勝利。

    「男爵先生,我知道我們應當避免傷害法國人的自尊心,也知道俄羅斯和奧地利在意大利的統治可以激發我們的鬥志;但我們有一個簡易的辦法來鼓舞我們的鬥志,那就是佔領薩瓦。保王黨人會為此高興。而自由黨人看到我們的態度與我們的力量相稱,只會拍手叫好。我們既可領略鎮壓一場蠱惑人心的革命的幸福,亦可得到恢復我們軍隊優勢的光榮。如果對調集二萬五千人馬進軍外國,與俄國人奧地利人作武力對抗感到擔心,那就是不理解法蘭西精神。我以頭顱來擔保事件成功。我們在那不勒斯的局勢中可以保持中立,但在事關我們安全與光榮的皮埃蒙特騷亂中,我們還能保持中立嗎?」

    這段話揭示了我的整個方案:我是法國人;早在西班牙戰爭之前就有了一套可靠的策略,而且我也看出來,就是獲得成功,這種成功本身也會把責任壓在我頭上。

    我在此回憶的一切,大概沒有人會感興趣;這就是回憶錄的缺點:當它沒有歷史事實可講述時,就只能跟你說作者的為人,以至於使你厭煩。現在,我們就把這些被人遺忘的影子丟開不管吧!我更願回憶米拉波還是默默無聞的時候,於一七八六年在柏林完成的一樁無人知曉的使命:他不得不訓練一隻鴿子,以便向法國國王報告可怕的腓特烈斷氣的消息。

    米拉波說:「我有些不知所措。城門肯定關上了。甚至腓特烈一斷氣,波茨坦島上的橋樑立即就會拆除。要是那樣,新王打算怎樣執政,我們就可能長久得不到確切消息。如果第一個推斷成立,那麼怎樣把一個信使送出去呢?任何翻越城牆或者柵欄的辦法都會招來麻煩。柵欄外面,每隔四十步,城牆外面,每隔六十步就有一個哨兵。怎麼辦?我要是公使,只要確知死亡的症狀,不待人斷氣就會下決心派信使出發,因為『死亡』這個詞還有什麼更多的意義?處在我的位置,我能這樣做嗎?不管怎樣,最要緊的是辦好事情。我有充足的理由信不過使團的活動能力。我怎麼辦呢?我派一個可靠的人騎著烈馬到十來里外的一個農莊。幾天前我在這個農莊的鴿棚裡買了兩對鴿子,並作了放飛試驗,鴿子都飛回去了。只要波茨坦島上的橋被拆掉,我就可以用鴿子傳信。

    「我覺得我們還沒有闊到要把一百個金幣往窗外扔的地步;我苦思冥想,花了一些金幣,費了不少力,作了美好的打算,希望它們還會飛回來,最後還是放棄了。我放掉鴿子。我做對了還是錯了?我不知道;不過我並沒有明確的使命,而且有時人家對你干分外事並不領情。」

    一八二一年於柏林

    關於德國的報告草稿

    使節們都得到命令,在駐外期間,要對駐在國的政府與民眾狀況撰寫一份報告。這一系列的報告可能對歷史有用。今日人們也發出同樣的命令,只不過幾乎所有的外交人員都不服從。我在使團的時間太短,無法寫完長篇觀察報告。不過我還是寫出了草稿;我的工作耐性並非毫無效果。現在我又找到這份觀察報告:

    從拿破侖倒台之後,日耳曼聯邦引入的代議制政府在德意志喚醒了革命起初在這裡引發的最早的改革思想。這些思想帶著猛烈的力量,醞釀了一段時間:當局號召年輕一代保衛祖國,答應給他們自由。本世紀的科學知識有支持自由主義學說的傾向。年輕學生們在老師那裡發現了這種傾向。於是他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當局的許諾。在日耳曼的天空下,熱愛自由成了一種陰憂而神秘的狂熱崇拜,由一些秘密社團發起。桑德行刺嚇壞了歐洲。此人雖然帶出了一個強大的派別,其實他本人只是個平常的狂熱信徒。他判斷有誤,把一種平庸的思想當成卓越的思想:行刺的對象也選錯了,他除掉的只是一位作家。這位作家的才華不足以使他渴望統治帝國,也沒有多少征服者和帝王的威風,不值得挨上這麼一刀。

    設立政治調查法庭,取消新聞自由遏止了這種思想運動。但切不要認為它的力量消除了。德意志一如意大利,如今渴望政治統一。這種念頭遲早要甦醒,就看人的行為和事件的進展如何。人們在把它喚醒的同時,永遠可以確信會激起日耳曼人民的熱情。那些君主或者部長雖然可能出現在德意志聯邦的陣營,加快或者推遲這個國家革命的爆發,但絕不可能阻止人類一代代發展;每個世紀都有自己的一代人。今日在德國甚至在歐洲都不再有這種人了。人們從巨人墮落到侏儒,從廣闊的天地跌落到狹窄的溝谷。拜恩雖然有所後退,但是通過蒙熱拉先生組成的內閣,還是促使了新觀念的產生,而黑森的君主卻甚至不承認歐洲發生了革命。剛剛去世的君主希望他的士兵頭上撲香粉,身穿燕尾服,而這些士兵從前是熱羅姆?波拿巴的部屬;他把舊時的時尚當作古老的習俗,然而他忘了人們可以倣傚舊時的時尚,卻絕不會恢復古老的習俗。

    夏洛登堡

    在柏林,在北方,宏偉的建築都是城堡。單是它們的外觀就使人心情沉重。如果在土地豐饒,人口眾多的地區,見到這類要塞,能使人生出合法防衛的想法;婦女和孩子們或是坐在離哨兵有一定距離的地方,或是在那兒玩耍;他們與哨兵形成了頗為有趣的對照。而在荒涼無人,雜草叢生的地方見到一座堡壘,就只會使人聯想到人類的怒氣:如果不是針對貧瘠和獨立,這些城牆又是針對什麼而壘的呢?非得要我這樣的人,才會生出興致,來這些堡壘腳下轉悠,來聽在這些溝塹裡呼嘯的風,來看這些為防禦永遠也可能不會出現的敵人的護牆。這些軍事上的迷宮,這些面對面架在長草的凸角上的沉默的大炮,這些石頭的突出部位(那兒不見人影,沒有任何眼睛向你張望)如今令人難以置信地悲涼。在大自然和戰爭造成的雙重荒涼之中,你在一片開闊地帶的角堡下發現了一株雛菊。花神這麼適意地躲在這個遮風避雨的地方,讓你感到一絲慰藉。當我在意大利的城堡,看見一群山羊被拴在廢墟上,牧羊女坐在傘形松樹下;當我在耶路撒冷四周中世紀的城牆上,把目光投入塞德隆山谷,看見幾個阿拉伯婦女踩著礫石爬陡坡,那些場景無疑也很淒涼;但是歷史擺在那兒,現在的寂靜只是讓人更清晰地聽到過去的聲音。

    我借德?波爾多公爵受洗的機會請假,獲允後就準備動身。伏爾泰在給侄女的一封信中說,他看到斯普雷河奔流不息,流到易北河,易北河又奔流不息,投入大海,而大海接納了塞納河;他就這樣南下去了巴黎。在離開柏林之前,我最後一次去拜訪夏洛登堡:它既不是溫莎,也不是馬德里南邊的阿朗珠埃和那不勒斯附近的卡塞特,更不是楓丹白露:別墅背靠一個小村莊,周圍有一塊面積不大的英國式園林,從那兒可以見到外面的一些荒地。普魯士王后在這兒安息,對波拿巴的回憶再也不會擾亂她的生活。當年那位征服者帶著軍樂隊和在耶拿浴血拚搏出來的部隊突然出現在這裡時,在這個清靜的隱修所造成多大的喧鬧啊!正是在柏林,在把腓特烈大帝的王國從地圖上抹去之後,波拿巴才宣佈實行大陸封鎖,並開始考慮發動莫斯科戰役;他的言論已經給一個完美的王妃心中帶去了死亡:如今她安眠在夏洛登堡一個巨大的地下墓室裡;人們為她立了一尊美麗的大理石雕像。我應坎伯蘭公爵夫人之請,在墳墓上題了一些詩句:

    遊客:守墓人,告訴我,

    在蔭護這些泉源的參天松樹下,

    這座新建築是什麼?

    守墓人:遊客啊,有朝一日,

    你的生命之旅將會終結:

    這是一座墳墓。

    遊客:是誰躺在裡面?

    守墓人:一個充滿魅力的人。

    遊客:人家喜歡她嗎?

    守墓人:人家愛戴她。

    遊客:開門讓我看看。

    守墓人:你若擔心流淚,

    就不要進入。

    遊客:我常常為希臘

    或意大利流淚。

    有人從死者的盛大儀式拿來這塊大理石墓碑;

    是哪座墳墓出讓它以增加這裡的魅力?

    是安提戈涅還是柯爾內莉1

    1安提戈涅(Antigone),希臘神話底比斯王俄狄甫斯的女兒,因違抗新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陣亡的哥哥波呂尼刻斯,被拘禁在墓穴裡,就在那裡自縊。柯爾內莉(Cornelie,公元前一八九一—一一一○),古羅馬女子,西庇阿大家族的人,早年喪夫,含辛茹苦撫育兒子,是賢德的楷模。

    守墓人:美人的形象激發

    你的熱情;

    在我們的樹林中走過她的生命。

    遊客:是誰替她在這些

    飾有貼面的大理石牆上

    一頂頂地掛上她的王冠?

    守墓人:是些俊美孩童,

    她在塵世的貞潔

    使她得到這些寶貝。

    遊客:有人來了。

    守墓人:這是一位丈夫,

    他把腳步送到這裡

    悄悄滋養冥府的回憶。

    遊客:那麼他失去了一切?

    守墓人:不,他還剩王位。

    遊客:王位無法給他安慰。

    從柏林卸任到倫敦赴任的間隙——德?波爾多公爵的洗禮——給帕基埃先生的信——德叫白恩斯托弗先生的信——安齊隆先生的信——坎伯蘭公爵夫人最後一封信

    我到達巴黎,正趕上給德?波爾多公爵舉行洗禮。路易十四的孫子的搖籃是從國外郵購的,我曾有幸為它付過郵資,可是它也和羅馬王的搖籃一樣失蹤了。在與羅馬王不同的時代,盧韋爾的暴行可能確保亨利五世的君權。可是對於殺人犯罪的人,殺人不再是一種權利。

    德?波爾多公爵的洗禮舉行以後,人家又把我安排進內閣:把它奪走的是德?黎塞留先生,把它歸還的還是德?黎塞留先生;彌補過錯給我帶來的快樂,並沒有超過犯下過錯時給我造成的傷害。

    當我自以為將回柏林去看那些烏鴉時,局勢變得複雜:德?維萊爾先生退出了內閣。我忠於友情和我的政治原則,認為應該與他一同退出政壇。於是我致函帕基埃先生:

    男爵先生:

    本月十四日,您打算召我去府上,宣佈我必須再赴柏林任所。我榮幸地回答您,由於德?科比埃爾和德?維萊爾兩位先生似乎要退出內閣,我的義務就是追隨他們。在代議制政府的工作實踐中,同一觀點的人習慣於分享同一命運。男爵先生,習慣要求我做的事,榮譽命令我做,既然這不是得到,而是失去恩寵。因此,我現在書面向您重申口頭曾向您提出的要求:辭去駐柏林宮廷全權公使的職務。男爵先生,希望您能將我的辭呈放在國王腳下。我懇求陛下接受我的理由,並且相信,我對他屈尊給予的恩情深懷感激與敬意。

    我謹…………等等。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於巴黎

    我向德?伯恩斯托弗伯爵通報中斷我們外交關係的事件;他回信說:

    子爵先生:

    雖說長久以來我就期待您的消息,可我還是為此深感不安。在這種微妙的局勢裡,促使您作出決定的理由,我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是,除了在這個國家,人們對您的普遍敬佩又增加了新的理由以外,人們在長久擔心的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得到證實之後,也更覺得惋惜。國王本人與王室成員都深感遺憾。這種感情,我只等您返回任所時才向您正式表示。

    我懇求您保留對我的回憶和好意,並且接受我再次表示的不可侵犯的忠誠和崇高敬意。

    伯恩斯托弗

    一八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於柏林」

    我趕快向安齊隆先生表示友情和遺憾。他那封十分精彩的回信(撇開對我的讚揚)值得轉述如下:

    先生,大名鼎鼎的朋友,您真的要離開我們,無可挽回了麼?雖說這悲傷離別我早有預見,還是被它搞得十分難受,就像未曾料到似的。其實我們有資格把您留下,有資格擁有您,因為我們至少有一點小小的長處,就是感受,承認和欽佩您勝過別人的地方。要是對您說,皇上,各位親王,朝野上下都捨不得您走,那是讚揚他們,而不是讚揚您;要是告訴您,我為這份依依不捨的感情感到欣慰,我為我的祖國感到驕傲,我與他們一樣捨不得您走,這又遠不是實話,而且也讓您領會不到我的感受。請允許我認為,您十分瞭解我,完全可以看出我的心。即使這顆心指責您,我的頭腦也不但完全寬恕您,而且還要對您高尚的舉動,對您奉行的原則表示敬意。您本來就該給法國來一個深刻的教訓,作一個光輝的榜樣,現在,您在拒絕給一個缺乏自知之明,或者沒有必要的精神勇氣退出政壇的內閣效力時,還清了這兩筆夙債。在一個代議制的君主國,部長們和把部長擺在最重要位置加以使用的人應該組成一個清一色的內閣;這個內閣的各個部分應該緊密團結。在那裡不像其他內閣那樣,朋友要分開;在那裡朋友相互支持,共同進退同上同下,甚至一同垮台。您已經身體力行,與維萊爾和科比埃爾兩位先生同進同退,向法國表明了這個準則的切實可行。同時您也讓法國明白,事關原則之時,就不要考慮個人的陞官發財。即使您的原則不具有理性、良知和歷代的經驗,但只要有您這樣的人在這些原則指導下所做的犧牲,就足以使人作出對這些原則有利的,在懂得尊嚴的人看來是有力的推斷。

    我焦急地等待下次選舉的結果,以便為法國占星算卜。下次選舉將決定法國的未來。

    再見,大名鼎鼎的朋友;希望不時地從您所居的高處,灑下幾滴甘露,以滋潤一顆始終愛您敬佩您的心。這顆心只要還在跳動,就不會中斷對您的感情。

    安齊隆

    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於柏林

    我不再為自己和朋友的命運操心,只是關心法國的利益,便把下面這份照會交給御弟大人:

    照會

    倘若皇上垂詢,我為了他的辦事機構的利益,以及法國的安寧,將提出以下條陳。

    任命盧阿耶—柯拉爾1先生,將使選舉院偏左的中間派滿意;不過我認為如果在貴族院或者眾議院選一個持中間觀點的有功之人入閣,和平會更有保障。

    1盧阿耶—柯拉爾(Royer-Collard,一七六三—一八四五),法國政治家,空論家。

    再從獨立的右派眾議員中選一個入閣;

    按這種思想來分配各部實職。

    至於要辦的事:

    在合適的時候推出一部有關新聞自由的完整法律。撤銷追究意圖和隨意審查這兩條。準備一部市鎮法;完善七年任期法,把有被選資格的年齡定在三十歲。一言以蔽之,手持憲章前進,勇敢捍衛宗教,既要反對褻瀆宗教的行為,又要防止宗教狂熱對宗教本身帶來危害。

    至於外事工作,國王的部長們應該以三件事為目標:法蘭西的榮譽、獨立與利益。

    新法蘭西現在是百分之百的保王國家,但它也可以變成百分之百的革命國家:只要依法行政,我以頭顱擔保,可享幾百年的太平;要是違法或者亂法,我就只能擔保幾個月的前程。

    我和我的朋友準備竭盡全力,支持按上述基本條件組成的行政機構。

    夏多布里昂

    一個女人味蓋過王妃味的聲音來補償一種不斷變化的生活的痛苦。坎伯蘭公爵夫人的字跡如此潦草,我都幾乎認不出來了。信上署的日期是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這是我最後一次收到的這位王妃的親筆信。唉!那段時間在巴黎支持我的其他高貴女友都已離開人世!難道我還要如此頑強地留在塵世,比我所依戀的人都活得長久?那些越老越糊塗,活夠了日子記不起事來的人是多麼幸福啊!

    財政部長德?維萊爾先生——我被任命為駐倫敦大使

    德?維萊爾和德?科比埃爾兩位先生辭職不久,內閣就解體了,於是如我所預料的,我的朋友們又回到內閣:德?蒙莫朗西子爵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德?維萊爾先生為財政部長,德?科比埃爾先生為內政部長。我在前面那些政治行動上參與太多,對輿論的影響又太大,以至於人家不可能把我晾在一邊,於是決定派我去倫敦使館,替換德卡茲公爵先生:只要把我打發到遠方,路易十八總是同意。我去向他表示謝忱。他對我談起那位寵臣,言語間流露出恆久不變的眷念,這種感情,在君王身上真是少見。他請我在喬治四世頭腦裡抹去對德卡茲先生的成見,並叫我忘掉從前與那位前警察大臣的分歧。這位君主受過那麼多苦難,都不曾流下一滴眼淚,現在卻為曾經有幸成為他朋友的人可能吃過的苦頭動情。

    我的任命喚醒了記憶:腦海裡又浮現出夏洛特的身影;我的青春歲月,流亡生活帶著它們的苦與樂又出現在眼前。人類的弱點讓我把重返故地當成一種快樂:當年我在那邊默默無聞,勢單力薄,如今已是名聞遐邇,手握大權。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怕海,不敢過海峽,於是我單身赴任。使團的秘書們先我動身。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改定

    一八二二年——倫敦發的第一批公函

    正是一八二二年在倫敦,我才連續寫出了這本回憶錄中最長的部分,其中包括我去美國旅行,返回法國,結婚,上巴黎,與兄長同赴德國流亡,從一七九三年到一八○○年在英國居留,以及在那兒吃的苦頭等內容。那裡面有對古老的英格蘭的描寫。由於我一八二二年擔任駐英使節時又描寫了英倫風情,因此對一七九三年到世紀末的人物與風俗的變化感到吃驚。我自然而然地把一八二二年看到的景象與在海峽對岸流亡七年的所見所聞作比較。

    因此,有些事情,我本該放在倫敦當大使期間來敘述,卻已經提前寫過了。到我魂牽夢繞的地方舊地重遊時我的激動,感受,我在前面已經說了。可是,你們也許沒有讀那部分?你們做對了。現在,我只要告訴你們,我在敘述倫敦任職期間的事情時留下的空白在哪兒補上就行了。因此,我一八三九年寫這些文字時,心卻是回到了一八二二年和一七三三年的死人中間。

    一八二二年四月,我在倫敦,距薩頓夫人(即當年的夏洛特)有四百來里。我在肯辛頓公園散步,帶著新近的印象和年輕時的往事:年代的混雜在我身上造成了記憶的混雜。日趨衰弱的生命如希臘科林西亞城的大火,把繆斯與愛神的青銅雕塑、三角支架與墳墓混合在一起。

    當我下榻到波特蘭廣場賓館時,議會還在休假。副國務秘書普朗塔先生以倫敦德裡侯爵的名義,建議我去北克萊吃晚飯。那是那位大貴族居住的鄉間別墅。別墅朝花園的窗前,長著一棵大樹;遠處可看見幾塊草場;周圍的山丘上長著小塊小塊矮林,使這塊地方的風景與英國平常的風景不同。倫敦德裡夫人作為侯爵夫人和首相夫人,名聲十分顯赫。

    我四月十二日的第四號公函敘述了與倫敦德裡侯爵的初次會晤;它涉及了我將料理的事務:

    子爵先生:

    前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我去了北克萊,與倫敦德裡侯爵會談。茲將會談情況榮幸地向您報告如下。飯前會談了一個半小時,飯後又繼續,但沒有飯前自在,因為有外人在場。

    一開始倫敦德裡侯爵再三瞭解皇上最新的健康狀況,明顯地顯示出政治上的關注。我在這方面讓他放心後,他又談起我國內閣的情況,對我說:「它穩定了。」我答道:「它從來就沒有不穩過。由於它屬於一派人,只要這派人在議院占主要地位,它就不會倒。」於是我們由此談起選舉:我告訴他夏季開會有好處,可以在財政年度內恢復秩序,他聽了我的話似乎有些吃驚;看來在此之前,他一直未弄清楚這方面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談起了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的戰爭。倫敦德裡侯爵在談論軍隊與士兵時,似乎與我們的前任內閣觀點一致,認為我們調集大軍將有危險。我駁斥了這種觀點,指出帶領法國士兵參戰沒有任何值得擔心的;法國士兵看到敵人的旗幟決不會叛變;我還指出,我們剛剛擴充了軍隊,如果必要,明日還可以擴編,毫無困難;說實話,在一個駐防區裡,可能有幾個士官會喊「憲章萬歲」,但是到了戰場上,我們的擲彈兵們都會高呼「國王萬歲」。

    我不知道這個重大政策是否讓倫敦德裡侯爵忘了販賣黑奴;他一個宇也沒跟我談起。換了話題之後,他又跟我談起美國總統送來的文書,要求和會承認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我對首相說:「商業利益可能從中得到某種好處,可是我不相信政治利益能得到同樣的好處。世界上共和思想已經夠多了,再增加下去,會愈來愈危害歐洲君主國的命運。」倫敦德裡侯爵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對我說了這些值得注意的話:「至於我們(英國人),根本不準備承認這些革命政府。」他說的是真話嗎?

    子爵先生,有關重要的談話,我是應該原原本本地向您複述的。但是,難道我們沒看到,英國或遲或早會承認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公眾輿論和商業活動會迫使它承認的三年來,它已經花費巨資,與巴拿馬地峽南北暴動的省份秘密地建立聯繫。

    簡而言之,於爵先生,我覺得倫敦德裡侯爵先生是一個睿智的人,精通古老的治國行政方法,說話也許不夠直宰,慣於搞馴服外交,聽到一種更適合法國的說法時覺得驚訝,卻不會覺得不快;總之,他與一個保王黨人交談,難免不感到驚異,因為七年來人家一直告訴他,這人是個瘋子和傻瓜。

    致

    禮!

    我謹……等等。

    一八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於倫敦

    一如所有的駐外使館,倫敦使團既要辦理這類一般事務,也要處理一些特別事情。我曾受理了菲茨—詹姆斯公爵先生的訴狀,英國船隻「伊莉莎—安娜」號的官司,和澤西島漁民濫捕格蘭維爾蠔群的訴訟案。我不得不用一點腦子去裝提出要求者的材料,為此感到遺憾。當人們在記憶中搜索時,碰到厄斯瓊、科平格、德列日和皮弗爾這些先生是很討厭的事。可是,再過幾年,我們還會比這些先生更有名?有一個叫博納先生的人在美國逝世了,法國所有叫博納的人便都給我寫信,要求繼承那人的遺產。那些折磨人的傢伙還在給我寫信!可是現在是該讓我安靜的時候了。我回信告訴他們,因為發生了王權倒台的小事件,我不再管這種事兒了,可是他們堅持己見,硬要繼承。

    至於東方,需要回憶一下君士坦丁堡的幾個大使。我預計英國不會跟隨大陸同盟行動,便向德?蒙莫朗西先生作了通報。人們原來擔心俄羅斯與土耳其宮廷決裂,其實這事並未發生:亞歷山大的節制推遲了決裂的時間。我為這事來來去去,觀察推測,費了不少力;我寫了不少公函,它們和關於未邃事件的報告一起,送進了檔案館,在裡面發霉。比起我那些同事,我至少有一點優勢,就是並不看重自己的工作。我看著它們和人類失落的思想一起墜入忘川。

    議會於四月十七日復會。十八日國王回宮。十九日我進宮晉見。在十九日的公函裡我報告了晉見的情況;那封信是這樣結尾的:

    英王陛下話語緊湊,話題多變,我沒法把皇上特意交辦的事情告訴他。不過他還會接見我,下次會有機會說的。

    與喬治四世談論德卡茲先生——合法王權治下我國外交的高尚表現——議院開會

    王上特意交代我跟喬治四世說說有關德卡茲公爵的事情。後來我完成了使命:我對喬治四世說,路易十八聽說他的使節受到冷遇,很是氣惱。喬治四世回答道: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聽我說實話:我並不喜歡德卡茲先生的使命;這對我是略為輕慢了點。一個寵臣,沒有別的功勳,只不過得到主子的聖眷,我是顧著與法蘭西國王的友情,才接受了他。路易十八很看重我的善意,本來這是對的;可是,我總不能寬容到對德卡茲先生以大禮相待的地步,因為要是那樣做,英國會感到傷了面子。不過請轉告貴國國王,他派您來向我提出此事,我深受感動;我永遠樂於向他表示真正的敬意。」

    聽了這番話,我的膽子也大了,便把腦子裡想起來的對德卡茲先生有利的話都對喬治四世說了。他半用法語,半用英語回答說:「好極了!您是個真正的紳士。」回巴黎後,我把這次談話的情形報告了路易十八:他顯出感激我的樣子。喬治四世跟我說話,像個有教養的君主,但又像個性格平易的人;他之所以不顯得嚴厲,是因為他有別的考慮。然而與他開玩笑可得講分寸。有一個與他同席吃飯的人曾經打賭,說他要是請喬治四世拉鈴,喬治四世就會拉鈴。果不其然,喬治四世真的拉了鈴,只聽他吩咐值班侍從說:「把這位先生趕出去。」

    我腦子裡始終想著的,是使我們的軍隊恢復實力與光榮。四月十三日,我致函德?蒙莫朗西先生:「子爵先生,我冒出了一個念頭,想聽聽您的看法:在與奧地利駐倫敦大使埃斯泰爾哈吉親王聊天時,我暗示他,如果奧地利軍隊需要從皮埃蒙特撤出部分軍隊,我們可以頂替上去。作為會談,您覺得這樣妥當嗎?最近傳說我們的軍隊在多菲內集結,這給我提供了一個有利的題目。一八二一年六月皮埃蒙特發生暴亂的時候,我曾向前內閣提議在薩瓦駐兵(參見我從柏林發出的一封公函)。前內閣拒不採取這個措施,我認為它是犯了大錯。我堅持認為,在意大利駐紮部分法軍,將對輿論產生重大影響,皇上的政府可以從中獲得巨大光榮。

    證明復辟王朝時期我們外交高明的事例不勝枚舉。可它們對於黨派有什麼關係?明明維羅納會議就擺在那兒,明明那些外交文獻無可爭議地顯示,除了俄羅斯,整個歐洲都不願意打西班牙戰爭,可今天早上還有一家左派報紙宣稱,同盟國曾強迫我們充當他們的憲兵,去打西班牙戰爭。其實不僅歐洲不願意打,而且英國還公開表示厭惡那場戰爭,甚至奧地利還暗中以不那麼高尚的手段來反對我們打那場戰爭。這個事實並不能阻止明天又有人撒謊;人們甚至不願勞神去考查一下問題,讀一讀人家沒有讀過就妄加評論的東西!任何謊言,只要重複幾次就成了真理:人類的輿論怎麼鄙視都不過分。

    四月二十五日,小羅素勳爵在下院就國家在議會的代表狀況提出一項動議:坎寧先生表示反對。接下來他也提出一項議案,撤銷部分剝奪貴族院天主教議員投票權和出席議會會議權利的文件。我出席了這幾次會議,坐在議長讓我坐的羊毛絨椅上。坎寧先生一八二二年出席貴族院的會議,他的提案遭到否決;老財政大臣的一句話讓他十分不快:那位先生在談到提案的作者時,輕蔑地叫道:「有人肯定地說他會動身去印度:咽!讓他去吧,這漂亮紳士!讓他去吧!一路順風!」坎寧先生出門時對我說:「我不會放過他的。」

    霍蘭勳爵演說十分精彩,不過還是少了福克斯先生的風采。他常常就地轉身,背朝大家,對牆說話。大家叫著:「聽啊!真來勁!」對這怪異的舉止毫不反感。

    在英國各人都盡可能表達自己的想法,都不會使套子耍花招;說話的人無論聲音還是用詞都不相似。聽的人很有耐心,即使說話人說得不流暢,大家也不介意:就讓他含糊不清,讓他結結巴巴,讓他去想詞兒吧,只要他說出幾句理智的話,大家就覺得他「演說精彩」。這種保持自然本色的人的多樣性最終還是讓人愉快的,因為它打破了千人一面的單調。確實,只有極少數貴族和下院議員起了身。我們始終坐在一個舞台上,說話行動都像是一絲不苟的木偶。我先在柏林那秘密而靜穆的君主制下待過,以後又在倫敦公開的鬧鬧嚷嚷的君主制下當差,這段經歷對我是有益的一課:從處於一種制度兩端的兩個民族的對比中,我們可以得到某種教益。

    英國社會

    國王的駕臨、國會的復會、歡樂季節的開始,這些事把職責、事務和快樂攪和在一起:人們只能在宮廷、舞會和國會見到那些部長大臣,為了慶賀陛下的誕辰,我出席了倫敦德裡侯爵府上的宴會,又出席了倫敦市長在遊艇上舉行的酒會。遊艇溯流而上一直駛到了裡斯滿。我更喜歡威尼斯海軍兵工廠的小型豪華戰船,它只帶著對一位位總督的回憶1,和一個維吉爾的名字。從前過流亡日子時,我瘦骨鱗峋,打著赤膊,雖說不是西庇阿2,卻也曾在市長大人的豪華遊船擦過的那一帶岸邊打過水漂漂。

    1威尼斯總督在每年升天節都要從豪華戰船上把一個金戒指扔進亞德裡亞海。此舉象徵威尼斯與大海的結合。

    2西塞羅在《演說辭》第二卷曾提到西庇阿童心不泯,在海邊打水漂消遣。

    我也在倫敦城東,薩洛蒙家族的幼支,羅思紫爾德先生家吃過飯:在那兒我能不吃嗎?烤牛肉與倫敦塔的壯麗獨一無二,魚有那麼長,都見不到尾;婦人和阿比嘎依3唱得一樣好,我只在那兒見到那樣的女人。我大口吞飲托卡依葡萄燒酒的地方,就離當年我幾乎餓死,只能以一罐罐清水充飢的地方不遠。我躺在舒適柔軟的轎車裡頭,身下是小塊絲墊,瞧見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當年,我曾在這個教堂關了一夜,也曾同安崗和封塔納一起,一身泥水,在這個教堂周圍散步。我住的賓館,租金高達三萬法郎。從那裡望得見我表弟拉布埃塔代住的閣樓間。那時他穿著紅袍,坐在一張借來的破床上彈吉他。我曾給他提供住處,讓他跟我住在一起。

    3阿比嘎依(Abigail,生卒年月不詳),猶太女子,善唱,大衛王聽其歌聲,不知不覺墮入情網。

    當年我們曾在布列塔尼一個議員的提琴伴奏下翩翩起舞。但現在我參加的,不再是那種流亡貴族的小型舞會,而是柯利內特領導的阿爾邁克舞場1,這是倫敦西區最高貴的婦人們支持的公共舞會,它給了我很多快樂。老年人和年輕的紈褲子弟都在那裡露面。在那些老者中間,滑鐵盧戰役的勝利者2最引人注目,他帶著一身的光榮加入四對舞,就像向女人設下一個圈套。在年輕人中間,最出類拔萃的要算克蘭威廉勳爵。據說他是德?黎塞留公爵的兒子。他做了一些令人敬佩的事情:他騎馬跑到裡斯滿,途中兩次落馬,又從那裡跑到阿爾邁克舞場。他發音的方式有點像亞西比德,讓人聽了陶醉。議會每一次開會,倫敦上流社會幾乎都要改變一次發音和說話的方式,更換一些流行詞兒。一個誠實人認為自己學會了英語,過六個月來到倫敦,會驚異地發現自己學的那點東西早過時了。在一八二二年,上流社會的時髦人第一眼讓人看到的,應該是一副不幸的,身體有病,潦倒落魄的樣子;他應該有些不修邊幅,指甲老長老長,鬍鬚殘缺不齊,也不修剪,在失望憂愁之中,不留神就長長了;一咎頭髮總是迎風翹起,目光深沉、憂傷、困惑,具有掩飾不住的魅力;嘴唇緊抿著,顯出對人類的輕蔑;內心像拜倫一樣覺得煩悶無聊,浸透了人生的神秘和厭倦。

    1參見第一卷第二百四十六頁。

    2指威靈頓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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