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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平去，當時叫北京。當時湖南有許多學生打算用『勤工儉學』的辦法到法國去留學。法國在世界大戰中曾經用這種辦法招募中國青年為它工作。這些學生打算出國前先去北京學法文。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在一批批出國的人裡面有許多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其中大多數後來成了著名的激進分子。徐特立也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他放棄了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席到法國去，這時他已經40多歲了。不過他到1927年才參加*黨。
紅樓內的李大釗紀念堂
和*在校工作處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持這個運動，但是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瞭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從現在任中法大學校長的本石曾那裡學習法文，我卻沒有這樣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我是向朋友們借了錢來首都的，來了以後，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後來成了中國*黨的一位創始人，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裡，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黨，之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黨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後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入了三黨；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也是在這裡，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我已經把這種情況的背景告訴你了。可是就在這時候，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來說，我正在找尋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采、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裡。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裡，在故宮的庭院裡，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桂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前往上海。」
……
「我回到長沙以後，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運動以後，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學生的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筆；這是湖南學生的報紙，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現代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特別是新民學會，都激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這傢伙很壞。我們領導了一次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撤換他，並且派遣代表團分赴北京和西南進行反張的宣傳，因為那時孫中山正在西南進行活動。張敬堯查禁了《湘江評論》來報復學生的反對。」
「於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裡組織反軍閥運動。新民學會把反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成為普遍的反軍閥的宣傳。為了促進這個工作我擔任了一個通訊社社長的職務。這個運動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張敬堯被譚延*了，長沙建立了新*。」
……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的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黨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的組織上，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陳獨秀對於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是很有幫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