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炯錦
約兩年半以前，劉紹唐先生囑為傳記文學寫一篇我在北京大學受學時的回憶。因彼時正忙於辦理行政院法規整理委員會的結束事項，未能報命。原打算在去年北大校慶以前，抽暇草擬，不意有許多筆債和事務待辦，以致遲遲未能著手。現在又快到今年校慶了，只得將過去在北大六年而今仍能記憶的瑣事拉雜追敘，如有錯誤或欠正確之處，尚希閱者指教。
*六年夏，看見北大招生的廣告，應考資格有同等學歷一項。彼時我在天津南開中學剛修完二年級的課程，乃報名投考預科，因物理化學尚未修習，乃請高班同學指導，補習了一月。考試結果，幸被錄取，編入文預科一年級甲班。次年章程修改，非中學畢業不能應試，故我跳越了兩年轉學北大，實屬幸運。
南開中學一切很認真嚴格，教員按時上下課，每學期的功課均按時教完。學生則聞上課鈴即入教室，請假須合規定，不得無故缺課。有月考、期考、年考，月考成績差者，教員予以責備警告，期考有不及格的課者補考，年考不及格者降級。故教與學均兢兢業業的進行。初入北大，甚感不慣，上課鈴響時，好些教員常遲延十分鐘左右，方到教室，但下課鈴響後，仍繼續講之不休，下一課的教員如守時，學生簡直無法休息。有些教員上課兩三星期，尚未*正題，有些教員編發講義，但過數星期後，又作廢另發。月考甚少，且不認真。故當時很奇怪北大系馳名全國的好學校，何以如此隨便？但一學期未滿，我即體認北大的長處。教員們多系學識豐富之學人，他們開始講的很多題外話，對該課以後的深入瞭解，大有功用。有些教員的功課雖未能按時講完，但確有許多心得，轉授給學生。只要學生肯用功，則其所得到的益處，當遠超過按課本逐章逐節的講解。所以我常想倘能以南開的謹嚴，與北大的啟發，合併用於教學，當可以使大多數學子都有成。
北大的前身，為清代已成立的京師大學堂，監督及以後的校長，均系大官充任或兼任，學生們亦多僚氣與暮氣甚深。我初入學時，尚聞人論說：北大老舊，高師窮苦，清華洋氣。但事實是：自六年一月蔡孑民先生接任校長後，揭示「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並勉學生以三事：一、研究學問，二、砥礪德行，三、敬愛師友。同月規定教員擔任教課鐘點辦法六條。四月停聘學術標準不合在大學任教之外國教師。是年冬組織學術講演會，並創刊《北京大學日刊》、《月刊》。故自蔡先生來北大後，學校已逐步改進。加以他豁達的氣度，遠大的眼光，以及和藹可親的態度，已經使師生們均受其感召，而追求進步及革新。是年秋季開學上課未久，就覺得我們班上的教員，大多數都是學識豐富而有見解，如馬裕藻講中國學術文，朱宗萊講模範文，錢玄同講中國文字學，楊敏曾講中國史，何炳松講世界文明史（後改稱西洋文化史），田北湖講中國地理。雖然他們的口才有巧有拙，表達的有條理或乏系統，但令人覺得他們所講均系內容充實，並有獨到的見解。其所編講義之文字亦很優美。
這時候北大有很多著名的教授：在文科者如黃侃（季剛）、黃節、陳漢章、梁漱溟、辜鴻銘、劉師培、陳大齊、陳獨秀（文科學長）、胡適、沈尹默、沈兼士等，法理兩科亦有許多馳名教授。他們的著作及其在報章雜誌所發表的文章，均受人們的稱許、推崇，或引起辯駁。但著名的學人中，亦有些行為不檢，生活浪漫，使人駭異。蔡先生乃於*七年提倡組織進德會，會員分三類：一類是不嫖不賭，不納妾；一類是除上述三者外，並且不吸煙，不飲酒；一類是除上述五者外，尚須不食肉類。這一個會以後事實證明，沒有發生多大效力。但蔡先生婉請素行不檢的教職人員入會，一年以後將學術聲譽甚高、而其私生活仍舊糜爛的幾個教授不予續聘。故蔡先生雖認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故「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但不許「誘學生而與之墮落」。所以他雖注重邀請飽學之士任教，使學生的知識增進；但亦注意學生品德的修養。故教員的行為苟有影響學生墮落的危險，則無論其學識如何淵博，亦不能不割愛使其去職。
這一時期，我國學術界有新舊之爭，北大的教員們，如胡適之、錢玄同、沈尹默等，常發表白話文、白話詩，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主張以科學的方法，整理我固有的各家遺著，返還古哲人們學說的本來面目。校內外的反對者們，乃以為他們「離經叛道」「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校外把殘守缺之士如林琴南先生者，竟信以為實，於八年三月在《公言報》，公開發表致蔡校長書，有云：「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為自感*，於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僕方以為擬於不倫，斥袁枚為狂謬，不圖竟有用為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勝辯，置之可也。彼又雲武為聖王，卓文君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餘唾；卓吾有*行，故發斯言。」
蔡校長閱報後，乃即寫「為說明辦學方針，答林琴南君函」，送《公言報》發表，茲擇要節錄數段如下：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諑紛集為北京大學借，甚感。惟謠諑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為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諑，而加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諑為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以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鏟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請分別論之。
對於第一點，當先為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鏟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鏟倫常」之言論者乎？
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者為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征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曰覆孔？
次察「鏟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尚無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於男子之節*。近年於教科書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娶妾兩條。不嫖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為增進智識之需，寧有鏟之之理歟？
……公所舉「斥父母為自感*，於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所謂「武為聖王，卓文君為賢媛」，（李贄所說）何人曾述斯語，以號於眾，公能證明之歟？
對於第二點當先為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之語相等？
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科，所據為課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於《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為白話體者，惟胡適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意？」大學教員所編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絕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為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注》，《十三經註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為類似集注，類似註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豈能解乎？……
又次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為文言。小仲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為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溥，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論說，盡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作人諸君，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其瞭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左：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則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
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漿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人有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通姦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
蔡先生這篇答林琴南書，實吾國新舊爭論時期之一件重要文獻。把他辦學的宗旨與苦心，說的極為清楚。處吾國一處落後的情況下，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大學將延聘不到良好教員，學校一定無法辦好。故他只得取人之長，而不重要其短。他說「復辟主義，*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於學校耶？」因為他對延聘教員系取人之長，期使學生得受良好教育。他們之中，如有在校外發表不法言論者，苟觸犯國法，自應由政府依法取締。學校既不能庇護，亦不能代負其責任。
蔡先生「為說明辦學方針答林琴南君函」發表於*八年三月十八日。此後不到兩月，即發生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對吾國政治教育文化及社會各方面，都發生很大影響。因人們對之看法與瞭解不同，故其為功為罪，尚無定論。筆者於五十八年九月《傳記文學》曾有評議，不再重述。「答林琴南君函」對於容許以白話文編講義及講授課的道理，說的清楚合理。對於以後白話文之通行，有很大的影響。因五四以後人們對於一切革新，無論批評或讚揚，都認為系五四造因；對蔡先生替白話文的辯護，反少注意。故本文對蔡先生此函括引特多，期使閱者瞭解白話文發展經過之*。
在大學預科受學時期，有幾件瑣事，常留在我的記憶中：在民六的冬季，學校規定凡學年考試國文、英文或數學，有一課不及格的學生，不得升級，當時大家都兢兢業業，惟恐以此留級。而學年考試終結，確有好些人未能升級。可惜此項規定以後未克繼續實行。因為五四前後，有些學生自己的學業很有成就，卻主張學校應該廢棄考試。猶憶蔣夢麟先生答覆一個學識很好的學生朱謙之的信，被其公開發表。蔣說：要文憑就要考試，不要文憑就可以不要考試。朱答覆說：讀書為求學問，本來他就沒有想要文憑。朱君既未參加五四運動工作，思想亦不左傾，是一個研究國學的人，著有《周秦諸子通論》，但他極力主張學校廢棄考試，這種廢止考試的呼聲，很影響考試的嚴格認真。可見一個國家到了窮則變的時代，自難免眾說紛紜。將民初以來諸多變化，都認為由於五四運動，未免只見一斑，未窺全豹。
當時有一個馳名的經史學教授黃季剛先生，為學人們所崇仰。但其行動常令人感覺奇怪駭俗。有一天在北大理科大門口，與一個拉人力車者對罵，他旋罵旋向校內行走，惹得許多人圍觀。有一天下午，我們正上課時，聽得隔壁教室門窗響動，人聲鼎沸。下課時看見該教室窗上許多玻璃破碎，寂靜無人。旋聞該班一熟識的同學說：「黃先生講課時，作比喻說：好像房子塌了，言畢，拿起書包，向外奔跑。同學們莫明究竟，遂跟著向外跑。擁擠的不能出門，乃向各窗口衝出，致將許多玻璃擠碎。我那時雖知有胡適之先生，主張文學革命，但尚未見過胡先生本人。只聽同學們常說：胡先生教中國哲學史，方法新穎，內容豐富，大受聽講的學生歡迎。民七的一晚，同宿舍的狄君武學長約我同往理科餐廳聽音樂演奏。離我們不遠，坐著一位身著黑布長袍馬褂，面容憔悴，頭髮甚長，鬍鬚未剃的人。覺得甚奇特，詢狄為何人？他說是胡適之先生，因胡遭母喪未久，乃穿孝服，不剃鬚發。我時常想：黃深研我國經史，應是衣冠整齊，態度嚴肅的人，胡被譏為反對舊文學舊禮教的人，應是不守傳統規範不拘於小節的人。但在看見過他們以後，覺得與我的想像完全相反。
民八秋我入北大哲學系，當時北大除本系少數學課外，可以選修旁系許多功課，且可隨意去到別班聽講。所以沒有固定的課堂與座位。以此北大學生養成一種奇特習慣，在講堂連桌並坐的人，很少彼此交談，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間住的人，終年少有往來，且相遇時亦少彼此招呼。所以無論在政治或學術方面，人們說北大派如何，如何，與真相實在太不符合。北大在五四前後，有少數學術性或政治性團體，如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國故社、共進社、民治主義同志會等。但每一團體多則一百餘人，少則數十人或數人，絕沒有一個能代表全體的北大派。因為北大主張學術自由，團體與團體，以及教員、學生，個人與個人之間，見解諸多不同，而且有時互相公開批評。如胡適之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一些可疑之點。梁先生在學校大禮堂公開講演，為他的見解辯護，並指出胡先生的批評欠當。同學易家鉞與蘇梅女士因見解不同，在報刊上激烈爭辯，乃至發有穢語，引起不少同學對之攻擊。故北大在學術上有許多小派別，但絕無一個北大派。同學對於教師，亦多不以其學術派別不同，有所好惡。只要其學識確實優良，對之同樣敬重。例如留英回國的傅佩青先生，在北大教學一年，與幾位留美而受同學歡迎的老教授，見解不合，辭職他就。有不少同學，對之依依惜別。傅甚感動，願無酬為之教西洋哲學史，我亦曾往聽過。梁漱溟先生教學時，對留歐美學者之見解，常有批評，甚至對全校擁護之蔡校長的論「仁」，曾有嚴刻的評議。蔡先生給「仁」的定義是：「統攝諸德完*格。」梁謂這種定義叫人無可批評，但其價值亦僅止於無可批評。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認為是曹雪芹描寫其家室與身世的一部小說。並批評蔡先生的考證，說：寶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謎，猶如有人猜「無邊落木蕭蕭下」為日字一般。蔡先生雖不同意梁、胡兩位的意見，但對他們的學問，非常讚許。故北大對學術研究，確是思想自由，但沒有統一的思想以成立一個派系。
北大在民九春季，允准女生入學旁聽，在吾國教育史上，實應屬一件大事。因為在*初年，男女的界限甚嚴。不但沒有男女同校的學校，一般娛樂場所亦男女分座，不能相混。記得有一對新婚夫婦欲同往城南遊藝園聽戲，但限於規定，不能並座。其夫異想天開，乃妝扮成女人，與妻同坐婦女席。不幸被發覺，警方以其傷風敗俗，竟將其夫遊街示眾！不但未受*指摘，衛道的人對警方之處罰，且加稱讚。故北大容納女生旁聽，現在看起來，何足驚奇，但在當時確係駭俗。以後曹錕、張作霖打倒安福系時，他們曾在宴會席上面告衛戍司令王懷慶說：聽說有個蔡校長讓男女同校，敗壞風俗，可拘押究辦。教育總長范源濂解勸說：「蔡是書生辦學，並無其他作用，請不必追究。」以此就可知當時允女生在男校旁聽，實是一件責任嚴重的大事。茲略述起初容納女生入學經過，及其在校情形如下：
民八夏，有一個甘肅籍女生鄧春蘭向北平報紙投稿多次，主張各學校應准許女生入學，引起報界注意，多有同情之評論。彼時北大招新生的考期已過。民九春有一江蘇籍女生王藍，請求入校旁聽，旋獲允准。遂有好些女生，援例請求。共收多少女旁聽生，我不清楚。因在哲學系一年級受學，我們的班上，當時有三個女生，其座位縱排在一般學生座位的右前方。她們態度很莊重，少言笑，更少見其與男生談過話。她們之一，名趙懋華者，在抗戰前，曾任立法委員。同年秋北大正式招收女生，與男生不復分座聽課。北平其他各大專學校亦准女生受學。
民八秋蔡校長被挽留返校後，鑒於學生為校長去留，迭次發生*，乃宣佈其教授治校的構想，並邀蔣夢麟先生來校協助。北大原分文、理、法三科，每科設一學長負責。不久改組，廢學長制。北大原分三院辦理校務，文科在沙灘，理科在馬神廟，法科在譯學館。改組後原來文科辦事的地方名第一院，理科的名第二院，法科的名第三院，好像與原稱文科、理科、法科，沒有實質上的區別，其實則大不相同。改組後各科學長廢除，各學系的事宜，均直歸教務長指導管理，院只成為學校一部分地方的名稱，而非管理校務和機構。文科學長陳獨秀遂於此時離校。學校各學系均設一主任，由各系主任選其中一人為教務長，直接管理教學事宜。各事務單位之上，設一總務長，負責指導一切事務之進行。各教授合組評議會，學校重要事項，提由該會決議。校長室設一秘書，負責與各單位聯繫。北大第一任總務長由蔡校長聘蔣夢麟先生充任，教務長則馬寅初先生當選。前者我離校時仍為蔣先生，後者則馬任職未久即辭去，由何育傑、胡適之、顧孟余諸先生相繼擔任，顧先生最久，我畢業以後，他尚繼續任職。民十二我畢業後，不悉在何時北大及其他各大學均於教務長之外，又設各院院長，分理各院事宜，且系聘任，與蔡先生當時教授治校之用意，大不相同。
蔡先生於民九冬奉派赴歐美考察教育，於考察期間，其校長職務，由蔣夢麟先生代理。他於十二月底抵法，其後赴比、德、奧、意、瑞士、瑞典、荷蘭、英、美各國考察，於八月中旬代表出席夏威夷太平洋教育會議後返國。在其出國期間，因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經費，各校教職員領不到薪水。向政府請願，反被警衛毆打，因而宣佈罷教；各校學生亦起而聲援。遷延數月，北政府知悉事態嚴重，乃為補發欠薪，並向之表示歉意，各校始復課。蔡先生回國後，大不為然，曾召集北大教職員痛切的說：學校教育青年，教職員應為學生模範，豈可因索薪罷教，貽誤後生？他堅決要求把罷教期間未為學生上課，而領得的薪水，交出歸公。並如認為政府太壞，不能合作，盡可自動辭職，另謀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驚覺反省。豈可既不離職，又不儘教學責任，貽誤青年？教職員接受蔡先生的提示，決議將罷課期間內所領之薪水歸公，但請分期扣除。以後北政府又常欠發學校經費，致扣除之決議，無法實行。但以此可見蔡先生作人處事之嚴正，從此再未發生教職員罷教情事。
蔡先生海外歸來不久，召集學生講話，勉其為國努力。他說：世界大戰結束，人們多謂德、奧、義〈意〉侵略集團失敗後，當實現長期和平。此次他到歐美考察，方覺完全不是那樣。列強們勾心鬥角，均為自己國家利益打算，並未對世界和平著想。我們處此情勢下，非發奮圖強，則無以自全。他歸來後，覺得國人仍將我國的安全，寄望於列強之維持世界和平，而不自求如何鞏固國防。我們的學校對練習軍*，已不注意。他從前買了幾匹馬，教學生學騎術，歸後方知騎術未復學習，連馬都已經賣了。這種誤信世界業經和平的心理，實在太可怕了！望大家務要自行振作，不要將自己國家的安全寄托希望於別國的維護。要國人努力以求自立自強，而後國家方有前途。他本著這種看法，並認為想要國家社會好，自己先應該廉潔持身。乃要求教職員們不要領罷課時期應有的教課薪酬。且屢次呼籲學生們應努力學業，充實自己，以準備為國家效力。民十一五月，北大成立婦孺保衛團。旋聘蔣百里、黃郛兩先生，講授軍事學。
民十一春，學校發生一次不幸騷亂。學校負責人員以為教員講課有指定課本者，有印發講義者；課本系由學生自購，則講義印刷費理應由學生負擔。故決定每學期每一門功課收講義費一元。平均一學期每人負擔不過六、七元，本系無關重要。乃有少數當時所謂「過激派」學生，鼓動拒絕繳納，並包圍蔣總務長，要求收回成命。蔡先生聞悉，非常震怒，親入重圍，告誡學生不可無理取鬧。學生們多數聞而散去，但仍有一些人鼓噪叫囂。蔡先生乃立即表示辭職。一般學生知悉後，乃決定於翌日上午在大禮堂集會，共商挽留辦法。屆時到會學生踴躍，座無虛席。登台發言者均主張拘留校長，而坐席的各方面，有人狂喊「下來！下來！噓噓！」不久見發言者不予理會，乃竟欲衝上台去毆打；致一般學生不平，亦衝上去對打。方看清叫鬧者不過十數人，不敵逃出。下午在原地重行集會，事前聲明系挽留校長會議，不贊同的人毋許參加。到場的人數更為眾多，一致決議挽留校長，並對滋事的學生請學校予以處分。旋學校佈告教授們集會決議，將為首滋事之學生馮某（忘其名）開除學籍。這次校內風潮，由於學生們自動予過激分子以制裁，乃不到兩天，即行平息。學生們警覺這些不良分子與校外陰謀暴亂的黨徒有勾結，乃自動組織許多小團體，從事抵制。我當時加入的一個團體，叫民治主義同志會。其目的在促進*，並防阻過激分子搗亂學校與社會。因絕大多數純潔分子已有警覺，故此後直至我畢業時，本校學生在校內再沒有鬧過風波，而為遏制過激分子搗亂，成立的一些小組織，遂亦無形星散。
在北大本科四年，聽過許多教師的課，而印象最深者為胡適之、陳百年、梁漱溟諸先生；其次為朱經農、唐擘黃、燕樹棠、何海秋諸先生。亦聽過傅佩青、徐炳昶兩先生短時期的講授。他們都是學識豐富，各有自己的見解與心得。但在教學方面，則多不相同。陳先生對於教課，準備極為充分，每教一課不但內容充實，而且條理井然，好像一篇完整的論文；惟其講話很快，聲音又低，使人不易聽懂。梁、傅、徐諸先生對於中西哲學，均有創見，但他們不長於表達。學生聽不懂時向之詢問，其答言亦不為人瞭解。梁先生的印度哲學概論、大成唯識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各課，有甚多的創見。尤其講儒家的所謂「仁」，我最欽佩其見解正確。但他甚不長於言辭表達，文字亦欠流暢，每於講解道理時，不能即行說明，常以手觸壁或敲頭深思。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邀本班一個國文很好的陳君（忘其名）坐在前排筆記，經他加以核正後付印。唐先生教的高級心理學，真是與高級的意義名實相符。他講的道理很深，好些地方與佛學裡講心理的內容相似。當時我常感印度人能於數千年前懂得高深的心理學，真是奇跡。但唐先生用英語講授，我們班上很多人英文欠佳，故該課進行的很慢，學生獲益不大。朱、燕、何諸先生講解都甚清楚，但所講的義理都很淺近，與課本的內容無多大的差別。在上述諸師長中，我最喜歡聽胡先生的課，他不但有許多新穎的見解，而且擅長表達。他每授一課，我們都能瞭解，而且發揮道理之用語繁簡，恰到好處。我以後到美國上學，先後進過五個大學，聽過十幾位教授的講，只有意利諾大學政治系主任嘉萊爾先生，其講課內容之豐富，表達之高明，可與胡先生相伯仲。
光陰過的真快，我離開北京大學，已近五十年了，許多往事已記不清。上述諸事尚能憶其梗概，但拉雜陳述，不成體系，故題之為瑣憶。如有不符事實之處，尚祈閱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