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三沈
平常講起北大的人物，總說有三沈二馬，這是與事實有點不很符合的。事實上北大裡後來是有三個姓沈的和兩個姓馬的人，但在我們所說的「五四」前後卻不能那麼說，因為那時只有一位姓沈的即是沈尹默，一位姓馬的即是馬幼漁，別的幾位都還沒有進北大哩。還有些人硬去拉哲學系的馬夷初來充數，殊不知這位「馬先生」，——這是因為他發明一種「馬先生湯」，所以在北京飯館裡一時頗有名，——乃是杭縣人，不能拉他和鄞縣的人做是一家，這尤其是可笑了。沈尹默與馬幼漁很早就進了北大，還在蔡孑民長北大之前，所以資格較老，勢力也比較的大。實際上兩個人有些不同，馬君年紀要大幾歲，人卻很是老實，容易發脾氣，沈君則更沉著，有思慮，因此雖凡事退後，實在卻很起帶頭作用。朋友們送他一個徽號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錢玄同嘗在背地批評，說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陰謀大家，現在這樣的說，這豈不是自己去找罵麼？但就是不這樣說，人家也總是覺得北大的中國文學系裡是浙江人專權；因為沈是吳興人，馬是寧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謠言，雖是「查無實據」，卻也是「事出有因」；但是這經過閒話大家陳源的運用，移轉過來說紹興人，可以說是不虞之譽了。我們紹興人在「正人君子」看來，雖然都是把紹興師爺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國文系裡，我們是實在毫不足輕重的。他們這樣的說，未必是不知道事實，但是為的「挑剔風潮」，別有作用，卻也可以說弄巧成拙，留下了這一個大話柄了吧。
如今閒話休題，且說那另外的兩位沈君，一個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確是已經在北大裡了，因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國史編纂處的聘書為纂譯員，共有兩個人，一個便是沈兼士，不過他那時候不在城裡，是在香山養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結核，乃是由於一種名叫二口蟲的微生物，在吃什麼生菜的時候進到肚裡，侵犯肺臟，發生吐血；這是他在東京留學時所得的病，那時還沒有痊癒。他也曾從章太炎問學，他的專門是科學一面，在「物理學校」上課，但是興味卻是國學的「小學」一方面；以後他專搞文字學的形聲，特別是「右文問題」，便是凡從某聲的文字也含有這聲字的意義。他在西山養病時，又和*教的輔仁學社的陳援庵相識，陳研究元史，當時著《一賜樂業考》《也裡可溫考》等，很有些新氣象；逐漸二人互相提攜，成為國學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陳援庵則由導師，轉升燕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任，再進而為輔仁大學校長，更轉而為師範大學校長，至於今日。沈兼士隨後亦脫離北大，跟陳校長任輔仁大學的文學院長，終於因同鄉朱家驊的關係，給國民黨做教育的特務工作，勝利以後匆遽死去。陳援庵同胡適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適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飛機倉皇逃到上海，陳援庵卻在北京安坐不動；當時王古魯在上海，特地去訪胡博士，勸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離開上海，可是胡適之卻不能接受這個好意的勸告。由此看來，沈兼士和胡適之都不能及陳援庵的眼光遠大，他的享有高齡與榮譽，可見不是偶然的事了。
另外一個是沈大先生沈士遠，他的名氣都沒有兩個兄弟的大，人卻頂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氣概；他們雖然本籍吳興，可是都是在陝西長大的。錢玄同常形容他說，譬如有幾個朋友聚在一起談天，漸漸的由正經事談到不很雅馴的事，這是凡在聚談的時候常有的現象，他卻在這時特別表示一種緊張的神色，彷彿在聲明道，現在我們要開始說笑話了！這似乎形容的很是得神。他最初在北大預科教國文，講解的十分仔細，講義中有一篇《莊子》的《天下篇》，據說這篇文章一直要講上一學期，這才完了，因此學生們送他一個別號便是「沈天下」。隨後轉任為北大的庶務主任，到後來便往燕京大學去當國文教授，時間大約在*十五年（一九二六）吧，因為第二年的四月，李守常被捕的那天，大家都到他海甸家裡去玩；守常的大兒子也同了同學們去，那天就住在他家裡；及至次晨這才知道昨日發生的事情，便由尹默打電話告知他的老兄，叫暫留守常的兒子住在城外。因此可以知道他轉往燕大的時期，這以後他就脫離了北大，解放後他來北京在故宮博物院任職，但是不久就故去了。至今三位沈君之中，只有尹默還是健在；但他也已早就離開北大，在*十八年北伐成功之後，他陸續擔任河北省教育廳長、北平大學校長、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後到上海任中法教育職務，他擅長書法，是舊日朋友中很難得的一位藝術家。
二馬
現在要來寫馬家列傳了。在北大的雖然只有兩位馬先生，但是他家兄弟一共有九個，不過後來留存的只是五人，我都見到過，而且也都相當的熟識。馬大先生不在了，但留下一個兒子，時常在九先生那裡見著。二先生即是北大的馬幼漁，名裕藻，本來他們各有一套標準的名號，很是整齊，大約還是他們老太爺給定下來的，即四先生名衡，字叔平，五先生名鑒，字季明，七先生名准，本字繩甫，後來曾一度出家，因改號太玄，九先生名廉，字隅卿，照例二先生也應該是個單名，字為仲什麼；但是他都改換掉了，大約也在考取「百名師範」，往日本留學去的時候吧。不曉得他的師範是哪一門，但他在北大所教的乃是章太炎先生所傳授的文字學的音韻部分，和錢玄同的情形正是一樣。他進北大很早，大概在蔡孑民長校之前，以後便一直在裡邊，與北大共始終。*廿六年（一九三七），學校遷往長沙，隨後又至昆明，他沒有跟了去，學校方面承認幾個教員有困難的不能離開北京，名為北大留校教授，凡有四人，即馬幼漁、孟心史、馮漢叔和我，由學校每月給予留京津貼五十元，但在解放以前他與馮孟兩位卻已去世了。
馬幼漁性甚和易，對人很是謙恭，雖是熟識朋友，也總是稱某某先生，這似乎是馬氏弟兄的一種風氣，因為他們都是如此的。與舊友談天頗喜詼諧，唯自己不善劇談，只是傍聽微笑而已。但有時跡近戲弄的也不贊成。有一次劉半農才到北京不久，也同老朋友一樣和他開玩笑，在寫信給他的時候，信面上寫作「鄞縣馬廄」，主人見了怫然不悅，這其實要怪劉博士的過於輕率的。他又容易激怒，在評議會的會場上遇見不合理的議論，特別是後來「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聲叱吒，一點不留面子，與平常的態度截然不同。但是他碰見了女學生，那就要大倒其楣，他平時的那種客氣和不客氣的態度都沒有用處。現在來講這種軼事，似乎對於故人有點不敬的意思。本來在知識階級中間這是很尋常的事，居家相敬如賓，出外說到太太時，總是說自己不如，或是學問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聽了也不大以為然，但那畢竟與季常之懼稍有不同，所以並無什麼可笑之處，至多是有點幽默味罷了。他有一個時候曾在女師大或者還是女高師兼課，上課的時候不知怎的說及那個問題，關於「內人」講了些話，到了下星期的上課時間，有兩個女學生提出請求道：
「這一班還請老師給我們講講內人的事吧。」這很使得他有點為難，大概只是嗨嗨一笑，翻開講義夾本，模糊過去了吧。這班學生裡很出些人物，即如那搗亂的學生就是那有名的黃瑞筠，當時在場的她的同學後來出嫁之後講給她的「先生」聽，所以雖然是間接得來，但是這故事的真實性是十分可靠的——。說到這裡，聯想所及不禁筆又要岔了開去，來記劉半農的一件軼事了。這些如教古舊的道學家看來，就是「談人閨閫」，是很缺德的事，其實講這故事其目的乃是來表彰他，所以乃是當作一件盛德事來講的。當初劉半農從上海來北京，雖然有志革新，但有些古代傳來的「才子佳人」的思想還是存在，時常在談話中間要透露出來，彷彿有羨慕「」的口氣，我便同了玄同加以諷刺，將他的號改為龔孝拱的「半倫」，因為龔孝拱不承認五倫，只餘下一妾，所以自認只有半個「倫」了。半農禁不起朋友們的攻擊，逐漸放棄了這種舊感情和思想，後來出洋留學，受了西歐尊重女性的教訓，更是顯著的有了轉變了。歸國後參加《語絲》的工作，及張作霖入關，《語絲》被禁，我們兩人暫避在一個日本武人的家裡，半農有《記硯兄之稱》一小文，記其事云：
「余與知堂老人每以硯兄相稱，不知者或以為兒時同窗友也。其實余二人相識，余已二十七，豈明已三十三。時余穿魚皮鞋，猶存上海少年滑頭氣，豈明則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伕式大衣，儼然一*英雄也。越十年，紅胡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李丹忱捕，余與豈明同避菜廠胡同一友人家。小廂三楹，中為膳食所，左為寢室，席地而臥，右為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硯寫文而已。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余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間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為*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歸，今日思之，亦如夢中矣。」我所說的便是躲在菜廠胡同的事，有一天半農夫人來訪，其時適值余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臨去乃見其潛至門後，親吻而別，此蓋是在法國學得的禮節，維持至今者也。此事適為余妻窺見，相與歎息劉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劉胡二博士雖是品質不一樣，但是在不忘故劍這一點上，卻是足以令人欽佩的，胡適之尚健在，若是劉半農則已蓋棺論定的了。
二馬之餘
上邊講馬幼漁的事，不覺過於冗長，所以其他的馬先生只能寫在另外的一章了。馬四先生名叫馬衡，他大約是**年才進北大的吧，教的是金石學一門，始終是個講師，於校務不發生什麼關係；說的人也只是品湊「二馬」的人數，拉來充數的罷了。他的夫人乃是寧波巨商葉澄衷堂家裡的小姐，卻十分看不起大學教授的地位，曾對別人說：
「現在好久沒有回娘家去了，因為不好意思，家裡問起叔平幹些什麼，要是在銀行什麼地方，那也還說得過去，但是一個大學的破教授，教我怎麼說呢？」可是在那些破教授中間，馬叔平卻是十分闊氣的；他平常總是西服，出入有一輛自用的小汽車，胡博士買到福特舊式的「高軒」，恐怕還要在他之後呢。他待人一樣的有禮貌，但好談笑，和錢玄同很說得來；有一次玄同與我轉托黎劭西去找白石刻印，因為黎齊有特別關係，刻印可以便宜，只要一塊半錢一個字，叔平聽見了這個消息，便特地坐汽車到孔德學校宿舍裡去找玄同，鄭重的對他說：
「你有錢儘管有可花的地方，為什麼要去送給齊白石？」他自己也會刻印，但似乎是仿漢的一派，在北京的印人，經他許可的只有王福庵和壽石工，他給我刻過一方名印，仿古人「庾公之斯」的例，印文云「周公之作」，這與陳師曾刻的省去「人」字的「周作」正是好一對了。他又喜歡喝酒，玄同前去談天留著吃飯的時候，常勸客人同喝，玄同本來也會喝酒，只因血壓高怕敢多吃，所以曾經寫過一張《酒誓》，留在我這裡，因為他寫了同文的兩張，一張是給我的，卻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都寄到這裡來了。原來系用九行行七字的急就自製的紅格紙所寫，其文曰：
「我從中華*二十二年七月二日起，當天發誓，絕對戒酒，即對於馬凡將、周苦雨二氏，亦不敷衍矣。恐後無憑，立此存照。錢龜競十。」下蓋朱文方印曰龜競，十字甚粗笨，則是花押也。給我的一紙文字相同，唯周苦雨的名字排在前面而已。看了這寫給「凡將齋」的《酒誓》，也可以想見主人是個有風趣的人了。他於賞鑒古物也很有工夫，有一年正月逛廠甸，我和玄同、叔平大家適值會在一起，又見黎子鶴、張鳳舉一同走來，子鶴拿出新得來的「醬油青田」的印章，十分得意的給他看，他將石頭拿得很遠的一看，（因為有點眼花了。）不客氣的說道：
「西貝，西貝！」意思是說「假」的。玄同後來時常學他的做法，這也是可以表現他的一種性格。自從一九二四年宣統出宮，故宮博物院逐漸成立以後，馬叔平遂有了他適當的工作，後來正式做了院長，直到解放之後這才故去了。
此外還有幾位馬先生，雖然只有一位與北大有關係，也順便都記在這裡。馬五先生即是馬鑒、季明，他一向在燕京大學任教，我在那裡和他共事好幾年，也是很熟的朋友，後來轉到香港大學，到近年才歸道山。馬七先生馬准，法號太玄，也是一個很可談話有風趣的人，在有些地方大學教書，只是因為曾有嗜好，所以不大能夠得意，在他的兄弟處時常遇見，頗為諗熟。末了一個是馬九先生隅卿，他曾在魯迅之後任中國小說史的功課，至*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二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學第一院課堂上因腦出血去世。隅卿的專門研究是明清的小說戲曲，此外又搜集四明的明末文獻，這件事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運動的影響，大抵現今的老年人都有過這種經驗，不過表現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寫到清乾隆必稱曰弘歷，亦是其一。因為這些小說戲曲從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稱曰不登大雅文庫，隅卿歿後，聽說這文庫以萬元售給北大圖書館了。後來得到一部二十回本的《平妖傳》，又稱平妖堂主人，嘗復刻書中插畫為箋紙，大如冊頁，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別有一種畫箋，系《金瓶梅》中插圖，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居南方時得話本二冊，題曰《雨窗集》《欹枕集》，審定為清平山堂同型之本，舊藏天一閣者也。因影印行世，請沈兼士書額*窗欹枕室，友人或稱之為雨窗先生。隅卿用功甚勤，所為札記甚多，平素過於謙遇不肯發表，嘗考馮夢龍事跡著作甚詳備，又抄集遺文成一卷，屢勸其付印亦未允。二月十八日是陰曆上元，他那時還出去看街上的燈，一直興致很好，不意到了第二天，便爾溘然了。我送去了一副輓聯，只有十四個字：
月夜看燈才一夢，
雨窗欹枕更何人。
中年以後喪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書，少一部就少一部，此意惜難得恰好的達出，輓聯亦只能寫得像一副輓聯就算了。當時寫一篇紀念文，是這樣的結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