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俗話有「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這一說，就是表明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不過，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學專家唐燦最近發佈的一項研究報告說，中國的離婚率20多年來逐漸上升，中國的離婚水平目前已超過鄰國日本和韓國，與新加坡同屬亞洲離婚率較高的國家。
自上世紀60年代起，一股「性解放」的思潮衝擊了西方發達國家，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婚姻模式受到挑戰，青年男女中流行不履行結婚手續、不舉辦婚禮儀式的「未婚同居」、「試婚夫妻」等五花八門的婚姻形式。在這種婚姻價值觀的衝擊下，「分居」、「離婚」的比率高企不下，以往被人難以啟齒的夫妻「*」質量，如今已被婚姻當事人大大方方地拿出來，作為衡量婚姻質量的一個重要標準。就像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如果中國夫婦曾經背誦著古老的誓言「天長地久，海枯石爛」。現如今他們認為，糟糕的食物烹飪或者不和諧的夫妻**，就足夠終止一場婚姻。年輕夫婦很少在乎羞恥與否，他們關心得更多的是，婚姻是否有足夠的錢以及夫妻*是否美滿。如果一個人對上述事情不滿意，和上輩相比，他（她）少有可能繼續容忍這樣婚姻的存在。「在申請離婚的時候，這些都被看作非常合理的理由」。高離婚率的重要成因之一，是人們在「性解放」、「反傳統婚姻價值觀」、「*無害」和「倡導離婚文明」的幌子下，把婚姻當作兒戲，閃電結婚，閃電離婚，把「專一」視為婚戀的死胡同，把以感情為基礎的婚姻視作功利交易的平台。這種重功利，輕感情，朝秦暮楚，以行樂替代責任的婚姻價值觀，必然導致高離婚率的產生。
2000年後，中國的離婚率以每年二百萬對的速度遞增。雖然離婚率不斷攀升，但人們對離婚的心理反應已從悲慼發展到平和。當今的離婚當事人的離婚行為，較之以前的離婚者顯得從容多了，即是被「休」者，也不再像以往的被「休」者那樣悲悲慼戚、可憐兮兮。人們的離婚方式和離婚者的性別以及文化結構、年齡結構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協議」離婚的方式已被大多數人接受或推崇。「不成親便成仇」的狹隘觀念正逐漸被「不成親可成友」的新型婚姻觀所取代，許多夫妻分手後，相互之間反而變得尊重、客氣、友好了起來，雙方學會了相互的理解和寬容。
面對離婚率上升、性解放的失敗、未婚同居者增多等社會惡果，用弘揚真愛婚姻、頌揚和睦家庭的傳統文化道德引導人們，可以理解，離婚率上升等不良行為增加不是簡單的道德原因，也未必一定就是壞事情。離婚與否應依照兩人情感係數為標準。雖然離婚會增加諸多不穩定因素，影響孩子成長，如果人們認為感情真的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沒有挽救餘地了，倒不如真的散伙，好聚好散。現代人之所以對婚姻產生厭倦感，原因是很多的：譬如對婚姻家庭責任和義務的厭惡；對婚內生活的失望；長期共同生活導致的情感厭倦；因為經濟收入、支出、住房、人際交往、家務勞作等各種繁雜瑣碎的原因而引起的雙方的不和；因為嫉妒而引起的情感糾紛；雙方於文化教養、興趣愛好、家庭出身、生活習慣、性格等各方面的差異；因為子女教育、撫養老人而產生的分歧；因為沒有子嗣；因為*不能協調；兩地分居導致感情淡漠；家庭暴力和婚內**等等。上述種種原因都可以使人對婚姻產生不滿和厭倦的情緒，進而產生放棄婚姻和家庭的想法。社會要和諧發展，就必須解決離婚率不斷上升的問題。但我們必須看到，內因才是決定性因素，關鍵還在於引導人們如何正確地看待婚姻，共同提高婚姻質量。
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離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到如今，離婚已成為一個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同時它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其中，「離婚將對孩子有著怎樣的影響」是人們最為關注的，而追求個人價值與為了孩子保全家庭之間的矛盾亦是長期以來爭論的焦點。我個人認為，當兩者發生衝突的時候，一個人的社會責任應放在第一位，這個責任包括讓子女健康正常地成長的責任。
一個離異家庭的孩子從社會上獲得的有可能是同情，也可能是歧視，孩子由此承受的壓力和打擊可想而知。如果他們能把苦難變成財富當然是最好不過，可問題是我們根本無法預知結果，其中的部分孩子會因經受不住打擊而頹廢，而沉淪。眾所周知，父母離婚對孩子的影響與青少年犯罪雖不屬於因果關係，但也是有著顯著的相關性。當然，離婚事件最終會成為孩子成熟或沉淪的哪一種動力，還是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負責任的父母、關愛的朋友或個人堅強的意志都能夠幫他走出困境。
孩子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我們在面對婚姻、家庭和子女時，一味強調個人價值是不負責任的。在婚姻和家庭中，夫妻雙方和孩子的權利是平等的，每一個人都應承擔起社會賦予的角色期待，也就是說應擔負起他所應擔負的社會責任。所以我認為，對於家有幼子的徘徊在離婚邊緣的人們，最好的方法是「冷處理」，等到孩子成年之後再做離婚商議。這種做法的另一個好處是婚姻破裂之處還有機會修補。當然，針對個案還需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簡單武斷的分析下結論。
我國離婚率呈U字型分佈，即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離婚率都比較高，而中等文化水平人口的離婚率則比較低。此外離婚率在城鄉間也分佈不均勻，城鎮婦女的離婚概率比農村婦女高出58%左右。我國建國後出現的離婚率變化，城市的增長一般高於鄉村，如，1979年至19*年的十年裡，上海和北京離婚率分別提高了5.2倍和3.9倍，而同期全國離婚率只上升了2.1倍。另據對離婚率影響因素的分析表明，城市化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家庭規模小且總負擔係數（比如經濟、老人等社會責任）較低的省份，以及少數民族自治區的離婚率普遍較高。這些研究大概能對我們理解北京這樣的經濟比較發達，高文化人口密集，家庭小型化的大城市離婚率攀高的現象有所幫助。
初婚年齡也出現逐步向後推遲的趨向，晚婚的比重逐年加大，而且，女性較之男性的晚婚比例更高一些。雖然人口比例裡男性多於女性，但是現在的婚姻市場存在著很大的供需矛盾，即兩極化現象，低端男性人群與高端女性人群成為了結婚的困難戶。女性和男性之間尋找配偶是階梯型的，男性可以找比自己矮一個台階的，而女性往往要找比自己高出一個台階的人。隨著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斷提高，她們在社會中的作用何地位不斷增加，這個矛盾也越來越嚴重。面對這種矛盾，目前並沒有有效的解決辦法。我們能做的就是，改變婚姻觀念。比如對配偶的年齡、職業、家庭背景等條件的要求不要過於嚴格，比如社會和政府出面建立安全有序的婚姻中介市場等等。
婚外情可以說是一種新型「毒品」，在離婚的因素中有重要的作用。婚外情對每個家庭都是致命的打擊。儘管數據證明了婚外戀對婚姻的殺傷力，但西南財經大學社會學系張教授則指出婚外戀只是一種具體的形式，實際困擾婚姻的最大問題是心理需求的變化：「隨著中國城市居民的快速富裕，人們對生活、感情的要求越來越高，傳統的婚姻形式已經在人們的心中發生變化，婚姻的最高境界不僅是追求『白頭到老』，更是享受優質生活。同時，由於社會的變化，許多人的內心感到不安全、覺得永遠不滿足，內心被慢慢扭曲。人們開始產生了困惑和迷失，婚姻的震盪就此產生。」同時，有跡象表明，如今主動「休夫」的女性越來越多。在一些大中城市，主動提出離婚的女性占離婚總人數的七成以上。
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正在迅速地現代化而變得日漸富裕。而中國不斷上升的離婚率，正是存在於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典型特徵。從2003年10月開始，中國的離婚率開始急劇攀升。作為對公民各種抱怨的回應，政府簡化了結婚的手續：不再需要新人出示單位開具的同意結婚的許可證明。曾經一度像是審判一樣的程序現在只需10分鐘就完成了。對被束縛在沒有愛情的婚姻中的許多年紀較大的夫婦而言，新的法律意味著，從此以後離婚再也不需要感到羞愧。
高離婚率的出現，雖然有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固有的因素，但最主要的還是源於人們對特定婚姻價值的曲解和偏離。關於這點，在世界上亦有形跡可尋。離婚率高，從某個側面上可以說是社會文明和進步的表現，因為離婚自由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權利。離婚自由對婦女來說其積極意義最為明顯，它打破了千百年來女子必須「從一而終」的封建桎梏，掙脫了家庭的束縛，使婦女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自主婚姻和人身自由。難怪現在有些人對高企的離婚率喜形於色，把離婚率高作為一種向別人炫耀的資本，把高離婚率與社會高度文明等同起來，甚至把離婚率與社會的現代化程度聯繫起來，認為離婚率與現代化程度是成正比的，高離婚率就意味著高現代化的程度。由於這些人盲目地把高離婚率當作正面的積極的因素大力加以宣傳，因而使得人們在婚姻價值觀上產生了諸多誤區，給社會帶來了許多效果相當嚴重的消極因素。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是家庭的基礎。只有美滿幸福的婚姻，才會有和睦無間的家庭；只有和睦無間的家庭，才會有穩定和諧的社會；只有穩定和諧的社會，才可能發展和進步，這是非常顯淺的道理。高離婚最直接的負面作用，正是導致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的解體，留下大量諸如子女教育、心理失衡、利益糾纏、催生怨恨等社會問題，破壞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最終拖了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後腿。
有一些專家指出，社會和經濟發展，使全社會人們的婚姻觀念正處在一個轉型期，恐怕才是離婚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人們觀念的更新，使他們對婚姻品質的期望值遠遠高於上一輩，對愛情要求就越高越多，因此離婚的可能性越大。離婚率高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現代人的交際範圍也較前人大大擴大，使他們接觸「知音」的機會不斷增加。而互聯網的出現，使這種範圍變得更大了，當然也會使一些人「戀愛」的機會增加。但是，這種交際範圍的擴大是客觀存在的，不可逆轉的。如果說限制互聯網交流，那與限制人的交際範圍一樣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