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農曆正月初五，深受瑞安幹部、群眾愛戴的前縣委書記季殿凱同志從杭州給我打電話。他說，杭州有幾位尚未看過《頂天立地瑞安人》的老同志希望看一看，如還有此書，可寄2本給他。初六上午，我即寄出。十幾天後，他又來電話，說幾位老幹部讀後，都認為《頂天立地瑞安人》很有意義，也寫得好。其中的一位還希望與我通通電話，探討如何預防和減輕颱風災害的問題。季書記要我做個思想準備。
承擔創作《擒雕》和《頂天立地瑞安人》的責任，屬道義責任的範疇。道義責任是一種非法定、非強制的社會責任，是公民心甘情願的盡責行為。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社會的進步，我們的周圍已經湧現了大批道義責任的自覺承擔者。我只是在他們的影響和引領下，社會公共意識有了一些增強，初步認識到承擔道義責任在道德倫理和民眾生活中的積極意義後，做了一個公民應當做的事罷了。
二是不因親疏決褒貶。
我曾經粗略地統計過拙作報告文學集《報春花》和紀實文學《頂天立地瑞安人》中正面描寫、褒揚的人數，並以親疏予以分類。這兩本書中寫到的有名有姓的人，前者153人，其中我早就認識的22人〔包括見面次數較多的3人〕，其餘131人與我素昧平生，沒有一個至愛親朋；後者739人，平日偶遇只是點點頭打個招呼的40多人，其餘約700人從未謀面，書中也沒有寫到至交。可見我在這2本書中沒有以親疏劃線，更沒有以筆謀私。
數十年來，我的新聞作品和其他體裁的文字也是如此。
那麼，一個文字工作者可不可以頌揚與自己交往頻密、感情融洽的人呢？我的回答是：不但可以，而且在條件具備的前提下，要理直氣壯地頌揚他們。這裡所說的「條件」與「前提」是，秉筆者所褒揚的關係頻密的親人、師長或朋友是否優秀，是否值得褒揚，是否擁有經得起檢驗的事實證明其優秀和值得褒揚。
文字工作者的筆端是褒是貶，不應以親疏而必須以優劣決定，這是剛性的作文原則，不可更易，更不能顛倒。優者疏可褒，親亦可褒；劣者疏可貶，親亦可貶。所有與這個原則不符的文字，都將產生與作者的初衷相悖的結果：優者被貶，是冤屈好人；劣者或不該褒的人被褒，也會置被褒揚者於無地自容的痛苦之中。
在我的師友中，有許多品德高尚、才華橫溢又十分謙和、謹慎的人，他們令我終生難忘。我的入黨介紹人金鴻慶同志〔建國後瑞安縣第三任縣長〕和蔡國棟同志〔長期擔任瑞安縣、市人民政府辦公室主任〕就是其中的兩位。
我從196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長期感激金鴻慶同志和蔡國棟同志以介紹我入黨這種最高尚、最純潔的方式表示對我的充分信任。我想，對曾經信任和幫助過自己的人，總得有所報答。而對入黨介紹人的最好報答，應當是牢記一個共產黨員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其底線是確保自己不變壞。否則，就辜負了入黨介紹人的殷切期望，太對不起他們了。如果能在其他方面對他們作些報答，也是應該的，無可厚非的。對於人生旅途順暢的蔡國棟同志，我實在想不出能在哪些方面對他作些實在的答謝；而對遭受不公正對待、從政道路坎坷的金鴻慶同志，我盼望為他做點事的願望，似乎更強烈些，更急迫些。
1969年，金鴻慶同志出任仙降區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區委書記〕，翌年初又調任莘塍區黨的核心小組組長。不久，我也到縣報道組工作。當年夏天，莘塍區的早稻獲得破記錄的豐收，這與天公作美有關。同時，品質純正、能力很強、作風深入的區一把手金鴻慶同志的運籌帷幄，也是一個關鍵性因素。於是，我在夏收期間首先深入莘塍區的董田鄉華表村、莘民鄉周田村、上望鄉九一村以及民公鄉的一些村莊進行調查，證實早稻一般畝產達800斤以上，超千斤的村也不在少數。全區畝均產量比上年增加200斤左右。然後到區政府採訪金鴻慶同志，他說的與我調查的情況完全相符。接著，我撰寫了一篇近4000字的通訊，載1970年7月28日《浙南大眾》報2版。這是金鴻慶同志受到不公正對待10多年來，惟一一篇公開發表的與他有關的文字。
雖然，那篇通訊寫的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的金鴻慶同志治理下的莘塍區早稻豐收的可喜景象，而且含有感恩的動機，但文中的事實和數字都經過反覆核對，不存「泡沫」。通訊見報後，我又對莘塍區的有關鄉村進行一次回訪，幹部、群眾反映相當好，都說文章裡有人、有事、有地點、有數據，件件屬實，大家都很滿意。我在回訪中再次見到金鴻慶同志時，平日望之儼然的他，那時卻綻放出罕見的笑容，金鴻慶同志是多麼高興啊。
文字工作者頌揚的不論是陌路還是至交，只要握有無可辯駁的事實，就會心實膽壯，無所憂懼，因為事實是不能捏造、也無法否定的。人世間，名以事為據則正，言以事為據則順，理以事為據則直，氣以事為據則壯。一旦離開了「事」，不管言辭怎樣漂亮，理論怎樣高深，都不可能站穩腳跟。
三是不以名氣定取捨。
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活學活用」是最頻繁的用語，也是最神聖的社會活動。當時，從省裡到鄉鎮，每年都要召開一至數次「活學活用」大會。當然，瑞安也不可能例外。
1973年初夏，瑞安縣「活學活用」大會秘書組人手不足，蔡成孝同志安排鮑周成、木錦楷撰寫領導的主旨報告、會議總結和大會文件，讓我單獨負責整理典型材料。
在工作中，我發現有2個鄉各上報1個赤腳醫生的典型。其中的1個是老先進工作者，有較高的知名度，以前我曾為其整理過發言稿。她此次上報的材料約7000字，完整、規範，也符合縣裡規定的發言半小時的要求。而雲江鄉推薦的赤腳醫生王勝利，卻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人。他的手抄發言稿不足3頁稿紙，約700字，發言時間只有4∼5分鐘，顯然不符合要求。再說那一年，各鄉鎮、局辦上報的典型材料80多個，以每個材料6000字估算，已足有50萬字需要我一個人去處理，任務相當繁重。我將午休、晚上和週日都搭了進去，仍感時間緊迫，力不從心。
倘若從知名度、上報材料的質量和我的工作量等方面去權衡，取前者而捨後者顯然有充足的理由。但王勝利的手抄材料有兩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是他的字〔雲江鄉一個幹部將材料送給我時，已說明材料是王本人寫、本人抄的〕雖稚嫩，但有靈氣，以「字如其人」的標準去揣測，他應該是一個年輕而聰明的人。其二是他在字裡行間隱約透出希望完整地表達又無力表達得完整的尷尬，屢屢暴露有較多的細節未能表述的痕跡。假如對王勝利的材料不作進一步瞭解即棄而不用，我會因尚未盡職而自責，也於心不忍。於是我給當地政府打電話，請王勝利來縣裡一趟，我希望和他見見面，談一談。
當王勝利履約來到我的辦公室時，我驚喜地發現他才十七、八歲，初中畢業，稚態可掬。觀察他的表情和舉止，足可窺見其聰敏、早慧的一面。於是，我對他的好感油然而生。在交談中，王勝利說了許多如何刻苦學習醫學知識，千方百計為村民治病的事例，比那個有了相當名氣的赤腳醫生的事跡更感人。後來，我為他重新整理了一份約6000字的發言稿，並建議領導讓他在大會上作典型發言。
此後，也許是幸運之神垂青於年輕的王勝利，他的大會發言感動了縣領導和許多與會代表，因而在會議期間被評為瑞安縣10位「活學活用」積極分子之一；當年8月，縣黨的核心小組〔同縣委常委會〕決定保送他去溫州醫學院就讀；4年後，他留校任教；1980年代，王又獲公派赴美深造的機會，專攻心臟外科臨床學科；他學成回國時，適值溫州市籌建首個心臟外科實驗室，王大夫順理成章地出任主任一職。王勝利大夫現為溫州醫學院教授、胸外科主任。
王勝利大夫的成材，是黨的培育、機遇的恩寵，以及他自身聰穎、自強等諸多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過程和結果。我只是以公正的態度對待已出名和未出名的2個人，做到不以名取人，不怕責難，工作也不圖方便、不貪省力，僅此而已。即使當初我沒有扶他一把，到時候他仍然會冒出來的，就像人們常說的，是種子總要發芽、是金子總會發光一樣。
在現實生活中，還有許多比當初的王勝利大夫更沒有名氣的人，包括殘障人、失業者、老農民和外來農民工。他們是最能體現弱勢特徵的弱勢者。在我經營風帆秘書事務所的10多年裡，經常有這樣一些人找上門來，要求我給他們寫一份報告或申訴材料什麼的。對這些無名、無錢、無勢的人提供文字服務，我是不講條件、不取報酬、有求必應的。我將幫助這些弱勢者作為自己體現文德的行為。
一次，一個殘障人因在居住地遭受不公正待遇來找我。因他經歷的事時間跨度大，又相當複雜，我給他寫了一份很長的申訴書，後來引起市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很快解決了問題，滿足了他的要求。一個年逾古稀的老農民被村裡的暴徒毆打致殘。他找到我在第四巷的老屋時，我恰因騎自行車不慎摔傷右膝蓋骨，臥床不能下地，受傷的部位還包紮著一圈圈白紗布。我當即支撐起來，倚在床欄上為他寫了控告信。那個老農民看著我的牆壁、門窗都開裂了的住房，以及祖先留下的舊傢俱和我忍痛為他撰寫材料的情景，從內心發出「哎呀，這樣的舊屋我們鄉下人也不住了」、「趙先生，你這樣的好人怎麼不當官」的感慨。還有一個失業者，孩子年幼，生計窮迫，幾乎絕望。我曾先後5次給他寫了報告，每次都熱情接待，隨到隨寫，並給予慰藉。
為這些草根服務，我沒有一次收過他們的錢。事後，他們總是掛在心上，找機會給我報答，或新谷登場後送我一罐農家好酒，或在過年時捎來幾斤年糕。一個春雨霏微的傍晚，我和鄰居張朝考先生站在第四巷27號門台下談天。我驀然發現，那個殘障人一手拄著拐棍，一手伸進外衣裡面，肚子向前凸出，活像一個孕婦，他正步履艱難地向我走來。我知道他的問題早已解決，所以問他：「你找我還有別的事嗎？」他說：「沒事了，我想到你趙先生家坐一會。」於是我將他領到家裡。此時，他放開拐棍，像魔術師一般，從寬鬆的外衣裡面拎出一隻小陶罐，不善言詞的他只說了一句話：「趙先生，這是一點『糟燒』〔農家特產，瑞安的頂級白酒〕……」
那個殘障人的這句話似乎很平常，但只要細細咀嚼，便能體味其中的內蘊：對於一個窮苦且有生理缺陷的人而言，一罐糟燒是十分珍貴、來之不易的，也許那是他能夠拿得出的最貴重的禮品了；他手拄拐棍，行動不便，但冒雨從鄉下來到城裡，誰能知曉其中的艱難和勞頓；他將那隻小陶罐藏在外衣裡面，秘不示人，是覺得糟燒太少了，與我為他撰寫的申訴材料不等值而羞澀呢，還是擔心他人誤會而影響我的名譽？……沒有疑問，他的情，他的義，他的憂慮和想方設法，全都或掩或露地體現在他的言行之中了。
那個失業者在事隔多年，直到孩子長大，家庭生活漸趨好轉以後，還為我釀製糯米酒，特意買來一隻20斤裝的塑料壺，將滿滿一壺上好紅酒送到瑞安市信訪局一樓我工作的電腦室裡來，並再三叮囑：「趙先生，你放心喝，這塑料壺是新的……」
我沒有因他們無名而冷漠，他們更沒有因貧窮而忘卻我一星半點的幫襯。其實，世間最有情義的人，常常是最困苦的人。
有一年春節臨近時，五、六個老實巴交的外省農民工到倉前街來找我，訴說他們急著回家又拿不到工錢的揪心事。那些農民工不但沒有名氣，沒有地位，恐怕他們正因此而經常遭到白眼、申斥，甚至被剋扣工資。我笑著迎接他們，為他們擬就報告，打好字，寫好信封，告訴他們應將報告送給哪個部門，路怎麼走，沒有收取一分錢，又笑著送他們離開〔我覺得此時此刻，送給他們最便宜也最珍貴的禮物就是笑了〕。大約一周後，當那幾個農民工第二次找到我時，他們已領到了被拖欠的薪水，於是紛紛從口袋裡掏出錢作為對我的酬謝，我婉拒了。接著，他們擠在我窄迫的事務所裡歡天喜地又七嘴八舌地說開了：「我們運氣好，碰到了趙先生！」「太感謝你了！」等等。其中的一個傷感地說：「我們這次離開瑞安，以後就不再來了。可惜我們要離趙先生很遠了……」
聽了那些外來農民工的心裡話，我慨然：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物，最近的卻是最遠的；最遠的卻是最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