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美國綠卡最快的方式就是參加大大小小的比賽，並得獎，證明自己是特殊人才。」
廣告界有一本極其權威的專業雜誌《Archive》，其基地在德國，創辦人是李奧貝納廣告公司的創辦人之一。這份雜誌每月搜尋全世界的廣告，然後選出其中最優秀的作品刊登在雜誌上。
長期以來，《Archive》已經成為廣告業的「聖經」，份量雖不見得比得上電影界的奧斯卡金像獎，但也相去不遠。因為，這份雜誌一出刊，全世界的廣告人幾乎都可見到，如果不夠權威或公正，馬上就會遭到內行人的唾棄。
我第一次注意到《Archive》，是在設計藝術中心學院當學生時。除了對其中很多廣告的設計歎為觀止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目錄頁中，得獎廣告旁會被放一個代表設計者的小國旗。原來，由於廣告來自世界各地，編輯貼心地放上設計者國籍的國旗，既顯眼，又妥當，很具巧思。
《Archive》也接受自由投稿，但是卻有個條件限制——必須是已發表的作品。意思就是，投稿的作品必須是已見諸媒體的廣告，而不只是廣告設計。但我想，管他的，反正我只是試試看，也不會有所損失。
說實話，雖然《Archive》上的廣告常有令人歎服的作品，但在我眼裡，並非不可超越，何況其中還有很多「有改進空間」的作品。畢竟，羅得島設計學院的訓練使我看廣告的眼力變得更內行、更挑剔。而且，我對我的設計品質有信心。
於是，每次在做設計藝術中心學院的廣告設計作業時，我自己發展創意、設計及執行。每次做完作品，我都會拿來和《Archive》刊登的廣告放在一起，以客觀和公正的態度，看看自己是不是比《Archive》上刊出的作品更好。這個過程是騙不了人的，自己心裡其實最清楚作品的好壞。然後，我就寄去《Archive》投稿。我每次投遞的作品，幾乎都是有投必中，這當然是因為我做廣告的角度和一般人不太一樣，而且絕對是製作精美。
出了學校，進入威登－肯尼迪工作3年後，我的思鄉症再次發作。
雖然，在威登－肯尼迪替耐克做廣告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廣告界也逐漸累積了資源及實力，但是，我想家，我想回去了。
從初二離開台灣到巴拿馬，我離家已經10多年，其間只回去過兩次。這其中最大的問題：一是兵役問題，二是綠卡問題。前者是我要面對的選擇，後者是父母關切的對象。
在讀書期間，最麻煩的是兵役問題。小留學生如果沒有萬全準備，回台灣省親，可能就會因為兵役問題而被滯留台灣。這期間，為了圓回家的夢，我曾設想過很多餿主意，例如去增胖或減重到不用當兵的地步，或是去購買「不適服兵役」的醫生證明……總之，這些幼稚的主意後來都一一被否決，我只好乖乖留在外國。
至於綠卡，從畢業開始工作後，父母就一直很關心綠卡問題，他們希望我能夠以工作的方式來取得綠卡。沒有綠卡，我進出美國確實比較麻煩，在威登-肯尼迪工作期間，有時要到別的國家去取景或拍攝，我的身份都是問題。為了防止無法再進美國，我也盡量避免到別的國家，因而也失去了一些機會。
然而我卻一直沒有提出借工作取得綠卡的申請。原因有二：第一，我雖然喜歡美國的教育制度及機會，卻沒有「做美國人」的慾望，我還是比較喜歡做中國人；第二，一旦提出申請，我就必須在威登-肯尼迪再多待幾年，我不想受到此限制。
在威登-肯尼迪工作３年後，我覺得自己在威登-肯尼迪的發展遇到了瓶頸——我沒那麼熱愛運動，我也沒那麼美國化。我想，在這裡，大概我能做到的就是這樣了吧！乾脆回家去。奇怪的是，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強烈地嚮往電影、書籍中台灣大學生郊遊、在溪邊烤肉的情景。我覺得，那是我錯過的美好經驗，即使放棄現有的一切，我也一定要補足缺憾。
這時，我認識的一位朋友，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藝術家，指引了我一條道路。據他說，美國的移民法中，有一項是對於「特殊人才」申請移民的優惠條款，只要能證明自己是「美國政府眼中不可或缺的人才」，綠卡就能輕鬆到手。只是，他強調：「你必須要證明自己真的很優秀。」
聽了這番話，我反而不擔心，我念的是美國兩家最好的設計學校，我就職的是美國首屈一指的廣告公司，我負責的客戶耐克不但是美國最家喻戶曉的名牌，而且我還至少替他們拿到50餘項的國際性廣告大獎。更不用提，我從做學生起就拿了很多的獎項。難道他們不想在《Archive》上換成星條旗嗎？何況，我的薪水也可以證明我的「特殊」。提出申請6個月後，美國政府就送了一張綠卡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