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演講
2006年11月20日
（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巴拉克·奧巴馬在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以「尚未結束的伊拉克戰爭」為主題，發表了此篇演講。
「在伊拉克坐以待斃的日子已經結束。現在到了改變政策的時候了，到了把國家歸還給伊拉克人民的時候了。現在也是時候重新將美國的精力放在更為廣泛、需要我們贏取的鬥爭中去了。」
在美國歷史上，我們經歷過許多特殊的歷史時刻。每到那時，總有聲音號召我們要去共同應對這千變萬化的世界上的挑戰，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我們的自由。
這就是先人們提起過的考驗我們靈魂的時刻。每到這時，人們將驕傲自滿與謀取私利都拋之腦後，因為他們面臨著更為艱巨的任務，那就是要考慮為了國家、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應做出什麼樣的抉擇，並隨之行動起來。在此過程中，我們都要做出艱難的選擇和必要的犧牲，以堅定地維護我們的價值觀和理想。
那些前往萊剋星頓和康克德，並投身到獨立戰爭中去的英雄們就是如此；那些在內戰中光榮犧牲、被埋葬在葛底斯堡的勇士們就是如此；那些為國家建設「民主的兵工廠」以抗擊法西斯的同胞們也是如此；還有那些建立起一系列聯盟關係和世界新秩序的人們亦是如此。
在我們望著「9·11」襲擊過後的瓦礫和灰燼，莊嚴承諾這樣的悲劇再也不會在美國土地上重演後，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嚴懲罪魁禍首，利用一切可以支配的工具，無論是通過外交、經濟還是軍事手段，都要將恐怖組織和滋生恐怖主義的溫床徹底消滅。
每一次在應對嚴峻挑戰之時，我們都需要領導者有正確的判斷力與明確的目標，需要美國人民嚴肅認真地對待並參與其中。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忽略瑣碎和情緒化的事物，為我們不可或缺的有意義的目標而奮鬥。
幾周前的一個週二，美國人民認真地對待了美國的對伊政策。最初，美國人民被總統說服、支持對伊拉克開戰的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另一部分原因是別人告訴我們，這樣做就能減少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
這兩方面的理由卻都不屬實。現在我們看到，三年來華盛頓的形勢在循環往復，依然毫無改變。美國人民已經明確表示，不能再將反恐戰爭這一政治難題當作足球一樣踢來踢去了，那樣的時代已經結束。全國人民再也無法接受如口號一般的國家政策。他們認為，當我們面臨的衝突正一天天變得更致命更混亂之時，當這種衝突非但沒有如預期中那樣消滅恐怖主義而是增加了這種威脅之時，「有待完成的使命」、「破釜沉舟」、「堅持到底」等等詞語都變得毫無意義。
迄今為止，已經有2867名美國士兵在戰場上失去了生命；還有上千人在戰爭中負傷，導致終生殘疾；嚴重的種族分裂問題使伊拉克的局勢愈加混亂，而這一問題早在美國軍隊到達之前就已經長期存在。這些衝突讓我們無力再去控制世界上其他地區日益嚴峻的威脅。根據我國情報部門做出的報告，基地組織已經成功地利用伊拉克戰爭招募了新一代的恐怖分子，專門用來對付美國。
這些都是我們國家面臨的特殊歷史時刻。大概兩周前，美國人民通過投票，要求政府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策略，其中應明確說明對伊作戰的目標。這一策略不應再受意識形態和政治目的的驅使，而是應當建立在對現實情況實事求是的評估之上，建立在我們對該地區可獲取的利益的清醒認識之上。
從政府有意發動戰爭的那一刻起，這一現實主義精神就一直缺失。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2002年時我才會公開反對這場戰爭。不費吹灰之力讓伊拉克迅速成為中東地區維護民主繁榮的堡壘，並非是我們要想取得勝利的計劃，這只是意識形態上的幻想罷了。當時我就說過，而且現在也依然相信，雖然薩達姆·侯賽因是個冷酷無情的獨裁者，渴望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並沒有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伊拉克戰爭無法幫助我們擊敗基地組織，完成在阿富汗的使命，卻只能起反作用；進攻伊拉克只會讓我們不定期限地駐紮在那裡，付出無法預估的代價，承受無法預料的後果。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滿心沉痛地看著這場戰爭最終驗證了我深深的疑慮，並且它的災難還在愈加惡化。無論情況有多麼糟糕，政府總是告訴我們要等待，不要再問任何問題；向我們保證，叛亂分子已經到了垂死掙扎的地步；告訴我們一切馬上就會有所起色；告訴我們，等到伊拉克人民實現獨立自主，我們也就可以全身而退了。上周，當總統勸說我們要「耐心」地對待他的對伊政策時，他竟然選擇了以越南為例，而且十分認真，毫無諷刺之意。
在我一年前來到這裡演講時，我曾經提議政府應當開始分階段地從伊拉克撤軍。那時，75%的參議員們，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都投票支持了一項相關的議案。那項議案中規定在2006年這一年，政府應當在伊戰問題上做出重大調整。
然而，在這一年中，我們目睹到的是形勢在進一步惡化。在這一年中，一些德高望重的共和黨人，例如約翰·華納，和一些前政府官員，例如科林·鮑威爾，還有曾經在伊作戰的將軍以及情報局官員都聲明我們的做法已經起不到任何作用。到了這一年的年末，我們才成立了一個由兩黨成員共同組成的「伊拉克問題研究小組」，來商討如何拯救這個正飛速脫離控制的國家。
根據五角大樓傳出的消息，伊拉克的形勢愈加混亂不堪，那裡的教派間暴力衝突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自從去年2月薩馬拉的一個什葉派清真寺發生爆炸後，有365000伊拉克人民逃離了自己的家園。在過去兩年中，伊拉克警方大概招募並培訓了30萬人，而美國軍隊卻從來沒有撤回過一名士兵。在巴格達新增的4000美軍也沒有成功地保證那座日益危險的城市的安全。而調查表明，現在大概三分之二的伊拉克人都對美軍遭襲表示同情。
伊拉克總理馬利基並沒有幫我們減輕負擔。引用《紐約時報》的報道，在過去的三周裡，他已經「拒絕接受美方關於如何處理伊拉克危急的政治事務的『時間表』；要求美方司令官取消在薩德市什葉派教區的檢查站，而這些檢查站的設立是為了找到被綁架的一名美國士兵和一名在逃的什葉派暗殺集團頭目；責備美方造成了伊拉克安全問題的嚴重惡化」。
這就是伊拉克目前的局勢。
現在，我希望到下個月，「伊拉克問題研究小組」就可以提出一系列問題的解決方案，開始在兩黨間達成一個共識。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一定會全心全力地與白宮官員、同事們合作，共同完成這樣一份共識。而且我相信，我們依然有可能讓這場漫長的、錯誤的戰爭有一個可以讓人接受的結尾。
但這並不是輕而易舉的。因為事實擺在眼前，這場戰爭中已經沒有任何可以做出理想選擇的餘地；任何一個選擇都隱含著極大的風險。因此，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找到一種神奇的辦法，讓我們取得伊戰的勝利，或者保證不會失敗，而應該是制定出適宜的策略。這些策略雖然不完美，但會盡可能讓我們在伊戰中取得最好的結果，最終讓我們得以有效地應對國際恐怖主義、核擴散以及其他重大的安全威脅。
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如果總統在對伊拉克現狀做出回應時表示，他對於新的想法「可以接受」或者「感興趣」，但行動卻依然照舊，這是不夠的；如果總統只是簡單地制定出未來進程中的幾個基準點，卻沒有想到過失敗後的退路，這是不夠的；如果總統告訴我們，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只是美國的決心問題，這是不夠的——因為美國人民非凡的決心。他們看著自己的兒女們在費盧傑的街頭死去或受傷；他們將辛苦掙來的上千億美元投入到了這場戰爭中，而這些錢本來可以用來加強我們本土的安全，增強我們國家的國力。不，錯誤的不是我們的決心不足，錯誤的是國家制定的策略，是這錯誤的策略讓我們身陷泥潭，無法自拔。這樣的策略必須改變。
總統將「留駐伊拉克」定義為勝利，而「撤軍」就是失敗。也許這種說法從政治方面來說會對他有益，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就無法認真地談論在伊拉克還可以實現怎樣的現實目標。實現民主的夢想與完美政府的希望現在也僅僅限於希望和夢想罷了。我們必須將注意力轉移到那些有可能達到的具體目標上，比如說，防止伊拉克重蹈阿富汗的覆轍，維持我們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不受影響，促成政府解決宗派間的暴力衝突問題——這樣我們的軍隊就可以回家了。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照現在的情形繼續下去，我們還可以在伊拉克實現這些目標。雖然有人提議通過增派上千名士兵的方式將戰爭升級，但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這樣就可以實現上述目標。因為我們無法確定這個規模的軍隊可以長期駐守下去，而且，我們前線的司令官說，增派軍隊只能讓伊拉克本地人不必親自動手解決問題。除此以外，倘若我們沒有制定出連貫一致的策略，也不能和伊拉克人進行更好的合作，那麼我們這樣做只是將自己的士兵送上他國內戰的戰場。
我還想強調一下這一點。今年去伊拉克的時候，我見到了很多美國士兵，他們堅定不移地依靠勇氣和智慧履行著自己的職責。現在，他們依然如此。他們與叛軍作過戰，保衛著城市，維持著伊拉克表面的秩序。但即便他們如此出色、英勇地盡職盡責，他們卻告訴我說，這場戰爭已經沒有任何有效的軍事解決辦法。我們的駐軍可以幫助鎮壓暴力，但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因為即便是全世界的軍隊聯合起來，也無法促使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一起坐在談判桌前，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促成永久和平。
我一直認為，解決伊拉克問題的唯一方案就是使用政治手段。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應該明確、有效地告知伊拉克各宗派，像這樣要求、催促、等待他們掌管好自己國家的日子已經結束了——我們再也不會隨意放任他們自由行事，再也不允許他們含糊其辭。我們可以獲勝的最好希望，就是利用我們的軍事、經濟和外交手段給伊拉克領導人施壓，讓交戰的各個宗派間達成一項政治決議，以給這個國家帶來某種程度上的穩定，使衝突降低到可控制的範圍內。
我們制定的策略的第一步，就是要利用我們對伊拉克政府所擁有的槓桿作用——讓美國軍隊從伊拉克分階段撤退，並且在四到六個月內就開始實施。
當我一年多以前首次提出以上主張時，我那時是希望從2006年年底就開始撤軍。現在這個時間表可以從2007年開始執行，但必須要開始執行。因為只有通過分階段撤軍，我們才能明確地告訴伊拉克各個宗派：美國不會永遠幫助他們團結國家；他們應當自己成立一個可行的政府，以有效地管理、保衛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