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喚復興」會議上的主題演講
2006年6月28日
（華盛頓特區）在一次由福音派教會名下名為「呼喚復興」的反貧困團體組織的會議上，巴拉克·奧巴馬發表了此篇主題演講，以「政治與信仰的交點」作為演講的主題。
「我們只需想像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中沒有談到『主的審判』，或者金牧師『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中沒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那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正是他們這來自上帝的召喚，激勵無數人實現了看似無法實現的夢想，鼓舞我們的祖國張開雙臂，迎接共同的命運。」
我很榮幸能得此機會參加由「呼喚復興」組織舉辦的「制定新美國盟約」會議。此前我曾得以機會看到了你們制定的《新美國盟約》，其中包括許多針對目前困擾我國已久的問題制定出的十分具有建設性的政策與規定。因此，首先我想對大家表示祝賀，祝賀大家今天就「美國的貧困和正義」這個問題做出的許多精彩的主題報告，而且讓華盛頓政壇的領導者們聽過之後如坐針氈。
不過今天我卻想談一談宗教與政治的關聯，也許能提出一些我的見解，與大家共同探討如何分析過去幾年中我們耳聞的一些尖酸犀利的言論。
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從《聖經》中我們就可以理解貧窮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充分讚揚並廣泛分發這一盟約；我們也可以和媒體交流，可以討論教會呼籲解決貧困和環境管理的問題，這都是我們所希望的。但除非我們解決了美國宗教社會和世俗社會之間時而存在的相互猜忌的問題，否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不會造成絲毫的影響。
我想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認為這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事實。你們當中也許有些人知道，在2004年我競選美國參議員時，我的競爭對手是一位名叫阿蘭·凱斯的先生。他深諳傑裡·福爾韋爾和帕特·羅伯遜風格的辭藻，將進步分子貼上了「不道德」和「無神論」的標籤。
在競選進入後期的時候，凱斯先生曾經這樣說過：「耶穌基督不會支持巴拉克·奧巴馬。耶穌不會把票投給巴拉克·奧巴馬，因為他的言行舉止是耶穌無法認可的。」
耶穌基督不會把票投給巴拉克·奧巴馬。
現在，我的許多自由派支持者們都勸我不要太在意這句評論，盡可以完全忽略。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凱斯先生是個極端主義者，因此他的言論大可不必理會。由於當時我的支持率領先於他40%，所以這大概也是個不錯的建議。
然而，他們不會理解的是，我卻很在意凱斯先生，因為他對我所信仰的宗教，所信仰的主做出了評價，而且他發表的言論當中確有幾分屬實。
奧巴馬先生說，他是個基督徒。他聲稱如此，但他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在《聖經》中被稱作「大逆不道」。
奧巴馬先生說，他是個基督徒，但卻並不制止殘害無辜、神聖的生命。
那麼我的支持者們會讓我怎麼回答呢？我應該怎樣回應呢？我是不是應該說，僅從字面意思上理解《聖經》是種愚蠢的行為？還是應該說，作為一個羅馬天主教徒的凱斯先生，應當不去理會教皇宣講的教義？
但這些我都不想說。最終在這場辯論中，我只是以一種比較開放的方式予以回應。我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我不能將自己的宗教觀點強加於別人，我要競選的是伊利諾伊州的參議員而不是這個州的牧師。
不過凱斯先生含蓄地指責我不是個真正的基督教徒，這卻讓我感到煩惱不堪。其實，我自己也意識到做出的回應不能充分說明我的信仰在引導我個人的價值觀和信念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不過，我明白，我的困惑絕對不是個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也反映出了我們國家在過去三十年中一直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宗教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如何。
已經有一段時間，諸多學者和民意調查分析家們一直都在議論，我國的黨派之分根據宗教信仰的不同會發生劇烈的變化。的確如此，在當今美國白人之間，關於「黨派所屬」的最大分歧並不存在於男性和女性之間，或者所謂的「紅色州」居民和「藍色州」居民之間，而是存在於那些經常去教堂的人和不去教堂的人之間。
保守派的領導者們已經樂觀到不再去深究這種分歧的原因了。他們只是不斷地提醒福音派基督徒們，民主黨人不尊重他們的價值觀，不喜歡他們的教堂，一邊又對全國上下其他人說，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只會關心墮胎和同性戀婚姻問題，學校禱告制度與智慧設計論之類的事情。
大多數民主黨人都中了這個圈套。其實大不了我們努力迴避有關宗教價值觀的討論，唯恐得罪了別人，並且對外界聲明，無論我們的個人信仰如何，憲法的基本原則都束縛著我們的手腳。最壞的估計也不過是一些自由派人士在公共場合聲稱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從根本上來說反理性，而且偏執狹隘，堅持將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描述為狂熱分子，或者認為「基督教徒」一詞只適合用來形容某人的政敵，而非有宗教信仰的人們。
現在看來，如果我們的對手是阿蘭·凱斯的話，這種迴避策略的確會適用於進步派人士。不過從長遠來看，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對信仰在人們生活中，尤其是美國人民的生活中的力量予以肯定的話，我們就犯了天大的錯誤。而且我認為，現在是時候來進行一場嚴肅的討論了，讓我們一起探討如何將個人信仰與當代多元化的民主社會統一起來。
如果的確要這樣做的話，首先我們需要認清，美利堅人民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在我們當中，有90%的人都信仰上帝，70%的人都加入了有組織的宗教團體，38%的人都認為自己是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相比進化論，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更加相信天使的存在。
這種宗教傾向不僅是經驗豐富的傳教士們成功說教的結果，也不是源於巨型教堂流行起來後所散發出的吸引力。實際上，根本原因是宗教正應了人們的渴求，而這種渴求比這些原因都要更為深刻，是一種超越了某種具體形態的渴求。
似乎無數美國人每天都在重複著必須例行的日程：送孩子上學、開車去上班、坐飛機去開商務會議、去商店購物、努力堅持節食，但他們漸漸意識到這樣的生活似乎缺失了什麼東西。他們最終認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財產、自己的消遣娛樂、自己的繁忙日程，不足以構成生活的全部。
他們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標，有高低起伏的情節。他們希望能發洩出長久以來的孤獨感。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與以前相比，美國人的親密朋友和知己數目已經普遍減少了。因此他們需要一種安全感，需要肯定這世上一定有人還在乎他們，會認真傾聽他們說話，而他們不應命中注定要孤獨地走過漫漫長路，最終卻奔向虛無。
說到這方面，我想談一下我的個人經歷。毫無疑問，在座的各位大多都生長在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而我不是。我只有兩歲的時候，父親就回到了肯尼亞。我的父親出生時是穆斯林，後來成為無神論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是衛理會和浸禮會教徒，但並不做禮拜。我的母親是我所瞭解的最善良、精神生活最豐富的人，卻對有組織的宗教持懷疑態度。因此，我也一樣。
大學畢業後，我到了芝加哥，成為了一名社區組織者，在一些基督教堂工作。那時起我才發現了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惑。
我和教會人員一起工作，同我一起的基督徒們也接納了我。他們看到我熟讀《聖經》，知道我和他們有共同的價值觀，聽我和他們一起唱聖歌。但他們能感覺得出，我並沒有完全與他們融合為一體，依然有所隔閡。在他們中間，我彷彿是個旁觀者。
不久，我就意識到我的生活缺少了一些什麼。我的信仰沒有明確的歸屬，我也沒有加入任何特定的信仰組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永遠是孤獨的，永遠和他人有距離。
若不是因為傳統黑人教堂的一些獨特特徵吸引了我，大概我就已經安然接受了這樣的命運安排。但在芝加哥生活幾個月後，我發現自己已經完全投身到了教堂之中，而且並非只是投入了教堂的工作，而是成為了那裡的一部分。
首先，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我都始終相信非裔美國人宗教傳統的力量，那是一種可以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而今天在座的一些領導者就已經體現出了這種力量。由於具有特殊的歷史，黑人教堂更能切身體會到《聖經》中的一些教義，例如要讓飢寒交迫的人們吃得飽、穿得暖，要敢於挑戰權威等等。從他們爭取自由和人權的鬥爭過程中，我明白，信仰不僅僅是身心疲憊者們的安慰，或者逃避死亡的避難所，而是這世界上讓人變地主動積極、觸手可及的東西，是希望的源泉。
大概正是出於這種對於苦難的切身理解，再加上苦難正是在困境中堅持信念的基礎，教堂的工作使我學會了從另外一個視角看問題。我想今天有必要在這裡加以說明。
有了信仰不代表你就沒有了疑惑。
你需要來教堂的最初原因就是因為你是這世界上的唯一，而不是世界的旁觀者。你需要擁抱上帝，正是因為你有罪行需要饒恕，是因為你是個凡人，在艱苦的人生道路上需要有人陪伴。
正是出於這些新觀念，終於有一天，在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聯合教會，我穿過那裡的走廊，受浸成為基督徒。這是我個人的選擇，並非是因為看到了神靈的顯現。我一直存有的疑問也並沒有因此而奇跡般地消失。但在那個南郊教堂裡，當我雙膝跪在十字架面前時，我似乎聽到了上帝的召喚。我讓自己聽從他的意願，並全身心地追求他所頌揚的真理。
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無論是福音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教徒還是穆斯林，都經歷過和我類似的精神歷程。有人生來就是教徒，其他人則是在生命中的轉折點轉而向宗教求助。然而他們並沒有將宗教和其他信仰與價值觀區別開來。實際上，這是他們信仰與價值觀的力量源泉。
這就是為什麼，如果我們真誠希望和別人談論一下他們的想法，為他們著想，交流彼此的希望和價值觀，那麼作為進步分子，我們不能完全捨棄宗教這個話題。
倘若我們不去討論如何才能成為一名稱職的基督教徒、穆斯林或者猶太教徒，倘若我們只是消極地談論是否應該做禮拜，哪裡不應該做禮拜，而不是去積極地討論我們對於彼此的義務何在，倘若我們總是對宗教場所和傳教節目敬而遠之，因為我們認為教徒們不會歡迎我們，那麼總有別人會來填補這一空白，那就是那些信仰狹隘或者利用宗教達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們。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同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宗教教徒們接觸，告訴他們我們所堅持的立場，那麼傑裡·福爾韋爾、帕特·羅伯遜和阿蘭·凱斯之流定會繼續當道。
更根本的原因是，進步人士對於宗教內容的牴觸，使得我們無法有效地從道德層面來解決問題。其實有些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只是文字遊戲。如果我們將所有含有宗教含義的詞語都刪除，那麼我們就消滅了這些宗教意象和術語，而上百萬美國人民正是通過這些才瞭解到自己的個人道德觀與社會公平的含義。
我們只需想像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中沒有談到『主的審判』，或者金牧師『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中沒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那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正是他們這來自上帝的召喚，激勵無數人實現了看似無法實現的夢想，鼓舞我們的祖國張開雙臂，迎接共同的命運。
作為進步分子，如果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好國家這一道德基礎，那麼這種失敗則不僅僅是修辭方面的問題了。我們對於「說教布道」的恐懼也使得社會道德觀和文化觀在解決我們目前最緊迫的社會問題方面所起的作用大打折扣。
畢竟，貧困問題與種族歧視問題、無社會保險與失業人口的問題，都不僅僅是在尋求完美的「十點計劃」過程中出現的技術層面問題。這些問題深植於社會的漠不關心與個人的麻木不仁，源於人類的不完美之處。
解決這些問題的確需要政府政策的改變，但也要求我們的內心和思想同時進行改變。例如，談到讓槍支遠離市區這個問題時，我相信，我們的領導人必須將這一點當面告訴槍支製造商。但我同樣相信，如果一個人認為有人不尊重自己，就端著槍面對著人群瘋狂掃射，那是我們的社會存在著道義問題。這個年輕人的內心中有個缺口，而這個缺口單靠政府力量是無法彌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