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美國」主題演講
2006年6月14日
（華盛頓特區）在由左翼「美國未來運動聯盟」發起的「重振美國」大會上，巴拉克·奧巴馬發表了此篇演講。
「這是我們的時代。一個在歷史上濃墨重彩的時代，一個抒寫美國傳奇新篇章的時代。我們要為子孫後代開創一個比我們成長的年代更加自由、更加美好、更加繁榮、更加公正的國度。」
親愛的朋友們，如今，我們走到了美國歷史的十字路口。
當前，人們對未來的憂慮之聲，充斥於市政大廳、咖啡館和街頭的各個角落，人們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將會走向何方。每當談及戰爭、卡特裡娜颶風、醫療保障或是彼此的工作時，人們總會說，是到必須變革的時候了！
現在，很多人依舊相信我們的國家無所不能——只是覺得政府領導無方；很多人依然心懷偉大夢想——只是感覺領導人早已將其忘卻。
我還記得第一次競選州參議員的場景——那是我第一次參加選舉。參議院有席位空出後，一些朋友問我，是否願意參加競選。我考慮了一下，然後做了兩件每個聰明人在面對棘手問題時都會做的事：首先，我向上帝祈禱，然後，我請教了我的夫人。
徵求過這些重要的人的意見後，我決定競選參議員。像所有候選人一樣，我決定向所有願意傾聽我的人表露心聲。
無論在糕點義賣場還是在街邊理髮店，只要發現角落中有人，我就會停下車來發放手冊。
然而無論在哪兒人們總會問我這樣兩個問題：「你叫巴拉克·奧巴馬？怎麼起了個這麼有趣的名字呢？」由於人們很難叫准發音，所以經常會喊我「阿拉巴馬」甚至是「噢，媽媽」，我只好解釋說我的名字源於來自肯尼亞的父親。
人們還會問：「你是個不錯的小伙子。看吧，你在法學院教書，擔任民權律師，還組織選民登記，又是個顧家的男人——真不明白，你為什麼要趟政治這灘渾水呢？」
我看得出來，這個問題恰恰體現出了人們對當今公眾生活所持的消極態度。儘管出於公民義務，人們會定期參加公共活動，但大家對政府並不抱有信心，不相信政府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
所以，我對這些冷言冷語深表理解。可是，每當我有這樣的想法時，就會想起那件發生在參議員競選前夕的事。
那天晚上我們在芝加哥南部——當時我正住在那裡——召開過一次大規模的集會。集會進行到一半時，一個人走過來說：「有個女人從很遠的地方趕過來，說是想見你，想和你握握手，再拍張照片作紀念。」
我說好啊，於是我見到了她，並交談起來。
出乎我意料的是，這位叫瑪格麗特·劉易斯的老人竟然生於1899年，已經105歲了。
想想看，一位孱弱的105歲的非洲裔老人，因為相信自己的聲音至關重要，便不遠千里趕到會場。從此之後，我的腦海中便常常浮現出她所經歷的人生畫面。
我會想起，她出生在一個沒有汽車和飛機的年代；一個黑人被種族隔離的陰雲所籠罩，在名義上享有自由，現實中卻依然飽受奴役的年代；一個黑人常常被處以私刑，卻很難有機會參與選舉的年代。
我會想起，她是怎樣親歷了一戰、大蕭條和二戰；又是怎樣看到自己的親人們從戰場上榮歸故里後，還是只能坐在汽車的尾部。
我會想到，她是如何目睹了婦女們贏得選舉權，又是如何看到羅斯福總統通過《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將幾百萬人送入大學，以及如何通過社會保障計劃幫助人們擺脫貧困；我會想到，她是如何見證了工會的興起和中產階級的繁盛，又是如何看到了移民者們遠渡重洋，來這裡尋找叫做美利堅的夢想國度。
她對我們的國家充滿信心。看到周圍的世界日新月異，老人相信，總有一天，她也會過上屬於自己的生活。終於民權運動讓她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她想：「屬於我的時代就要到了」。
民權運動中，她看到了婦女們——既有洗了一天衣服的清洗工，也有帶了一天孩子的保姆——下班後仍寧可走路回家，也不願意搭乘公交，她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用自身的行動去追求自由；她看到了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年輕人因為相同的信念，搭車來到密西西比州和亞拉巴馬州進行選民登記；她看到了四個小女孩在主日學校被殺後，在全國掀起的運動浪潮。
最後，她看到了《民權法案》和《選舉權法案》的通過。
她永遠不會忘記人們第一次排隊投票的場景——老人自己也在排隊的人群中。此後，她投票參與了每一次選舉，因為她相信，在她所經歷的三個世紀裡，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沒有什麼困難是戰勝不了的，沒有什麼不公平是難以消除的，也沒有什麼夢想對於美國來說是遙不可及的！
她相信，平等不是某些人的特權，機會並非幸運者的專利，自由更不是只被少數人享有的專屬品。
她知道，在美國歷史上，每當我們看似放棄希望或為少數人而戰時，總會聽到反對的聲音——人們會說，我們要堅守夢想，勇往直前！我們要自強不息，永不放棄——因為這才是我們。我們為所有懷揣美國夢的國人而戰。
現在，我們正面臨著這諸多歷史時刻中的一個。
新的世紀剛剛過去六年，我們的信心，就已經在戰爭和災難、恐懼和絕望，以及政府的醜聞和腐敗中，一次次地動搖著。
技術革命給全世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商業和政府漸漸融合，並最終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新世界就此出現，新的風險和威脅也隨之而來。
與來自班加羅爾和北京的大學生相比，我們不再認為美國的高中生在謀求職位上更具優勢；隨著待遇底線的漸漸喪失，我們不再指望僱主提供醫療服務、養老金和職業培訓；當國家的領土遭受侵犯時，我們不再期望環繞四周的海洋能夠保衛我們的安全。
世界在改變。最終，我們看到了工薪家庭付出的越來越多，得到的卻越來越少；看到了很多企業到海外去招募員工；看到了醫療費用，兒童保育和汽油價格的飛漲；看到了我們的孩子充軍伊拉克；看到了恐怖分子們揚言，要完成「9·11」以來的未竟之事。
週遭的世界正在悄然改變，我們的政府卻依然止步不前；人們的信心之火漸漸熄滅，華盛頓當局卻不願幫我們重燃夢想。
現今正是政治的懦弱與渺小，阻礙了我們的腳步。政府認定，對於那些棘手的問題，只要我們視而不見，它們自會慢慢走開。
政客們在演講時，總是將股市上漲和必需品消費增加的數據掛在嘴邊——可有誰看到那些身兼雙職卻還是入不敷出的單身母親，又有誰看到那些因無力承擔學費而斷送了大學夢想的莘莘學子？
政客們在提及「勝利計劃」時，總會說他們幫助伊拉克重建了多少學校，鋪設了多少道路，又配備了多少手機——可有誰看到送達多佛空軍基地的2500個覆蓋著國旗的棺木？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說：我們看到了，我們很在乎，我們不再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