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講
2005年11月16日
（華盛頓特區）巴拉克·奧巴馬在「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的頒獎儀式上發表了這篇以「羅伯特·肯尼迪時代後期的理想主義」為題的主題演講。
「這是一種理想主義，一種並非建立於強硬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理想主義。的確，他相信政府可以成為人民美好生活的推動力，但並不是唯一的推動力。他不相信官僚主義，深知變革只能在一個自由社會中追隨自由民眾的意願才能得以進行，明白變革不僅源自於新的項目，而且還來自於新的思想。」
謝謝諸位！今天我很榮幸能夠站在這裡……
我懷著無比謙恭的心情來到這裡。鮑比·肯尼迪離世那年，我只有7歲。對於在座許多熟識他的人們來說，他是一位兄弟，一個丈夫，一位父親，一個摯友。
然而對於我來說，他只是一個標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能現在在國會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與我有著相同的感受，認為他距離我們很遙遠，因為當鮑比·肯尼迪去世時，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甚至都還沒有來到人世。不過有意思的是，當你穿過國會一間間的辦公室時，肯尼迪的照片、演講詞或是紀念他生平的其他物品都隨處可見。
原因是什麼呢？他從未當過美國總統，只當了三年的司法部長、三年半的紐約州參議員，但為何直到今天，他的精神卻依然感召著我們，他的言語依舊鼓舞著我們之間的討論，他的思想仍然激勵著我國政壇前進，他依舊號召著我們要盡可能讓這殘酷無情的世界中的生活變得快樂愉悅呢？
顯而易見，這與他個人的非凡魅力和極具說服力的口才不無關係。這種卓越的能力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很難擁有的，但在肯尼迪家族卻屢見不鮮。他用一個簡單的短語或一句簡短的話，就可以概括總結我們這個地球上最多元化的國家的所有希望和夢想，甚至還可以激勵那些對美國生活最漠不關心的旁觀者們。
還有部分原因在於他的年輕活力——無論是他的年齡還是心態。這使得，即使約翰被刺殺了，即使我們失去了金牧師，我們依然有理由敢於夢想，因為依然有一位年輕氣盛、活力四射的肯尼迪家族成員讓我們再次充滿希望。
但除卻他的個人特質之外，還有更為重要的原因。
在這個城市充滿隔閡的有限範圍內，在政治上使用「小球戰術」簡直是易如反掌。這樣一來，在黨派僵局和二十四小時滾動播出的新聞話題之間，在精心設計的談論內容以及對於戰爭、貧困、絕望和違法亂紀這些能夠牽動人的神經卻沒有實質性內容的關注中，這些問題都變成了需要處理的事情，而不是有待解決的危機，變成了週末棒球秀後的談資，而不是需要人們達成共識，尋求和解的問題。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不再努力爭取可能會實現的夢想，而是委曲求全，接受最有可能發生的現實。
這就是華盛頓的狀況。
然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某個地方，有的家庭的孩子正飢腸轆轆，而就在幾個街區外，另外一個家庭的孩子卻剛剛吃飽喝足；在某個地方，有一位颶風中的倖存者正尋找安身之處，為自己的女兒尋找就讀學校，而在另外一個地方，一個只有12歲的孩子被持槍兇手槍殺，而兇手曾經是他在幼兒園的玩伴——同時，在伊拉克提克里特的街道上，又有一對父母失去了他們的孩子。
但在某些地方，始終有人相信，一切本不應該如此，美國的情形應當有所不同。他們相信，雖然罪惡與痛苦永遠不會消失，點滴的奇跡與無盡的夢想卻一直激勵著我們國家前進。在這裡，我們在追求偉大美好的同時，不會畏懼面前最為嚴峻的挑戰；在這裡，無論面臨多大的困難，我們都會克服。
鮑比·肯尼迪就是其中的一員。
那時，在戰火紛爭、四分五裂的國家中，他也有勇氣直視著我們的雙眼，告訴我們無論有多少城市暴力充斥，無論貧窮與種族歧視問題會延續多久，無論美國有多麼彷徨，多麼無所適從，希望依然還會來臨。
這是一種理想主義，一種並非建立於強硬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理想主義。的確，他相信政府可以成為人民美好生活的推動力，但並不是唯一的推動力。他不相信官僚主義，深知變革只能在一個自由社會中追隨自由民眾的意願才能得以進行，明白變革不僅源自於新的項目，而且還來自於新的思想。
而且肯尼迪的這一思想並非只是空中樓閣式的理想主義。他相信，我們一直都面對著真正的敵人，而且上個世紀60年代的混亂局勢沒有迅速或完美的解決方案。
羅伯特·肯尼迪的理想主義是他未盡的精神遺產，依然激勵著今天的我們前進。那是一種基本的精神信仰，相信美國式的理想會持續地完善下去。
這一信念告訴我們，如果這個國家的確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礎之上，那麼當「膚色」依然是百萬人民生活中的羈絆之時，我們的政府不應坐視不管；如果我們國家在世界上想像一座希望的燈塔一樣閃亮，那麼他國尊敬我們的原因不應只是我們傲視群雄的軍事威力，而是我們偉大理想的神聖力量；如果在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命運並非生來注定或由環境影響，那麼我們就有責任保證百萬富翁的孩子和靠社會福利過活的母親的孩子享有同等的生活機會；如果，同為一國之民，我們實為一體，那麼我們就不能讓自己僅限於追求自我利益，而是應該攜手所有美國人共同崛起。
過去，我們並非一貫按照這些理念行動，將來，我們還有可能會再次失敗，但他的精神遺產卻始終號召我們要勇於嘗試。這個原因也正是我們不僅依然能聽到鮑比的言語迴盪在耳邊，還能聽到在他之前的約翰、金牧師、羅斯福和林肯聲音的原因，那就是因為他們站立的高度與我們如今所處的位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現在讓我們畏縮不前的原因是政治上的疑慮，那種宣揚「無法有所作為」及「做了也是徒勞」的政治。能源危機會危害到我們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他們告訴我們，沒有任何可以立即解決問題的妙計。上千個工作機會都在海外？其實那樣更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對於美國史上最為嚴重的自然災害反應遲鈍，三天後才做出反應？布朗尼，你到底在幹什麼！
當然了，如果我們面對這些難題時也無能為力，如果我們沒有承擔集體責任去照應彼此，那麼下一步順理成章地就是讓政府將稅款退還個人，為民眾減稅，鼓勵民眾自己買醫療保險，自己規劃養老計劃，自己僱請兒童保育員，自己修建學校、公路和防洪水壩。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自負盈虧的社會」。不過在過去，這樣的社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那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即每一個人都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這樣一來，當醫療保險金或學費增長過快，超出了個人的支付範圍時，我們就可以對他們說：「你可真倒霉！」當一個孩子出身貧寒，我們就可以對他說：「還是自食其力吧！」當有工廠關閉，工人失業時，我們就可以對他們說：「要靠你自己。」
但這樣確實行不通，問題依然存在。因為這種思想完全忽略了我們國家的歷史。的確，我們國家的偉大之處在於個人的主動積極，在於我們對於自由經濟市場的信任，但同樣也取決於我們對於彼此的互相關懷，取決於我們的信念，那就是每個人都在這個國家有一席之地，我們共同生活其中，每個人都有機會。
羅伯特·肯尼迪提醒了我們這一切。現在他的聲音依然在提醒著我們，不要再等到下一場颶風來臨時才知道在一座美國城市的深處，在第三世界條件下生活的人們讓我們所有人都顯得拮据；不必再等到伊拉剋死亡的孩子達到3000個，我們才意識到沒有撤退策略的戰爭只會讓我們所有的家庭都危在旦夕。我們現在不能，而且永遠不能接受美國夢從我們這個國家消失。
我們應當用那些反問「為什麼不存在」的問題去回答那些「為什麼會存在」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我們會經常提及卻從來沒有實踐。當被問及「為什麼會有飢餓？」「為什麼會有無家可歸的人？」「為什麼會有暴力？」「為什麼會有絕望？」的時候，我們可以反問：「為什麼沒有好工作和高報酬？」「為什麼沒有完備的醫療保險和世界一流的學校？」「為什麼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讓我們將個人的潛力挖掘到極致？」
如果鮑比今天依然在世的話，我們很難將他進行歸類，因為他不屬於任何一種經常會讓我們感到壓抑束縛的政治家類型。他是共產主義的堅決反對者，但他明白，只有通過有效的外交手段，我們才能擺脫古巴導彈危機。他設法消除貧困，但同時也尋求當地政府的合作並發動社區群眾。他的意志堅定，但同時也心懷寬廣。
除此以外，他所提倡的理想主義並非是在意識形態範圍內找到解決問題的平衡點或中間手段，並非是這樣一種溫和的中間主義。他所提倡的政治，在他內心中是深刻的道義層面的政治。他所提倡的政治建立在這個世界是對錯分明的基礎之上，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在分辨清楚對錯的同時制定好我們的法律，安排好我們的生活。
1967年，羅伯特·肯尼迪與著名民權運動家查爾斯·埃伯斯一起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進行了一次著名的訪問。當他們從一間棚屋走向另一間棚屋時，他們親眼目睹了這個國家的貧窮。有這樣一個故事廣為流傳。他們曾經走進了一間幾乎沒有屋頂和地板、到處都是漏洞的棚屋中，肯尼迪看到角落裡坐著一個腹部腫脹的年幼兒童。他三番五次地試圖與這個孩子進行交談，嘗試了一次又一次，但那個孩子卻毫無反應，也沒有做出任何動作，甚至沒有給出一個意識到他存在的眼神。他雙眼圓睜，眼神蒼白而冰冷，被貧窮摧殘到讓人難以相信他還活著的地步。
據說就在這時，肯尼迪忍不住開始哭泣。他轉向埃伯斯問他：「一個國家怎麼能允許這樣的情形發生？」埃伯斯回答說：「也許他們只是不知道還有這樣的情況存在吧。」
鮑比·肯尼迪終其一生都在竭盡全力讓我們明白這些道理。他不僅讓我們從麻木不仁中清醒起來，讓我們勇於直面自家後院中悄悄降臨的黑暗，而且告訴我們樂觀的消息，讓我們明白我們有能力改變一切，我們可以書寫我們自己的命運，因為我們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民族，因為我們都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仍然能夠聽到這種樂觀的消息。這個信息依然引導著我們沿著鮑比·肯尼迪的未竟之路走下去。我希望在未來的幾個月、幾年之內，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國家可以踏上這一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