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鳳覺得戴笠生前與共產黨作對，罪惡太重，怕解放後掘屍毀墓，便計劃遷葬到台灣。但因水泥灌注太結實，無法可想，只好放棄。其實，戴笠墓穴在解放後並未遭破壞，一直完好，沈醉在解放後被關押11年以後特赦出獄，曾數次去探視，至今無損。戴笠的老母一直不知道戴笠已死，由毛人鳳一直模仿戴笠口氣逢年過節發電報祝賀，以造成戴笠留在人間的假像。戴母在五十年代初期死於大陸，她一直以為戴笠無恙。戴笠之子戴藏宜因與戴笠之弟戴春榜殺害中共地下黨員華春榮等罪行，解放後被政府鎮壓。戴笠兒媳鄭錫英及三個孫子、一個孫女，回衢州娘家，不久隱居上海。
孫女在回衢州之前送人。1953年初，一直不能忘懷於戴笠的蔣介石，在台灣站穩腳跟後，開始尋找戴笠遺屬，命令毛人鳳不惜代價將戴笠遺屬和後裔從大陸接到台灣。毛人鳳奉蔣的指示，派保密局特工從台灣潛至上海，與潛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務接上關係，找到了鄭錫英一家，並為四人辦好了去香港的出境證。1954年初，因前來接應的特工必須帶領她們出境赴台，鄭錫英只好將次子送給別人，讓特工頂替次子之名，帶她和另外二個兒子。同至香港，再至台灣定居。蔣、戴之間的恩怨至此結束，1948年，馬漢三、劉玉珠等謀殺戴笠內幕被發現，蔣介石怕公佈有損於軍統和國民黨聲譽，便只以貪污罪等將馬、劉等三人處決。
卿雖乘車我戴笠
戴笠30歲的時候，聽到「革命朝氣在黃埔」的說法，就自改其名，「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騎馬，他日相逢君須下」更名戴笠，考入黃埔軍校第6期。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向蔣介石提出要見到「中國的希姆萊——戴笠」。這是一個讓人想起封建王朝時代的東廠、西廠一類機構的鷹犬、爪牙。人們對這個軍統特務頭子的評價大多是「間諜王」、流氓成性、「殺人魔王」，認為戴笠心狠手辣、殘酷無情，所以敬而遠之。
在窮困的日子裡，他跟一般循規蹈矩的讀書人不同，儘管他的成績也很優秀，他卻不守成規、嫖賭成性，一度被學校開除。但是，戴笠也不曾忘記自己的志向，不曾改變自己愛整潔的生活習慣。哪怕是俗艷廉價，他也總要保持衣冠楚楚。而也就在這種一般人都覺得尷尬的窮講究裡，他結識了終生的朋友，當時的小學教師、後來成為蔣介石的門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傳記作家，美國人魏斐德的說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識分子，即「他們各自在對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對權力和地位無限的渴望」。
戴笠不僅有生活目標、理想，也有實現這些目標理想的艱苦付出。當時共事的同學徐亮回憶說：「人稱戴笠是英雄，我以為是怪物。這種人醉心事業，連皮肉痛苦，都能忘記，非怪物而何？」甚至到他成為蔣的心腹之後，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親。這一點是他身上優秀的地方，為廣泛收集情報，他常一個人奔走四方。
他的事必躬親還表現在，位高權重的時候仍然犯險如常，親自佈置工作。在淞滬之戰中，白天忙於組織對日情報戰，並竭力建立軍統武裝別動隊，協助正規軍作戰；晚上，他親自坐車從上海到南京，向蔣介石匯報戰況和情報分析。當時，日本人對他的人頭懸賞金額，猶在對毛澤東懸賞之上。
因此，可以說戴笠是一個幹才。戴笠諜報功績的頂峰是1940年代，其諜報網絡在鼓浪嶼率先破譯日本將襲擊珍珠港的情報，並報美軍海軍部，但被美軍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軍才意識到戴笠的厲害。亂世行權，何況抗戰。在抗戰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開始為人們刮目相看。
戴笠的應變能力是極強的。他揣摸蔣介石的心理，深知蔣之反共是終生矢志不移的國策。當前的國共合作，只不過是在西安事變後蔣迫於國內一致要求抗戰的輿論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戴笠認為，反共活動仍然是特務處最重要的工作目標，但是，必須在工作部署上有所變更和掩飾，公開的反共口號和旗幟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強秘密佈置，用以退為進的方法指導反共活動。為了迅速應付和適應這一變化了的形勢，戴笠多次召集特務處高級特務進行研究，對特務骨幹進行訓話，指出國家進入抗戰時期以後，仍然是進行反共活動的大好時機，「國民黨掌握了廣大的地區，有豐富的人力財力和軍隊，既可以利用合作對共產黨搞打進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祿來收買，並從內部進行瓦解分化」。
同時，對不公開的地下黨員可以用逮捕漢奸的名義，公開拘捕、囚禁、殺害；對公開了的中共黨員可以進行偵察、監視、利誘、威逼。戴笠分析說：「共產黨員，生活艱苦，又沒有官位，我們只要捨得拿出錢來，給他們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產黨」，「這一政策一定要堅持執行，這一機會千萬不能放過。」針對一部分特務對國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問題，戴笠訓誡說：「我們特工人員在政治上本身沒有主張，我們不是政治集團，我們是領袖的耳目。一切唯領袖之命是從，貫徹領袖的意志，替領袖分憂。」如此，特務處的反共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戴笠是國民黨內較早地認識並運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與中共進行鬥爭的頑固派分子之一。
戴笠遇難後，舉國哀悼，就是他過去的敵人，也都在追悼他，據說，周恩來在中共的會議上說：「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經過43天的談判，簽訂了《會談紀要》。這個紀要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規定國民黨迅速結束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尤其明確提出「取消特務機關，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釋放政治犯」等。這對於蔣介石來說，雖然並沒有要真正遵守執行的打算，但是為了要做一些表面文章，也出於抑制戴笠勢力瘋狂發展的需要，蔣介石秘密向戴笠發出撤銷軍統局，然後化整為零進行安排的指示，以減少中共及民主黨派攻擊特務機關的口實。這一著在蔣介石確是高明的。一方面，特務工作在未來的反共鬥爭中只能加強，不能削弱，還須繼續保留；另一方面，簽訂《雙十協定》，為應付輿論，他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通過這一個辦法，又解決了軍統勢力對自己的潛在威脅問題。戴笠聽到蔣下的這個命令，心情極為緊張。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認為必須盡快搶在蔣介石的前面，拿出一套辦法，來對付蔣介石關於撤銷軍統局的逼迫。戴笠在這方面是有辦法的。
戴笠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周中，似乎已經預見到某種事態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因而開始將軍統面臨的嚴峻形勢在小範圍內給一部分軍統特務吹風。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將離開北平時，在北平懷仁堂主持軍統北平辦事處總理紀念周，發表公開講演。戴笠說：「去年領袖叫我當中央委員，我堅辭不就，因為爭權奪利，不配做一個革命者」，「最近中央開六屆二中全會，十幾天來所表現的情況，未出我預料之外，對調查統計局的問題，看來是毀譽參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們，我不知道什麼叫打倒，什麼叫取消，我只怕我們的同志不進步，官僚腐化。如果這樣，人家不打，自己也會倒的。所以我時刻所想的，是如何對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榮歷史，決沒有想到別人如何打倒我。我個人無政治主張，一切唯秉承委員長的旨意，埋頭去做，國家才有出路，個人才有前途。」戴笠的這番話無非是想說明，他早已將政治上的進退置之度外，隨時準備面對可能出現的嚴峻形勢。
關於戴笠的死，說法不一，而蔣介石等人以為戴笠有功於國家，自戴笠死後，蔣介石慨歎地對人說：戴笠「生也為國家，死也為國家」。並示意教育部長陳立夫，要發動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寫幾副輓聯來，悼死撫生，以提高戴笠的身價，裝潢門面。為此，陳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彥的聚會，向大家提出給戴笠送輓聯的事。名流們雖然感到欽命不敢違，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頌德，自甘墮落；如果照實寫來，豈不有違蔣、陳等人的初衷，引火上身，自找麻煩。想來想去，一個個都是激流勇退，相互推倭。
這時，國民黨元老張群素知大律師章士釗先生與杜月笙交誼非淺，與戴笠亦有交往，於是極力推薦章翁主筆，眾人一致附和。章翁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揮而就。文曰：「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寥寥數十字，卻以「曲筆」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畫了戴笠一生的特點。亦見章釗對戴笠其人把握之準。滿座名流也無不欣然讚賞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輓聯，也無不歎服章翁的點石成金之筆，即陳立夫、張群也頻頻點頭，一致認可。這副對聯寫出後，很快被社會各界的許多人推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聯，一時傳為佳作。
這句「是非留等後人評」是意味深長的，但是戴笠殺人無數的所作所為，仍然讓人恨不能生啖其肉，但時隔六十年，人們堅定地指認戴笠為「殺人魔頭」，是法西斯性質的工具，甚至對戴笠的死也認為是冥冥中的報應，
殺手之死大都是淒惶的。唯有中國的這位政治殺手之死算是幸運的了。1946年3月17日，國民黨內最有權力的270名「中央執、監委員」集中在「軍委會」重慶大禮堂裡，參加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閉幕大會。大會已經連續開了17天，圍繞國民黨從抗戰時期轉入戰後的方針政策問題，爭論得十分激烈。會議期間，有人喊出「打倒特務」的口號，理由是國共和談、國民參政會、一月政協三大會議關於取消特務機關的決議沒有得到貫徹。呼聲響徹整個會場，贊同者之多完全出乎發難者的想像，這在國民黨歷屆中央全會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更讓人想像不到的是：特務統治的集大成者、「一號中央執委」蔣介石先生居然對此持認同態度。由此，幾乎是270名「中央執、監委員」結成了一個反對特務的「統一戰線」，一致把進攻的矛頭對準這位中國的希姆萊。
在漫長的中國傳統中，從來就不缺乏戴笠式的人物，他們從社會邊緣出發，試圖獲得中心位置，與其說他們擁有智慧，不如說他們擁有過人的精明與狡猾。他們心中有理想，但無疑這些理想是狹隘的，所有理想往往轉化成毫無顧忌地侵害他人。只不過戴笠恰好趕上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一個面臨全面性危機、分裂的社會給他以舞台。他比別人更殘酷，更不擇手段，而不是他有什麼魔力。
殺人手段高絕的「好同志」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因飛機失事摔死後，毛人鳳通過種種手段接了戴笠的班。毛人鳳是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繼承人，他對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所欠下的纍纍血債不亞於戴笠，而且有些地方甚至還超過了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