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周佛海在監獄裡坐以等死、度日如年的時候，他的妻子楊淑慧正在南京城裡四處奔走。楊向陳果夫、陳立夫、陳佈雷、顧祝同等人托情，請他們向老蔣進言，周不再提與重慶聯繫的事，只看在周抗戰勝利後，奉命維持上海秩序、阻止新四軍入滬、協助重慶接收等功勞的份上，對周予以特赦。周佛海被判死刑後，對判決不服，由其妻楊淑慧向南京最高法院抗告。1947年1月20日，楊淑慧的抗告被最高法院駁回，此時，正是農曆1947年臘月，楊淑慧顧不得禮節，於除夕夜就闖進了蔣介石侍從室機要秘書陳方的家。楊淑慧對陳方說：「抗告駁回，佛海隨時可以槍斃。如果蔣先生一定要殺他，就殺吧。我會馬上到香港，將蔣先生的親筆信向海內外公佈。這是個政治道德問題。看今後還有誰肯替蔣先生賣命。」陳方一聽，也著了慌，連忙將此話轉達給蔣。果然，這一招起到了作用。蔣皺著眉頭，思索良久，以低緩的語調對楊說：「起來，安心回去吧，讓他再在裡面休息一兩年，我一定會讓他再歸來的。」
陳果夫、陳立夫上書蔣介石，請求司法行政部長設法准予緩刑或減等處罪，３月６日由蔣介石簽署發表了給周的減刑令，周佛海終於免於死刑。
就在周佛海在監獄內惴惴不可終日，楊淑慧在南京城內上下奔走之時，1947年2月23日，蔣介石致電司法部，《准將周佛海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令》，對周佛海進行了特赦改判。
根據老蔣的指示，3月27日，周佛海被改判為無期徒刑，收押在老虎橋監獄。周佛海死裡逃生，不禁感慨萬千。在獄中，他賦詩一首：
驚心獄裡逢初度，
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
竟於絕路轉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
慷慨襟情仍故吾；
更喜鐵肩猶健在，
留將負重度崎嶇。
從這首詩裡不難看出，周雖然改判無期徒刑，仍賊心不死，希冀有朝一日，東山再起，繼續為蔣介石賣命。
1948年正月初五，周佛海油盡燈滅，在監獄裡結束了他的一生，時年52歲。
周佛海死後，他的屍體停放在南京新街口萬國殯儀館，楊淑慧用她珍藏了多年的一口貴重的楠木棺材為周裝殮。隨後，運到南京湯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的一塊空地方，找到一個穴位。
周佛海的安葬是在1948年的清明，送葬的人除了他的親屬和幾名他過去的貼身副官外，再沒有任何人。
漢奸末路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可謂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大的漢奸。1910年，年輕時代的汪精衛曾參與過暗殺清廷攝政王載灃的行動，後因行動洩密而被捕，一時傳為佳話。沒想到，抗日戰爭一爆發，已位居高位的汪精衛竟成了亡國論的極力鼓吹者，認為中國不堪一擊，「晚和不如早和」。
起初，汪精衛想拉攏蔣介石一起向日本求和，可蔣不搭理，於是萌生了單獨與日本媾和的念頭。1938年11月，汪派親信與日方代表草擬秘密協議，準備成立新政府。這期間，汪曾一度猶豫，怕擔當「漢奸」罵名，成為民族罪人。為此，汪精衛還在重慶上清寺的寓所內，鬱悶了好幾天。他的妻子陳璧君不斷蠱惑汪早日另立中央，並說：「要和就早和，再與日本打下去要亡黨亡國，我們不能陪著老蔣一塊死！」而實際上她骨子裡的打算是想馬上當第一夫人。汪精衛的一些親信也在慫恿。於是，汪決心與蔣決裂，另起爐灶。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縻發表第三次對華政策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提攜」三項原則。汪精衛立即在隨後出版的香港《南華日報》上積極響應。這令蔣介石大為惱火，隨即召開中常會，將汪精衛永遠開除出國民黨，並撤銷其一切職務，同時，又讓外交部長王寵惠去找已逃到越南河內的汪精衛，勸汪離開日本人，承諾既往不咎，但遭到汪的拒絕。見軟的一手不行，蔣決定來硬的，命令軍統頭目戴笠派遣的幾名刺客潛入汪精衛位於河內高朗街的住所，意欲刺殺汪精衛，但未成功。
1940年3月，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衛終於坐上夢想已久的第一把交椅，開始了自己的漢奸生涯，徹底成了中華民族的罪人。隨著汪偽政權的成立，一些原國民政府中主和派，比如陳公博、周佛海也紛紛相隨，擔任偽「國民政府」中的高官。這些人深得日本人的讚賞，有的甚至還得到了裕仁天皇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綬章。
投敵賣國的汪精衛沒有得到好下場。1943年底，由於急需取出傷及後背的子彈，汪精衛被迫接受多次手術。次年初，在日本治療的汪精衛因三節胸椎骨嚴重變形，骨膜發炎潰爛，形同枯屍。11月10日下午，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內死去。
汪精衛死後，陳公博成為偽「國民政府」主席。此時，陳已預見日本人大勢將去，便極力討好蔣介石，公開叫囂「無論重慶和日本人是否剿共，我們都要剿共，不能有絲毫含糊」。日本投降後，陳公博立即解散偽「國民政府」，積極配合蔣介石受降。但是，蔣介石卻不買他的賬。1945年8月，陳公博帶著家人輾轉到了日本。然後，日本對外謊稱「陳公博自裁了」。不過，蔣介石不相信，向日方提出引渡陳公博的要求，否則就要驗屍，日本人無奈只得交人。第二年夏天，陳公博在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被執行死刑。陳公博的家屬將其屍體運到上海，連墓碑也不敢立。
眼見日本氣數將盡，見風使舵的周佛海開始與蔣套近乎。蔣也不計前嫌，投桃報李，日本投降後，讓他當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負責對上海的接收。後屈於外界壓力，蔣介石才將周佛海收監。最初周被判為死刑，在蔣介石的包庇之下，此案又改判為無期徒刑，收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最後，周佛海在獄中病死。
「文膽」胡蘭成
胡蘭成何許人也？汪偽政府的宣傳部政務次長兼《中華日報》總主筆，被稱為汪精衛的「文膽」，實實在在一個大漢奸。1934年正是國內軍閥割據戰亂頻仍的時代，日本正加緊佔領華北，紅軍正在轉移的途中，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也是內部派系林立，各自發展自己的實力。這時的胡蘭成因得罪了桂系軍閥白崇禧，被逐出了廣西。
胡蘭成回到鄉下，不能務農，一籌莫展。胡蘭成的一個同學在《中華日報》工作，胡曾答應過寫點兒文字，不過一直沒有時間，回鄉之後，寫就了兩篇寄過去，居然被日本的兩家報紙先後翻譯轉載，胡蘭成就這樣走進了汪系的圈子。
《中華日報》屬於汪精衛派系，國民黨內部自孫中山去世後派系紛爭明顯，汪精衛是僅次於蔣介石的一大派，後來胡蘭成在《南華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戰難，和亦不易》，主旨是求和。這恰中汪精衛當時的政治理念，這篇文字被陳璧君看到了，她認為胡蘭成是個人才，應該重用，胡蘭成的這篇文字促成了他人生的轉折。
汪精衛算是對胡蘭成有知遇之恩，胡蘭成也知恩圖報，政論不斷發表。1940年汪偽政府成立，汪精衛就賞了胡蘭成一個宣傳次長的虛職，隨後又給他做了一年的法制局長。胡蘭成在政治理念上和汪精衛一致。1939年春，汪精衛從河內偷渡到上海，著手組織偽政權時，由於陳璧君的推薦，便電邀胡蘭成到上海，充當自己的侍從秘書。翌年，汪偽政府成立，胡蘭成被任為宣傳部政務次長、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中華日報》總主筆。當時汪精衛稱他為「蘭成先生」，經常向他「殷殷垂詢」，他因此被稱為汪精衛的「文膽」。胡蘭成躊躇滿志，自詡「穩坐政論家第一把交椅」，「和平運動時位居第五」，不料因此得罪了汪精衛、周佛海和林柏生等人。胡蘭成很快就被免去職務，又成了「一介布衣」。
被排擠出汪偽集團後，他通過日本使館的官員清水、池田篤紀，和日本軍政界的少壯派人物拉上了關係。日本宇垣一成大將約見胡蘭成，向他請教：如果日本失敗，應該向誰求和。胡蘭成獻計道：「向重慶求和，必遭到拒絕；至於延安，可以取得某種軍事上的默契，但於大局無補。求和必須向英、美，別無他途。」宇垣認為他的話有道理，由此他的身價倍增。
日本投降後，胡蘭成逃出武漢，先後隱居上海、浙江等地。於新中國建國前後偷渡日本，後又曾執教台北。
周作人的懺悔
對於周作人在抗戰時期被稱為漢奸的事實，這個通曉東西文化的文學鬥士，這個行筆優美的散文大家為何會成為漢奸，的確應該是史學界和文學界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郭沫若為了呼籲周作人盡快南下，特寫了《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我自回國以來，所時時懷念著的，卻是北平苦雨齋中我們的知堂。……知堂若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換掉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假使得到他飛回南邊來，我想，再用不著他發表什麼言論，那行為對於橫暴的日本軍部，對於失掉人性的自由而舉國為軍備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無上的鎮靜劑吧……」
北京淪陷後，周作人出任了偽教育總署的督辦，原偽教育總署督辦。清末與鈕永建同被推為留日學生回國請願代表的湯爾和死後，該職出缺。當過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積極反共的繆斌想爭這個職位。當時的北平地下黨認為，教育總署督辦的職位由周作人出任，比繆斌來當要好得多。於是地下黨便搜集繆斌平時的反日言論，寫成材料設法送到日本佔領當局。免了繆斌的官，地下黨成功了，卻把這位優秀作家推進了「漢奸」的火坑，從周作人的反日言論來看，周並沒有甘心媚敵。
周作人和李大釗都是北大教授。在李大釗被殺後，周作人撰文，筆調沉重地稱李守常是「求仁得仁了」。周作人更出錢接濟李大釗遺屬。據北京大學錢理群著的《周作人傳》載：「周作人任教育督辦偽職期間，他曾多次從各方面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星華，並幫助星華與李大釗的幼子光華從北平轉往延安。他對李大釗的次女炎華及女婿侯輔庭也竭盡掩護之責。周作人與地下組織有過一些聯繫，大概也是事實。」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有著日本軍方背景的「座談會」，雖未講什麼話語，只是自稱「先期從事於東洋文學及日本文學系的工作」，但出席「座談會」本身，在輿論來看表明了他與日本軍方合作的姿態。這個消息一經傳出後，全國輿論大嘩，文化界人士紛紛通電譴責。
《抗戰文藝》發表了茅盾、郁達夫、老捨、馮乃超、胡風、張天翼、丁玲等18人寫就的《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之舉，實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敵之恨事，凡我文藝界人無一人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人不以此為恥」。
詩人艾青還以《懺悔吧！周作人》為題，寫了一首詩——「周作人/在祖國艱苦地戰鬥著的時候叛變了/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過來的路麼/你曾維護過德謨克拉西/你曾抨擊過北洋軍閥政府/你曾無畏地走在思想鬥爭的最前面/中國的青年/不曾忘記你的名字/懺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國的青年/要向你射擊……」
此時的周作人仍在觀望之中，可以理解為作為一代文人而恐顛沛流離之苦。後來在1939年元旦，周險些被刺殺而接受了日本方面的保護，之後的一系列做法，如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在北平偽中央廣播電台發表講話，趕往南京為汪精衛祝壽等行為都成為出任偽職的周作人甘當漢奸的史實罪證。然而在這些罪證之中，可能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事實和苦衷。
周作人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在民俗學研究、兒童文學與民間文學研究、希臘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周作人作為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散文家，最早在理論上從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藝性的敘事抒情散文，對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在創作實踐上，他從自己的個性出發，從英國隨筆、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養料，形成了獨特的成熟的藝術風格。他追求知識、哲理、趣味的統一；在娓娓絮語中，針砭時弊，縱談文史，描摹風物，探尋人情物理。
對於他的評價，站在不同的立場和角度論述著作有許多，但多是忽視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周本人的性格經歷的說法。我們不妨先瞭解中國學者的自身心理概況，並聯繫到他所處的歷史時期，再解讀周作人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