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黎的目的是為了讓曹錕當上總統。但為了欺騙輿論，他們對議員進行了賄買活動。因人而異，每張票給五千到一萬元不等，收買了五百餘人。輿論界嘩然，大罵這些議員為「豬仔」議員，而這些議員則「笑罵由君，收款在我」。用這種卑劣的手段，１０月１０日曹錕終於當上了總統。
最終曹錕用利誘的手段取得總統，和1913年袁世凱用威脅的手段，堪稱「異曲同工」。袁在選舉總統的一天，派出大批軍警並嗾使「公民團」包圍國會，非選出總統來，不許議員外出，曹也派出大批軍警對國會進行了「和平」包圍。之前投票選袁經過14小時，而這次投票也經過6小時。所不同的是，這次選舉備有午餐茶點，卻比選袁時忍饑挨餓的情形好得多。由於選舉進行得還算順利，吳景濂所佈置的夾底票匭和冒簽人數的一套把戲都沒有搬出來。以前袁世凱採取了先選後憲的辦法，這次曹錕卻採取了選憲同時並舉的辦法。
曹錕未做總統時，當然是個威風凜凜的人物，而跨入新華宮不久，就開始嘗到了以前歷屆總統所嘗到的各種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廢，軍餉無法應付，財政無從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統一全國，而且不能統一直系內部。他的號令莫說不能行之於奉、皖各系和西南軍閥所佔領的區域內，就是在直系範圍下的各省，也都有格格不入之勢。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看了這些情況，曾經意味深長地歎息著說：「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請他當總統」。曹自己也向手下人大發牢騷：「你們一定要捧我上台，卻是叫我來活受罪！」
有人統計，曹錕所用賄款共達1356萬餘元，其中補助各政黨黨費324.20萬元，特別票價141萬元，普通票價304.50萬元，憲法會議出席費57.20萬元，常會出席費20餘萬元，特別酬勞費32.40萬元，「冰敬」（夏季津貼），「炭敬」（冬季津貼）和夫馬費190餘萬元，招待所臨時費120餘萬元，秘密費70餘萬元。
全國紛紛議論，在曹錕自己所頒布的「憲法」上，並無巡閱使這一官職，而在一天之內發表三四個巡閱使，顯然是一種違反憲法的行為。上將軍以前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人，而在一天之內發表6個上將軍，於是上將軍也成為「關內侯、濫羊頭」了。
曹錕這個中國政壇上著名的「閃客」以賄選手段當上了總統。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失敗，曹錕被軟禁。馮玉祥軍將領不滿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與奉系勾結，發動驅段兵變，將曹錕釋放，歷史上最為荒誕的一場賄選鬧劇就此結束。而曹錕自己為了過把總統癮，不惜大把花銀子賄賂選舉者，留下了「賄選總統」的惡名醜事。
蓋棺未定論
吳佩孚是一個蓋棺沒有定論的人物，有資料證明，吳佩孚雖然是個雙手沾滿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鮮血的大軍閥，但在他的一生中，也還有些值得稱道的難能可貴之處。吳佩孚第一次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是1917年張勳復辟時。他和馮玉祥帶兵殺入紫禁城。各位看官，且莫小看了這一細節。在之後的歷史走向中，馮玉祥一直是吳佩孚的左右手。每次吳佩孚作戰，總是讓馮玉祥擔當他的側翼。吳也待馮象兄弟一樣，倚為心臟邊的長城。
吳佩孚為人的信條是：「不貪財，不好色，不納妾，不嫖娼。」大量史實證明，吳佩孚是言行一致的。以女色為例，當時似他一樣的權貴人物，袁世凱也好，曹錕也好，張作霖也好，一個個都是三妻四妾。而吳佩孚，卻從始至終，只有一個結髮的老妻張佩蘭相伴，從不拈花惹草。據傳，有位叫露娜的德國女郎慕吳佩孚之名，不遠千里跑到中國來追求他，他卻以「老妻尚在」為由，斷然拒絕了這樁婚事。像這樣的人物，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能夠做到這些，應當說是難能可貴的。不過，也有傳說，吳佩孚也不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他在北京寓居期間，就曾被一個日本女特務勾引得神魂顛倒。但不管怎麼說，吳佩孚一生中只有張佩蘭一個老婆，這卻是事實。
吳佩孚第二次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是段祺瑞第二次南征時期。當時吳佩孚帶領陸軍第三師，勢如破竹，幾戰就把革命黨人譚延闓逐出了長沙城，一直打到了衡陽。可是當時北洋軍內部黨爭實在厲害。省督一職，反被皖系段祺瑞的親信張敬堯得到。
吳佩孚在衡陽待了三年，老虎入閘，無所事事。這三年中，卻為他賺了極其良好的聲譽。他天天通電號召和平，又率先提出了四不主義。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1920年，張敬堯在湖南刮地皮，刮得地深三尺。而皖系成立「安福會」，壟斷了幾乎所有內閣實缺，政府肥差。吳發起了狠，不聽老段調令，直接帶兵撤出湖南，一直走到了洛陽。吳孤身前往保定，和曹錕密商大計。
曹錕沒有主見，招集各處直系將領，合兵一處，討伐皖系。這是對中央政府的一次考驗，當時的徐世昌想去調停，但此人並不把他放在眼裡。曹、段拂袖而去。
按理說，皖系久居中央，控制中樞時日久了。吳佩孚只不過湖南回來一個小閥，兵械倦怠，那是不能和安福會比了。可實際，皖系卻吃了一個大虧。當時的皖系主力，全部由徐樹錚帶領，在外蒙平息了叛亂。聽說湖南兵變，急急忙忙地趕回來。千里奔波，再加上段祺瑞心存驕傲，頓時吃了大虧。
第一次直皖戰爭，只打了四天。吳佩孚出盡了風頭。又是埋伏，又是齊射，又是飛射，又是燒糧。徐樹錚大敗，皖系從此退出歷史舞台。
直皖戰爭，意義十分重大。吳佩孚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小官，自此踏入了上洛之路。
吳佩孚七月入駐洛陽後佔了湖北，而且一口氣打下了湘北重鎮岳陽。四川方面，川軍一直攻破宜昌。吳不及休整，親自帶兵直赴戰場。但懋辛、藍文蔚聽著就怕了。打了幾仗，丟了就跑。於是吳佩孚完全控制三峽。鄂王一戰，吳佩孚定下了武力統一天下的雄心。
他在第二次直奉大戰中失敗以後，在情況十分危急時，有人勸他躲進外國租界地暫避一時，或者是取得洋人支持出國，以求東山再起。但吳佩孚都堅決拒絕了。在他忍辱負重逃到四川奉節白帝城以後，日本人又派特使找到他，答應給他財力和武力的大力支持，幫助他報仇雪恥，恢復霸業。但是，吳佩孚卻不為所動，他對日本人的回答是：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用不著外人插手。
當時共產黨重要人物董必武的一番評價，足以代表共產黨人對吳佩孚的基本看法。董必武說：「吳佩孚雖然也是個軍閥，但他有兩點卻和其他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關、岳，他失敗時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他統治過幾省地盤，帶領過幾十萬軍隊，他沒有私人積蓄，也沒有田產，有清廉名。」
血灑執政府
民國史上出現最多的兩個詞就是：戰事和慘案。
而北洋時期中的慘案最為人們所熟知，並且經常提到的就是三·一八慘案。魯迅《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就是對當時死難青年的沉痛哀悼與對凶殘當局的強烈抨擊。針對政府欲掩蓋事情真相的流言，魯迅一針見血的指出：墨寫的謊說，決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則乾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頓足長歎：「一世清名，毀於一旦！」並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下令嚴懲兇手。之後，為表示對這場殺戮的懺悔，他宣佈終身食素，此後不吃葷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慘案究竟是誰下令開的槍，雖大多指認是段祺瑞，但沒有實證，還有其他說法，按傅斯年的說法是鹿鍾麟，有人指出是總理賈德耀，還有人說是當場指揮官傳令失誤。
不管怎麼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典守者難辭其咎。始作俑者自然是段祺瑞。
雖然段祺瑞在長跪不起，嚴懲兇手，但是，輿論並沒有因為他們這些做法而對他們稍有寬恕。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等著名知識分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紀念劉和珍君》在內的七篇檄文。著名報刊《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此時中國知識界和媒體異口同聲的要「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
在慘案發生之前，段祺瑞在國民心目中印象頗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的「六不總理」名聞於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張勳復辟的「三造共和」之功。
慘案發生之時，是段政府處於「非常時期」。段政府既有內憂——頒布法令、人事任免均受到奉、馮兩派的掣肘的內憂，又有外患——大沽口炮擊事件。按邏輯分析，段祺瑞確實沒有沒有心力殺害和平情願的學生，但是慘案已然發生，段必須承擔一切後果。何況，在此之前殺害革命元勳張振武，廢除《臨時約法》等作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裡。雖有「三造共和」之功，卻無共和之意，究其根源，無非以共和來滿足自己的權力慾望而已。
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鹿鍾麟。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學生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機構。曾被譏為「花瓶」的國會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在屠殺發生後不到1個月，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就在遍佈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倒台——執政府的國務院總理辭職。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持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政治混亂頗受詬病。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魯迅先生又以極大的悲憤寫下了《紀念劉和珍君》、《可慘與可笑》等文章，稱頌中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臨難竟能如此從容」、「在彈雨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稱劉和珍等烈士是「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猛士，是「為中國而死的中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