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東方學系畢業生中，也有部級幹部，如外交部部長唐家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李成仁，少將一級的駐外武官也有一些。
這些外交官和其他行政官員，雖然不一定都是季羨林的及門弟子或嫡系親炙弟子，但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季羨林連續的教育生命的一部分，是其自然延伸。
2．博士、碩士研究生
在季羨林的親炙弟子中，成名的已不在少數。蔣忠新、黃寶生、郭良鋆、王邦維、段晴、任遠、王文宏、錢文忠，……日本的辛島靜志（SeishiKarashima）也是出自他名下的博士。
他叫蔣忠新，原籍江蘇武進，1942年生於上海，從1960年進北大東方學系開始學習梵文，便成為季羨林的弟子，他英年早逝，但一生的生活道路幾乎都與季羨林有關。季羨林以各種方式從各個方面給了他多得說不完的、令他無法回報的師恩，是他真正的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恩師。
蔣忠新在上學期間，便感到季羨林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絲毫沒有教授架子。1965年畢業以後，他留校工作，在他參加《大唐西域記》校注工作的全過程中，在翻譯《摩奴法論》、研究貝葉經的過程中，都得到季羨林具體而細微的指導。季羨林扶持、提攜中青年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為他們作序、寫推薦書、鑒定，尤其對青年人幾乎是有求必應。他勤奮的治學精神，嚴謹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無時無刻不在鼓舞著弟子們。
蔣忠新，生前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工作，研究員，是該所的業務骨幹。當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時，季羨林住在301醫院，他幾乎失聲痛苦。
他叫黃寶生，上海人，1942年7月生，他1960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到中文系報到，被告知調入東語系。在東語系的迎新大會上，系主任季羨林希望在中學學過英語的同學選擇梵文、巴利文專業，他受命運安排，成為梵文、巴利文專業的學生。
在跟隨季羨林學梵文、巴利文的五年中，深受季羨林一絲不苟作風的影響。梵語歷史悠久，有豐富的語彙和複雜的語法，每個名詞多達八個格，三個數，二十四種語尾變化，每個動詞也按各種時態和語態，變化繁多。季羨林任課時，始終要求學生認準每個名詞和動詞的變化形態，最忌諱和反對瞎蒙瞎猜。學生們從老師這裡受到了嚴格的語言訓練，深知讀解一首古典梵文詩，猶如組裝一架機器，大部件、小零件全都要安裝準確，整個機器才會運轉起來；又像拼板遊戲，每塊拼板放對了位置，才會形成美麗的圖形。這樣嚴格的語言訓練，使黃寶生和其他同學養成了認真細緻的閱讀習慣，讓他們終生受益。
黃寶生得到季羨林具體的指導，如安排選讀梵語文學作品、史詩、往世書、故事文學、古典梵語敘事詩和戲劇，以及梵語佛經《金光明經》、《佛所行贊》、《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事》等等。所開巴利文課，直接採用英文文本的巴利文文法講義；並選讀巴利文佛典《本生經》和《法句經》等，還結合梵文巴利文教學，向學生們介紹印度古代文化知識以及各門學科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黃寶生、郭良鋆夫婦和他的同學太幸運了，他們能登堂入室，經常拜訪季羨林。他們理解季羨林多讀書、擴大知識面的深意。他們知道自己的老師，或者通讀《太平廣記》，或者通讀《魯迅全集》，對於名篇名作，多能背誦，因此他們也開卷有益，廣泛接觸中外各種名著，擴大了自己的知識面。
黃寶生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
他叫王邦維，四川重慶人，1950年9月生。他於1979年考入東語系研究生，成為季羨林名下四個梵文巴利文研究生之一。王邦維聽季羨林講過兩個故事：
一位德國很有名的醫學教授，向以嚴格著稱。一次考試，他進了教室，拿出一樣東西，放在桌子上，然後向學生發問：「這是什麼？」學生看在眼裡，覺得桌子上的東西是豬肝，但轉念又想：「教授的考試，怎麼可能會這樣簡單呢？」學生不知所措，雖然覺得真像是豬肝，但始終不敢說是豬肝。到了最後，也沒能回答教授的問題。這時教授只好宣佈：「這是豬肝。」學生此時似乎才明白了一點什麼。教授問學生：「你大概已經認出這是豬肝，可是為什麼不敢回答呢？看見是什麼，就答是什麼，這就是科學。事情不就是這樣簡單嗎？」
季羨林通過這個故事，告誡學生，一定要發揚並堅持實事求是的嚴格精神。另一個故事是：
一次考試，也是這位教授，問學生一個問題：「你看我這衣服，是什麼顏色？」學生有些猶豫。教授穿的是一件很舊，發黑的衣服。學生端詳了一陣，回答說：「教授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但現在已經變成了黑色。」教授聽了，大加讚賞，說這位學生回答得準確而全面。原來這位教授平時不注重穿著，他的衣服，已經穿了些年頭，舊而且髒，顏色已經變了，顯得發黑。[王邦維：《傳道·受業·解惑》，《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205—206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學生們從這些看來卑之無甚高論的故事中，得到啟迪，受到感染。
王邦維和他的研究生同學在作畢業論文時，選什麼作論文題目，季羨林從來都是讓他們自己考慮。學生們提出了一個選題，季羨林並不先說行還是不行，只是問他們為什麼要選這樣的題目，如果真要做，打算怎麼做。結果學生的想法往往被否定，只得再動腦筋，再提出想法。新想法也可能再被否定，在反覆的被否定中間，學生們終於變得比較明白起來，題目也確定了。
王邦維在確定論文題目之後，其中有一項任務，是對一些古代刻本作校勘。其中的一種是藏在北京圖書館的《趙城金藏》，是稀世文物。耿引曾教授為他與北圖聯繫，結果不允許研究生去查閱，但說允許季羨林這樣的學者看。這是在1981年，季羨林既是北大副校長，又是南亞研究所所長，還有其他兼職，工作極其繁忙，他知道這件事後，一點都沒猶豫，就說：那我們找個時間一起去吧。
於是安排了一天，先生為此專門與我一起去了北圖。以下的一切都很順利。卷子從書庫調出來，我立刻開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邊，看著我作記錄。過了一陣，先生拿出早準備好的一摞《羅摩衍那》的清樣，讀自己的清樣。就這樣，整整半天的時間，先生一直陪著我，直到我校完錄完卷子。[王邦維：《傳遭·受業·解惑》，《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207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後來，王邦維又讀季羨林名下的博士生。
當時，季羨林主持著一個不定期的「西域研究讀書班」。
中國古代典籍中的西域，指稱的範圍從小到大，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亞各國、印度乃至伊朗、西亞和歐洲，中心區域是中亞。西域是許多學科的學者都關心的焦點。20世紀80年代初，季羨林把一些研究工作與西域有關的學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地聚會。有話題即談，無話則不聚。
每次聚會，季羨林必到，而且常是提前到場。每個人的發言，他都認真聽，有時也提出疑問。有一次，是博士生王邦維講博士論文題目，講印度佛教的部派問題，季羨林就提出許多質詢性的意見。
對畢業論文，季羨林要求博士生特別要注意學術規範問題。他告訴學生們：按照德國大學的制度，一篇博士論文在答辯前一個小時，看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發表了同樣的觀點，此文即告作廢，一點都不含糊。季羨林要求學生嚴謹精細，連引文也不能有絲毫馬虎。他告訴學生德國人做學問的徹底性是尤其值得學習的。
德國學者無論研究什麼問題，首先就是努力掌握與這個題目有關的文獻，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國的和外國的。德國學者都廣通聲氣，同世界各國的同行幾乎都有聯繫，因此，全世界研究動態，他們基本上都能掌握。對自己要研究的問題的各種學說，都有成竹在心。在這個基礎上，或者與此同時就大量搜集資料，不厭其詳，不懼其遠，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這兩件工作做完以後，才努力分析資料，然後作出恰如其分的結論。[《季羨林序跋選》第6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學生們從季羨林這裡得知，德國學者嚴謹到要求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不僅要求引文註明頁數，而且要註明行數。
這些教導，使學生從一開始作論文，就努力遵循從內容到形式的學術規範，有時為了核對一個頁碼，要去圖書館查閱剛剛還掉的書。[榮新江：《季羨林先生領導的「西域研究讀書班」側記》，《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244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王邦維從1979年到現在，一直在季羨林身邊學習和工作，年紀輕輕，曾經是北京大學東方學系教授，兼任東方學系副主任，現在是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院長、東方文學研究中心主任。
他叫錢文忠，江蘇無錫人，1966年生。他從1984年入北大東語系，1989年畢業後，又師從季羨林讀碩士學位，1992年畢業。他是季羨林的弟子中惟一一個學士論文、碩士論文都由季羨林指導的，這自然是他的榮耀。
在八年求學期間，錢文忠1987—1988年曾在德國漢堡大學印度與西藏文化歷史學院留學，其餘七年均追隨季先生左右，更能貼近季羨林的日常生活，有機會看到季羨林作為人師卻又鮮為人知的一面。下面是錢文忠的一次經歷：
1990年1月31日，先生命我隨侍前往燕南園向馮友蘭、朱光潛、陳岱孫三老賀年。路上結著薄冰，天氣極為寒冷，也已是八十高齡的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靜而深情的語調，贊說著三位老先生的為人治學。先到朱先生處，只有朱夫人奚先生在家，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再到馮先生三松堂，只有宗璞和蔡仲德先生在家，……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最後到陳先生處，陳先生倒是在家，見先生來訪，頗為驚喜，先生仍是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其時兩卷本《陳岱孫文集》正好出版，陳先生從內室取出書，題籤，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把書送給先生，先生也是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接過，連聲說：「謝謝，謝謝。」冬天柔和的陽光，照著兩位先生的白髮。[錢文忠：《經師人師的風範》，《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273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錢文忠記得，一次他陪季羨林散步到辦公樓前，恰逢裘錫圭先生低著頭走在前面，大概是在思考問題。季羨林低聲對他說：「你知道嗎？裘先生，古文字專家，專家。」說話時翹起大拇指，微微晃動。
錢文忠記得，一次一個學者評職稱，請季羨林和蔣紹愚寫評審意見，表格先送到季羨林處，季羨林寫好、封好，讓錢文忠送交蔣紹愚。蔣紹愚拆開後，愕然說道：「這可怎麼辦，季先生怎麼這麼寫？」原來季羨林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了專家推薦欄的底下一格，逼得蔣紹愚只能把自己的意見簽在上面了。
錢文忠還記得，一天傍晚，他去季羨林家，老師從書房拿出一封信，對他說：「你知道上海有位徐文堪先生嗎？他給我寄了一些有關吐火羅研究的資料，有些我沒有見過，真是難得。你回上海，替我看看徐先生。」[錢文忠：《經師人師的風範》，《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273—274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錢文忠現在已經是聞名全國的教授，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多次講座的演講者，有眾多的粉絲了。
學生們從季羨林這裡感受到的，是大海般寬廣的胸懷，泰山般的崇高境界。
3．進修生和外國博士
她叫王文宏，是遼寧人，生於1956年1月。她已經被延邊大學中文系聘為副教授了，但一直想圓到季羨林身邊進修禪學與美學的夢。她終於在1995年秋天，來到了北大東語系，從季羨林進修。
王文宏的丈夫叫賈銳，是延邊大學出版社社長，學中文出身，季羨林對他的印象很好，認為他剛強，正直，幹練，是一個決不會阿諛奉承的硬漢子。而她與丈夫迥乎不同，多愁，善感，溫柔，純樸，感情充沛，季羨林認為她感情超過了需要。她不相信天底下還有壞人，而自己是個才女，寫詩，寫小說，研究美學、文藝理論和禪學，在延邊地區頗有名氣，是一個極有前途的女學者。1986年，通過北大中文系教授劉烜介紹，她認識了季羨林。1995年，以訪問學者身份重返北大，投到季羨林門下。
季羨林向來認為，自己對美學和禪學，雖然也看過一些書，並且有些想法和看法，寫成了文章，但自認實際上是「野狐談禪」，成不了正道的。所以蒙她不棄，從自己受學，使得他經常觳觫不安，如芒刺在背。他甚至覺得，也許是自己那一些內行人決不會說的石破天驚的「奇談怪論」，使她有了點興趣？可是就連這一點，他也是沒有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