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樣的日子裡，人人提心吊膽。
據馮友蘭先生說，武鬥是相當嚴重的。
兩派互不相讓，派性越來越強，發展到武鬥。我的院子裡兩扇大門也被拆走修築工事去了。我的房子的背後有一座學生宿舍樓，不知是哪一派在樓頂上佈置了陣地，居高臨下，往下面打彈弓。我沒有看見彈弓的樣子，據我猜想，大概是像我在意大利看見的那樣的打石炮彈的弩弓，不過子彈比較小，只有胡桃那麼大。這個陣地上的人，見有來往的人，就往下打彈子，往往有彈子落在我這院子裡，有時打在玻璃上，把玻璃打得粉碎。若是打在人頭上，傷勢也不會輕了。我們這所房子住的幾家，都在院子裡做飯，做飯的時候都是提心吊膽的。
……
在兩派對立、武鬥的局面下，在北大的人，無論是有問題的，還是沒有問題的，每天都好像是處在戰鬥之中。每天所聽到的，都是兩派互相叫罵的聲音，從高音喇叭裡喊出來，還有彈弓的聲音參（摻）雜其間。[《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169—170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為了制止派性的日益發展和武鬥的不斷升級，毛澤東發出指示，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高等院校，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領導那裡的斗批改。
這時，分裂的北大總算又統一起來，不過，老教授們的災難並沒有結束。
3．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
浩浩蕩蕩的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了北京各高等院校。先是1968年7月27日進駐清華大學，後是北京大學也有了「駐校」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是1968年8月19日的事。
老教授們盼望著工宣隊、軍宣隊會給他們帶來好消息，但他們錯了，他們沒盼來好消息，而是被投進新的災難之中。
聽說工宣隊、軍宣隊要進駐北大，分裂已久的北大覺得有了指望，在1968年8月19日宣傳隊進校的那一天，師生們迎候歡迎，等到深夜。終於等到一個工廠的宣傳隊，師生們列隊歡迎他們進了校，接著開會，師生們表示歡迎，老教授也表示歡迎。工宣隊的隊員馬上板起臉孔，訓斥說：你們資產階級教授，沒有發言權。後來，工宣隊天天開會，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老教授們不敢再說話。這又惹怒了他們，問老教授們：你們資產階級教授們為什麼不發言呀？老教授們被搞得不知如何是好，說了不行，不說也不行，簡直是無所措手足。[《張岱年自傳》第59頁，巴蜀書社1993年。]
季羨林被從牛棚放出來之後，有一段時間成了地地道道的「中間人物」，他掃過廁所，掏過大糞，看過電話，當過門房，生活介於人與非人之間，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黨員與非黨員之間，人民與非人民之間。
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中間人物」，這樣的人物我還沒有在任何文學作品中讀到過（印度神話中的陀哩商古也只能算是有近似之處），他是我們「史無前例」的什麼「革命」製造成的，是我們的「發明創造」，對我們偉大的民族來說，是並不光彩的。這種滋味沒有親身嘗過的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的。[《寫作〈春歸燕園〉的前前後後》，《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72—173頁，延邊大學出版杜1996年。]
而宣傳隊進校以後，季羨林「中間人物」的狀況是否改變了呢？
是改變了，不過不是向好的方面改變，而是向壞的方面改變了。這要源於宣傳隊在清華大學炮製出來的經驗。
清華大學是最先派駐宣傳隊的高校，宣傳隊全稱是首都工人、解放軍駐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名為宣傳隊，實為黨政大權集於一身，而且集於一人，就是中共中央警衛部隊八三四一的宣傳科副科長遲群。在進校後，宣傳隊據說經過半年的鬥爭和實踐，寫出了一份《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報告，經毛澤東批示後，照發全國。該報告點了「建築學反動權威」梁思成、「機械學反動權威」劉仙洲、「力學反動權威」錢偉長的名，且讓他們做反面教員，還點了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抵制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汪家鼎、李卓寶等人。報告捏造事實，說基礎課教師趙靜安痛哭流涕地檢查自己嚮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而且深有感觸地說：「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了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拯救了我，工人師傅教育了我，我要老老實實地接受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做一個工農兵歡迎的知識分子。」
當時，清華大學是毛澤東親自抓的典型，即所謂「六廠一校」之一。六廠是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三廠、南口機車車輛廠、二七機車車輛廠、北郊木材廠。清華大學和六廠的經驗帶有指導性。這個極左的經驗，傳達到北大之後，在北大引起了極大的混亂。
宣傳隊進駐北大後，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立即造成全校性的「紅色恐怖」。為了「清理階級隊伍」，全校抓了近千個「專案」，將重點人物全部隔離審查。東語系也有幾十人被立了專案，馬堅先生、陳信德先生都是「重點人物」。
馬堅先生被懷疑為「反革命組織伊瑪尼黨」的後台。本系子虛烏有，馬堅先生自然拒不承認，阿拉伯語教研室的人也沒有相信他會加入在東北一個偏遠地區的「伊瑪尼黨」，更不相信他會成為這個在解放初已被取締了的宗教組織的後台，阿語教研室便被宣傳隊扣上「右傾」帽子。宣傳隊又組織其他專業師生對馬堅先生「攻心」，結果仍是「久攻不克」。在將近兩年的「攻心」戰中，馬堅先生遭受多少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宣傳隊在全校範圍內對重點人物進行「逼、供、信」，使老教授們膽戰心驚，原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因不堪忍受，和夫人雙雙吞食大量安眠藥片自殺而死，據說他的衣兜裡裝了兩張紙條，一張上寫著，我沒有問題；另一張上寫著，我擁護毛主席。
在宣傳隊的「紅色恐怖」之下，揪斗嚴厲，教職員中自殺者多人，幾乎每隔幾天，就有某人自殺的消息傳出。
後來，北京大學也成為毛澤東親自抓的典型，從此北大成為「六廠二校」之一。到1969年8月15日，全校召開寬嚴大會，宣傳隊成員在大會上宣讀了《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把清隊工作進行到底》的落實政策宣傳提綱，在大會上東語系日語專家陳信德先生被當成抗拒從嚴的典型，以「日本特務」和「現行反革命」的雙重身份被公安局逮捕，住進了監獄。
這次寬嚴大會之後不久，宣傳隊執行上邊「疏散」的指示，大批教職工被「疏散」到江西鄱陽湖鯉魚洲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北大許多知名教授如張岱年先生、馮定先生、王憲鈞先生、劉麟瑞先生等都去了鯉魚洲，在那裡住草棚，干運石子、編草簾、插稻秧等體力活。有的老教授在那裡得了血吸蟲病，而且後來死於這種病。
工、軍宣隊，在北大和清華仍然是在錯誤思想的指導下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4．成為「資產階級權威」的典型
季羨林曾自信自己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因為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所以在聶元梓掌權時，是他自己跳出來，一跳跳進了「牛棚」。
宣傳隊進校以後，季羨林沒有跳，但他自己知道，照樣饒不了他。
他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權威」，實際上是和梁思成、劉仙洲、錢偉長同等類型的「反動權威」。
既然是反動權威，那就必然要遭到嚴厲的批判和工農兵給予的「再教育」。
東語系批判季羨林到什麼程度，可以從他的一個「大弟子」的一篇批判文章略見一斑，這篇批判文章被選在工人、解放軍駐北京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革命大批判組編印於1969年11月的《革命大批判文選》第二集中。用不著追究這個大弟子是誰，因為這是時代的產物，沒有必要把罪責全部推到他一個人身上。
下面是這篇題為《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不做資產階級「權威」的大弟子》一文中的主要段落：
到北大以後，我要求入黨。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求我們做張思德、白求恩式的黨員，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而劉少奇卻要我們做他的「業務黨」黨員，就是所謂的「紅色專家」。……說什麼「我們的黨員、團員……凡是有條件的，都應當努力使自己成為『又紅又專』的紅色專家。」劉少奇所說的「紅色專家」就是×××這樣掛著共產黨員招牌的資產階級「權威」。陸平吹捧這些人「已經基本上又紅又專了」，「已經掛上了社會主義的火車頭」。東語系舊總支把他拉進總支委員會。這就是他們「業務黨」的標準黨員，是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精神貴族。他們就是讓我做這樣的黨員。由於「私」字作怪，我就把×××當做又紅又專的榜樣，努力做一個這樣的「紅色專家」。
……舊總支的負責人也跟著喊「黨員的業務趕不上需要」。他們發展新黨員就是只要業務好的。「業務黨」的標準黨員、資產階級「權威」更是言傳身教，說什麼：「你們的知識面太窄，要多讀書。」無恥吹噓自己成名成家的「經驗」，說什麼一個單詞就可以寫一篇論文，用資產階級的成名成家這個毒餌，引導我們脫離無產階級政治。毛主席教導我們：「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我那時就像丟了魂一樣，每天鑽圖書館，抱著梵文大字典死「啃」，甚至走在路上也背單詞。我忘記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想的是通過刻苦讀書，學一門專業知識，既有了成名成家的資本，又創造了入黨的條件，一心想走×××的路。資產階級「權威」對我說：「你學得很穩。」我把毒藥當蜜糖，感到莫大安慰，心想這條路越走越穩了。……
經過幾年的「修養」，真是越「養」越「修」，我越來越適合修正主義路線的需要了。畢業前我入了黨，畢業後被資產階級「權威」選中，把我留校當做接班人培養，成了他的「大弟子」。
……
我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沒有以接班人的五個條件要求自己，而是「受寵若驚」，洋洋得意，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認為「理想」已實現了一半，這一輩子「紅色專家」當定了，一心想在資產階級「權威」培養下更快提高業務水平，將來出幾本書，什麼名呀，利呀，地位呀，都來了。我被修正主義迷魂湯灌醉了，離毛主席革命路線越來越遠，在「和平演變」的修正主義道路上越滑越遠。我戴上了手錶，穿上了呢制服，忘記了勞動人民，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失掉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靈魂。
……
作為人世間最珍貴的感情之一，師生之情被嚴重褻瀆了，辛勤培養和苦心教育，換來的是離經叛道，這對於辛勤的園丁來說，意味著什麼，對於內心世界的摧殘會如何，局外人是絕對無法理解的。
連自己花費那麼多心血培養出來的弟子都背叛自己，出來揭發自己的「罪行」，不屬於自己門下弟子的其他人，對季羨林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這篇批判文章印出後，雖然把季羨林三字用×××來代替，但是東語系的人都知道×××就是季羨林。
所以，這時的季羨林，真正是一個「不可接觸者」。
沒有以前的會議，沒有以前的發言。沒有人敢來找我，很少人有勇氣同我談上幾句話。一兩年內，沒收到一封信。我服從任何人的調遣與指揮。只敢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八十述懷》，《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236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不可接觸者」是印度字「阿丘特」的意譯。在英國統治時期，這類人算作「表列種姓」，是古代印度社會遺留的產物。晉朝法顯去印度時看見的就是不可接觸者，他們上街要敲木頭，以便讓別人迴避不碰見他們，因為他們社會地位極為低下，所以經常要遭人訓斥。在現代印度，在大都市裡也仍能見到「阿丘特」，比方說，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個老人，異常瘦弱，頭上的短髮全白了，胸口凹進去，手臂和腿上好像根本就沒有肌肉，完全是皮包著骨頭。全身只在下身腰部和兩腿之間，纏著一塊不白的白布，其餘都光著。這樣的人，地位之低是可想而知的，在英國人統治時期會有什麼樣的待遇也可想而知了。聖雄甘地把他們叫做「哈利真」，意為「神之子」，才給他們平了反。[金克木：《檻外人語》第184—185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5．西府海棠含冤、古籐蘿遭殃
季羨林終於又像「鳳凰涅槃」一般，活了下來。遺憾的是，燕園中許多美好的東西都遭到了破壞。